我们从“学问”着手，探讨曾国藩士大夫之学的“学问世界”的形成，分析曾氏如何看待学问的内在秩序，学问本质何以转化为学术的功能，分析这一“学问世界”对曾国藩的事功实践和人生境界的作用。

　　　　　　　　　　　　　　　　　　　　　　　　一

曾国藩(1811一1872)生资不甚敏异，又非“诗礼世家”，其父亲43岁才考取县学秀才，祖父爱好读书人，未获取科名(《诗文•杂著》, P359- 360)。当时湖南考据之学不发达，而经世之学却颇为兴盛。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地域学术背景对曾国藩的学术和事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曾国藩接近中年才步入翰林，其时学术造诣相当浅陋。不过，曾国藩对自己的不足很有自知之明，肯于虚心学习，这两点是其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他很快就步进当时学术中心——最早进入他视野的是理学——这得力于师友的夹持之功。由于中年以前根柢不厚，使得他不可能走上专家一途;由于他有很强的经世理念，使得他对于一切学问皆以“经世”为旨趣，而不滞于“学”本身。曾国藩《致诸弟书》云：

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　　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而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易者也。 (《家书》,P56)

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三(1843)年间，曾国藩主要以理学为主，不旁涉考证。理学方面受唐鉴影响最深。曾国藩《日记》“道光廿一年七月十四日”条记载:

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要。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一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日记》P92)

曾国藩日后在学问和人生上的建树，基本上都可从这段话得到说明。确实，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二十三年(1843)之间，曾国藩精神气质变化最大，有如脱胎换骨。稍要厘清的是，曾国藩虽然尊敬他的同乡理学名臣唐鉴，但却不盲从，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在，自不同于唐鉴致力于道学统系的传承、进而建立程朱以降的道统。而曾国藩据艺明道、“诗文之业可因以进德”(《日记》，P125)。显然，这一认识在唐鉴的意料之外。同是注重修为之功，倭仁能做到清静无欲，而曾国藩却很难，他在《日记》中经常反省自己的各种习性和弊端，即是证明。这表明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中人。于前者，他无意于盗“理学家”之名以欺世，对于“道”的理解，他落实在“勤”和“谦”二字，并无甚高深的讲章和义理。于后者，曾国藩一直强调学以经世，即以当下之“事”为出发点，“理”不离“事”，“理”在“事”中。这使得他义理之学一直处于动的状态之中，一直与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义理’在他那里主要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修身律己，即以‘主敬’、‘格物’、‘诚意’等德目来检查自己日常行为中的动机。一是指读书时要集中力量抓住书中(无论是经、史、子、集)的大道理，并且以书中道理和自己的切身经验互相印证。基本上这是从朱子‘读书法’中提炼出来的。总之，他重视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P310)唯如此，曾国藩才可能开出日后辉煌的德业、事功和文章来。

曾国藩居翰林院前几年的交游主要是唐鉴、邵懿辰、倭仁这样的京师理学家，据此逻辑，他是不会涉猎考证学的樊篱，即是他说的“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为什么后来考据之学又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之中，成为其学问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呢?事实上，曾国藩富有独创性的古文见解就是参证考据之学而取得的。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表示对高邮二王和秦蕙田三礼之学的倾佩之情，感慨无暇从事汉学著述。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对曾氏学术广取考据这一现象有所说明，是书“道光二十六年”记载:

夏秋之交，公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所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汉阳刘公传莹精考据之学，好为深沉之思，与公尤莫逆，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刘公谓近代儒者崇尚考据，敝精神费日力而无当于身心，恒以详说反约之旨交相勖勉。 (PP 10- 11)

由此可断定，曾国藩对考据之学产生兴趣当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前后，而且是受其友汉阳刘传莹的影响。自此以往，其《日记》中多次记载阅读清代考据学家的著作。曾国藩于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一信中说道:

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 (《家书》),P477)

这是他学问成熟时的见解。这时曾国藩不但勤于阅读清代考据学的著述，而且论学方式上也觭重在考证方面。他自驻军建昌之后，日诵古文，自得于汉魏古文者，不仅音节响亮，而且字精义确。他多次慨叹后世为文者不窥其秘，并以此自负。这说明精于考据之学的确利于深入探讨古文。晚年他研究礼经也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可以同治五年(1866)九月的《日记》为证:

