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之际，在湘中农村先后出现了两位载入“汁青”的历史人物：一位是拼命保全“大清帝国”，阻止其崩溃、瓦解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曾国藩；一位则是矢志打碎朝不保夕、日薄西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王朝，为建立新中国立了首功的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历史不容割断。今天，我们踏着历史的车轮辗过的轨迹，去寻找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足迹”，我们发现其中也有曾国藩“痕迹”的折射。1917年，毛泽东曾讲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看到这句话，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会独服曾文正（即曾国藩）呢？曾文正哪些思想曾引起青年毛泽东的兴趣和思考，毛泽东又是怎样认识和挖掘的呢？历史不容回避。笔者拟就此问题发表浅陋之见，望读者不吝赐教，匡我不逮。以下，就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影响的具体内容作几方面的浅析。

　　一、治学观

毛泽东对曾国藩思想的了解主要是从学习中所得。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曾与同窗萧子升交流自己对国学常识地位和学习国学常识的态度和方法等方面的看法，“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那么如何才能通其常识呢？毛泽东接着讲：“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合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技披，将麾则群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这里的曾氏“杂钞”指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认为读好这本书“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他还进一步阐明“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从曾国藩的编书中，不难揣摩他的治学风格，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对这本书编撰备加欣赏，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得了治学的经验。故随后，他又进一步谈到了曾文正“为学”的独到之处。“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可一二书为主，可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千，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统道与文，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这是毛泽东在长期博览群书，钻研苦读中比较和研究的成果。的确，曾国藩在治学思想方面堪称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曾教导他儿子时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他认为自己读书也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好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通，略作札记。”并希望自己儿子也把此十种书一一熟读而深思，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曾国藩认为读书要有所侧重，有的放矢，突出针对性，与其泛不如少，与其粗不如精。漫无边际，左顾右盼，见异思迁，将一事无成。也就是毛泽东的体会：“为学最忌一陋字”。在茫茫书海中，只有在善于筛选的基础上博大精深，才能掌握核心，心领神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方能在某一领域造诣颇深，影响颇大。这也是一种扎实灵活，精益求精的学风。在治学内容上，曾国藩强调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全面发展，不可偏废，取各家之长，兼容并蓄，且文道并重。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姚鼐说：“当干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千万言不能休，别立帜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学，以为不足复存。其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义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他在给刘蓉信中也曾表达过自己对治学的思考，“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苛随。”而“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对曾国藩的这种治学观，毛泽东用了“可贵”两字予以评价。不但如此，他还把曾国藩的“为学”作了综合归纳。“其法日‘演译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并推而广之，“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这些治学思想并不仅仅有益于国学常识的学习，而于各科学习都具有普遍意义。这也可算是毛泽东在曾国藩治学中吸取的经验之谈吧。

曾国藩在自己著作中多次提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持之以恒。这点他在实践中体会很深，也是他对自己历史的反思。“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本者，用为内耻。尔若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曾国藩的“贵恒”思想，在治学方面使毛泽东颇受启发。他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一不成。此言岂非金玉！”此语所引的曾文正家书原文为：“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毛泽东之所以想起这段话，乃是针对自己前一段学习经历反思后有感而发。他对自己学习方法作了肯綮的剖析。“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昔吾好独辟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学习方法上存在缺陷；学习计划紊乱无章，缺少通盘规划，盲目性大；对课学会学习消极厌倦，缺乏积极参与，逆反性强，因而对所学科目不是持之以恒，全神贯注，而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昙花一现。所学的知识自然就不深入，不系统，不扎实。为此，他制定了一个“为学之道先博后约，先中后西，先普通后专门”的治学纲领。在其指导下有的放矢，有条不紊，坚持不懈地钻研学问。因为正如曾国藩所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想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毛泽东结合自己的学习实践吸取了曾国藩的经验教训。这对他以后的学习乃至革命斗争都不无裨益。

　　二、哲学观与政治观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这是毛泽东《讲堂录》中记下的一句颇值得留意和深思的话。其中“办事”指从事具体的政务；“传教”指象范、曾一样推崇义理之学，注重抓大本大源。曾国藩集“办事”与“传教”于一身的特点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有吸引力。