阅《仪礼•士丧礼》，以张稷若句读、张皋文图为主，而参看徐健庵、江慎修、秦味经诸书。(《日记》，P 1304)

阅《读礼通考》《疾病》、《正终》二卷及《始死》、《开元》、《政和》、《二礼》、《家礼》等，考证异同。(《日记》，P 1305)

从同时的湘籍士人郭嵩焘、刘蓉、孙鼎臣、欧阳兆熊的学术路向来看，他们很少有曾国藩的考据经历，而且转变如此之快。最早进入曾国藩学术视野的是义理之学，其周围师友又多习义理，他为何对考据之学感兴趣?而其为学主张经世，由经世言之，汉学考据也很难开出经世事功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翰林院十年是曾国藩学术上用力猛进时期。刚入翰林院，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并不想过早外放做官，而是潜心学业。清代中叶以来，汉学考证一直是学术中心，即使在道咸之际，经世致用学风兴起之后，汉学权威地位也并未式微。从曾国藩个性和期待来看，他不会放弃对于汉学的认同，甚而力图要尽快地进入学术“主流话语”。曾国藩志在经世，为学之旨在铸就人才，革新学风，开一代士风。这十年，曾国藩给我们的印象是，一面狂傲不羁，一面虚心学习，在事理上决定着他前进的方向是开放性的，不立门户。即使没有刘传莹对他的影响，按照他对学问秩序的设定同样不会排斥考据。

以梅曾亮为中心讲述桐城馀绪的古文家，他们排斥考据之学，自然不可能得到考据学的精义。他们解读古文的方法是在义法、意脉方面，很少从小学训诂上来解读，而后者恰恰为曾国藩所擅长。曾氏认为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而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韩愈这五家，精于小学，不妄下一字。若能“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 (《家书》), P947)，那将能突破有清一代为文章者不能为考证、为考证者不能文章的创作上二难局面，进而能雄跨宋明，而直追汉唐。“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是曾国藩古文努力的方向，这一认识是建立在他的小学根柢之上的。同时，他诵读古文，在古文中体会到字的雅驯和精确，这又是辞章对于小学的补充。

大凡言考据者多以文字声韵为先，以名物训诂为本。曾国藩认为“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以为“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诗文》P250)。表明曾国藩取舍考证的标准仍是“实事求是”四字，曾国藩以不懂音律、天文、历法而遗恨，同样说明其看待学问的出发点乃是在“实事求是”上面。

　　　　　　　　　　　　　　　　　　　　　　　　二

曾国藩认为“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学，学礼焉而已”(《诗文》，P256 )，这是他道光二十八年( 1848)的见解。这一核心见解基本贯穿在他以学术经世的思想中，而又以曾氏对社会对学术的整体判断为前提。曾国藩宗奉秦蕙田《五礼通考》是出于秦氏之书能综括天下之事;肯定刘传莹的学问，与刘传莹所认为的“君子之学，务本焉而已”，“自今以往，可一切罢弃，各敦内行。没齿无闻，而誓不复悔”的学术立场和性命修养有关 (《诗文》，P211),“礼”落实在“事”上面，即属于“格物”的范畴。这样，历朝典制政书文献被纳诸礼学之中，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取杜、马、顾、秦四人，盖以此也。要清楚古代政治礼制的沿革情况，藉此政治礼制来反思当下社会问题，建立一套良好的政治伦理秩序，这是曾国藩政治哲学之主要问题。而这一套知识在接受过程中显然不是凭有高蹈之义理或空疏之词章所能完成的，必然要落实在具体的小学训诂上，考覈正误，稽明古训，才能求典制之详略，考史制之沿革，明治乱之得失。

以上讨论了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曾国藩将它们统一在“礼论”之中，“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这一论述集中体现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　　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惠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 (《诗文》，P250)

钱穆先生认为:“(曾国藩)此种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其论清儒实事求是即朱子格物穷理之旨，与章实斋论汉学为朱子嫡传之说，不谋而合。其说亭林学术，推本扶植礼教之意，较之四库馆臣论调，超越甚远。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覈、义理于一纽，尤其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其据秦蕙田《五礼通考》定礼之轮廓，较之颜、李惟以六艺言古礼者，亦遥为恢宏。目其言礼，又能深领‘礼，时为大’之意，以经世悬之的，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迥不侔焉。”(下册，P651)钱氏从比较的角度高度评价曾国藩的礼学经世，结论公允。

何以所有的学问都要归诸“礼”?诚然，“礼”是曾国藩学问的一个切入点，其展开的是一个立体的学术空间，和由此学术空间而延伸为对理想社会秩序的重新建构。曾氏认为，自古一切知识(包括闻见之知和德性之性)都是围绕这一主轴进行活动并加以选择、归纳和总结的，这自然是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但若仅仅泛论经世，就难以深入了解曾氏这一富有“战略性”举措背后的深意。

第一，从唐鉴那里得知学问有三种路向之后，曾国藩尽量融合汉宋，试图以开放的眼光接纳考据之学，接下来的是各门学问如何融通，结合点在哪儿。后来曾国藩找到了“礼”，认为“礼”可使“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相互融为一体。从消极方面上说，这样做是要力洗四耻，不失“词臣”的身分，尽快找到学术上的认同感。从积极方面上讲，是找准了经世与学问之间的中介，认识到学问永无止境，找到了由博返约的读书之法。这里有两层:(1)他知道各门学问的弊端，扬各门之长而弃其所短，试图在各门学问之间找一个融通的知识界面。可以说，《圣哲画像记》就是对此界面的简要表证。随着曾国藩闻见之知的不断增长，关于闻见之知的判断力亦随之提高。比如，在汉宋优劣问题上，他不仅能看到当下，而且能追根溯源，洞见一门学问之流弊以及其兴衰的趋向，大大高出流辈;( 2)各门知识得以融通的内在逻辑是知行结合，即“智识主义”(余英时语)与德性主义在“事”上的统一。在目睹清王朝日渐衰颓而外夷入侵日剧的咸、同士人看来，曾国藩理性的知识与躬行实践相结合这一论断颇有普遍意义。应该说，曾国藩的“知行合一”为当时士人提供了一个范式。

第二，如果说曾国藩早期由于学术上落后于京师士人而紧张急躁，那么中年以后，这种焦虑便随其对于事物认识的加深以及独立判断的加强，而逐渐褪去。检其咸丰年间的《日记》,从其心态来看，傲慢的气性虽常出现，但心平气和一直是他自觉的追求。《圣哲画像记》里所取的32名人物，正是曾国藩自此以后经常阅读的对象，他们的学问基本概括了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门的精华。曾国藩约取而熟读，由此而得到智性的欢愉常常流露于他的笔墨之际。这里须说明一点,曾氏进境的取得与其力挽狂澜的士大夫志向是同步的。将知识恢复成一个世界，而又将现实问题置于历史之中予以观照，二者往复循环，构成了曾国藩认识问题的主要方式。

第三，经世之志与赖以实现的“知识”二者是由“礼”来绾系。先儒认为“礼制乎外”，认为礼于社会治理、人心治乱具有统摄作用。从学理上说，“礼”是社会运行的规则和制度，而其潜在原则为制度的内“理”。汉儒的礼学以制度为重，由制度可推溯制“礼”的原则，故“理”已在“礼”之中;而宋儒所言之“理”，却必须再附诸制度，才能里外周浃，否则便沦为空洞说教。注重具体的制度，这本是汉学家所资考证的“实物”。但他们往往由制度推断不出原则(“理”)来，反而失之烦琐冗杂，不得要领，不为简易，在面对实际事物同样不起效应。究竟选择何种“礼”进而对社会治理起积极作用，这是历来大思想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曾国藩的意思显然不在“博稽成宪”上，而是法先土，将“礼”理解为“时之大义”，“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义意”，对于当下的判断既要立大体，又能精细入微，既“苟协于中”，又“何必古人”(《书信》，P4092)，这是曾国藩的独到之处。

第四，曾国藩志在转易士风，陶铸人物。他甲辰( 1844)所作《五箴》和丙午(1846)所作《原才》皆具规模。郭嵩焘说:“公著此论时，名位尚未显。其后十馀年而以身亲收其效。读此，知公志业所就之有来也。” (P64)面对日益衰败的社会现实，曾国藩自觉寻求一代良好的社会秩序—“礼”。以自己为楷模，提高修养，培养国脉和士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问不是固定的知识，而是使自己与知识在同一个平面(指“事”的世界)上活动。当学者留恋于汉宋之争或企图调和汉宋，讨论学术的“游戏规则” 时，曾国藩关注的问题却似可转换成“学问是什么”，“学问何以可能”，“什么样的学问才是经世之学”，“学问的价值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前者构成曾国藩学问的全部图景的话(《书信》，PP20- 21)，那么后者则是曾国藩成熟时期的定论。

上述讨论的是曾国藩的学问之所自以及他是如何看待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在曾国藩的事功实践过程中起着于什么样的效用。曾国藩的事功实践与其知识阅读能较好融通起来，使它们处于同一节奏之中。曾国藩既接纳和整合历史上的所有知识，又以自己对于时代的判断为取向来重新生产知识。总之，他始终以“事”为中心。

　　　　　　　　　　　　　　　　　　　　　　　　三

上节从外部分析“学问”对于建构曾国藩事功与学术世界所起的作用，分析了曾国藩对知识的能动接受与重新生产。以下拟从“读书”这一关键词来考察曾国藩的“阅读世界”的生成。曾国藩早年有志著述，但从晚年的书信和日记来看，他并未因其无暇著述而表示强烈的遗憾。说到底，曾国藩读书不是为了著述，而是作为事业开启的前提条件。换言之，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主要目的是指向其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一个总判断。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一日，曾国藩从琉璃厂买到一部《朱子全集》。次日，阅读朱熹《为学之方》,当时他的体会是猛醒，如“春雨之润花”。三天后，向唐鉴请问修身之要和读书之法。而唐鉴恰恰以《朱子全书》示之，曾国藩“昭然若发蒙”(《日记》，P92)。从此，曾国藩学知与德业与日俱增。

我们要讨论的是曾国藩如何在短时期获取那么多知识，并能粗知大体，纲举目张。而所掌握的知识又是如何进入曾国藩的精神世界。这里，朱子的读书方法和持身门径对于曾国藩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还应注意的是，曾国藩自从愧于词臣之时日起，就努力自省，而这一自省又是通过与朱子的“相遇”(从曾国藩的文字来看，不仅是一种体认和解释，还有以自己的实践来扩充朱子的“阅读世界”)来实现的，并得以进入高明之区。一年后，曾国藩自述云: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家书》，P34)

他32岁所说的这段话，有两点须注意:一是曾氏所学为“克己”之学，亦即“为己之学”(《日记》，P325),二是“猛火煮”。无论是修身还是读书，曾国藩自此之后几年内，用的全是“猛火”，表现出一种勇猛精进的气概，一种斩截众流的力度。无论是曾国藩自道读书以变化气质，还是我们看他此间“脱胎换骨”的变化，都说明他是从顶头上做起。三年后，他说道: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　　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家书》P99)

经过上面的“猛火煮”之后，他终于养成了恒心，走上了循序渐进的问学道路。这里也有两点须注意:一是曾国藩这种恒心与毅力一直坚持到去世前一日。二是在此期间，他对人生之认识更进一层，表现为对于自我期待中必经的“困学勉行”和“坚车行远”修炼过程的认同 (《诗文》，P378)。为什么曾国藩能如此坚持不懈以至于死，这直接关乎上面所要讨论的问题本身，这有得于曾国藩从读书中所参悟到的大明境界。

曾国藩曾论读书一己之乐，其《谕纪泽》云：“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了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家书》，P409)

承前所说，其读书方法，受朱子影响最大，但这也是他行处亲切、读书自得的结果。又谓:

读书之道，杜元凯称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譬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日记》，P385)

这是曾国藩一生悬之甚高的读书理想，是修身的最高目标。“博观约取” (《日记》，P379)这四个字本是读书之常识，但由曾国藩口中说出，颇为亲切，因为这是他的自证，是他日日读书之所悟。通过读书养成一种“诗书宽大之气”的士大夫人格。晚年，曾国藩总结一生读书情况，说道:

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纵不如孟子、元凯之所以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是自足矣。(《日记》，P1657)

曾国藩《日记》中反省诸多不足，像好名、急躁、话多、傲慢、争胜、好臧否人物等习性。虽然这些习性，直至晚年还多少存留着，但不妨碍我们看待他在读书方面的见解。他所说的“味”或“趣”，都是在“养吾浩然之气”，达到“存心则缉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则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内外交养，敬义夹持”的人生境界（《日记》P 124 )。

与“养气”相关联的一个词是“胸襟”，曾氏《日记》、《家书》有载云:

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谈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家书》，P959)

前已论及，曾国藩读书是“为己”，只有“为己”，才可做到真正的“约取”和“自得”，才可生出胸中一段趣味和襟怀。此其一。

曾国藩教育其子纪泽，说:“读书须具大量，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恐其稍涉薄也”；“尔禀性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 (《家书》),PP1333 - 1334 )。曾国藩离世前一年，“取其(案:陶渊明诗)尤闲适者记出，初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日记》，P1925)。刚柔相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与曾国藩后期的经历有关(PP22- 291)。此其二。

在曾国藩看来，“道艺一源”，“人与文一”，“通于艺者通于道”，不论诗文创作还是诵读，目的是通往“道”的更广阔世界，达到证道或观道，而诗文恰恰是个很好的中介，甚至诗文本身就蕴藉着“道”。曾国藩编纂《经史白家杂钞》、《古文四家》、《十八家诗钞》，自有利于写诗作文，而朝夕讽诵，洗涤名利，更为重要。强调“艺”通于“道”，故不同于理学家;重视以“艺”养“气”，因“艺”明“道”，故别于京师古文家。此其三。

欧阳修《送徐无党序》是曾国藩喜欢的文章之一，被同时选入他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和《古文四象》中。欧阳修在文中流露的是“政事可以及物，文章止于润身”，惟谈吏事，而未及文章。而曾国藩稍异其趣，深信人必先“润身”，而后才能“及物”，这可理解为曾国藩试图打通“事功”与“辞章”之间的壁垒。此其四。

曾国藩重视书中之味、闲适之境、旷远之趣，这一切乃是与“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镇压太平天国、处理天津教案、办理洋务、应对西夷等。他读书能得间，在书中能读到与众不同的见解，这与其对于日常事件和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密不可分。这是他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地方，也与吟哦妙悟的文士迥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本是曾国藩自己的逻辑—凡学问之事，皆当有一大“事”在，以“事”为依据才可能找到当下所需要的“学问”，反过来“学问”有“事”在，才可真正推动“学问”的研究。此其五。

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三年( 1843)，曾国藩读书修身之道是“猛火煮”阶段。经此阶段而后，学问境界又跃进了一层，为道光二十三( 1843)年至咸丰八年(1848)中“慢火温”的成效。这两个阶段，可用其《古文四象》中“气势”、“识度”与“趣味”、“情韵”来说明。“气势”和“识度”，讲的是立规模，“情韵”和“趣味”讲的是求精熟。他认为:“凡天下庶事白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 即《日记》,P376)从事功开拓而言，“猛火煮”讲的是立志，“慢火温”讲的是意志。前者能立起住，如巨石沉水，得其沉著;后者为坚车行远，得其悦绎。早在道光廿二年(1842)曾国藩就颇能立其“规模”，且“真知大源”云: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家书》P35)

可是，后来他说“平生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家书》)，P460)。对于此一忠实的自述，该如何看?“百无一成”，是因为他没有走向任何“专家”的道路;“窥见其大”，是他的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从学问类型来说，曾国藩归属士大夫之学 (P678)，并非博学和专家;从人格类型而来说，曾国藩为豪杰之士，并非文士或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