曾国藩对理学格外青睐，造诣颇深，以至有人说他是理学家。他虽主张博览群书，兼容并蓄，各取所长，义理、考据、经济、辞章缺一不可，但却始终把理学摆在首要和中心位置。他以为只有把理学学好，才能学好其它学问。1869年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学》一文谈到：“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如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一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他在写与其弟的书中也有：“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安，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义理是统帅，是灵活魂。曾国藩不仅世界观，道德观，就连他的军事思想亦受到理学影响。他的这种注重义理，强调义理的核心作用的观点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也很明显。人人皆知，毛泽东对哲学研究在党内资深领导层中首屈一指。这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重视抓大本大源密切联系。毛泽东曾说过：“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他指出本源者乃宇宙之真理。抓大本大源就是抓哲学，自然也就包含了义理之学。毛泽东以为当时的种种作法都没触及本源问题。“今日变化，俱从枝节也。”这些枝节尽管不可少，但如不从大本大源这一根本入手，釜底抽薪，也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接着，他就抓大本大源的重要意义作了具体的论述。毛泽东以为立志只能建立在掌握了哲学、伦理学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盲目、冲动。“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换言之，弄通了哲学、伦理学，抓住了大本大源，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并能刻苦尽力，守正不挠，便可事竟成。此外，毛泽东还认为人如果要有主心骨，有头脑，有独立人格，研究好哲学是个关键。他指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这是克服保守、迷信、懦弱心理的一剂良方。否则便与人云亦云，鹦鹉学舌，随波逐流之辈相侔。当时毛泽东心目中的圣人，即得大本者；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而现实社会中愚人又大大超过了圣人。而要使愚人归于智，也非普及哲学不可。要言之，当时毛泽东把改造整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放在了从根本上变换国民的陈旧思想的灵魂深处。

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哲学，对抓大本大源是何等的重视。以至一时成为他思想的核心和改造社会最锐利、最可靠的“武器”。毛泽东与曾国藩尽管都重视抓大本大源，但绝非一脉相承，依葫芦画瓢。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一些陈腐、落后、顽固的旧思想，禁锢、麻醉着国民头脑，阻碍了新思想的传播，羁绊了国民思想的发展、进步。在提倡和推崇哲学时他还提出了改造哲学的新任务。他主张批判吸收前人的哲学思想，摒弃那些造成国人思想道德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糟粕，以适于发展中的社会，服务于当时的现实，从而达到改造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目的。

如果说曾国藩是一名理学家，那么从本质上看他更是名政治家。他那独特的政治敏感性，“远大”的政治抱负，决定了他努力学习古义，理学，训诂，但并不满足于做一学科的学者，也不拘于作一代满腹经论、博学多才的通儒，而是把平生所学的“知识”付诸于实践，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局面，振兴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事业”。既然如此，他面临的便是大量急待解决的又十分棘手的现实问题的挑战。为实现“宏愿”，他殚精竭虑，冥思苦想，对整个封建社会积累起来的可资以为治的有用知识，采取兼收并用的态度，并在实践中加以整理和发展。他及时总结经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以为后世立法。他认为天下大事宜考察者凡十四宗，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之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曾国藩所处时代，正当封建社会末日，不但面临中国人民日益高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且遇到西方帝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所以他要完成自己“事业”仅仅依靠中国传统的方法还不够，还必须突破“夷夏”界限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有用知识，开展“洋务运动”。

曾国藩这种除“传教”外，能“办事”的特点，青年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同样也是他当时的一个显著特色。诚然这里的具体内容又有本质区别。当年毛泽东虽是个小知识分子，但他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理论探索，而是超越书本，关心社会，重视现实，积极实践。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而必须“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在全国人民反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浪潮中。与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取反袁演说，并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他还以提高工人觉悟和文化水平为己任。1917年10月底——12月，主办了一师工人夜校，亲草招生广告，主持开学仪式，兼任历史课教员，设置并填写夜学日志。11月2日前后，参加与组织一师同学智缴北洋败兵枪支的军事活动，则更体现了他大智大勇的革命精神。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它们无不验证了青年毛泽东不但要从思想上变换国民精神，而且要从制度上涤荡社会污浊。他的确从年青时代起就想为国民“办事”，并为此奋斗拼搏了一生。

从年青时代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中发现，曾国藩这种集“传教”与“办事”于一身的个性，或者进一步说这种集“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特点，确一度使毛泽东产生了“崇拜”之情。难怪他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这是青年毛泽东的独特个性和他的探索拯救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的伟大抱负和志向，以及所受“一师”的教育熏陶的必然结果，他要为创造一个新时代立德、立功、立言。斗转星移，随着毛泽东的思想不断成熟，不断驶向真理彼岸，并最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他的这一风格和气派便更加魅力无穷，光彩照人。

　　三、求实观与意志观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位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具有求实的作风。他千方百计身临其境，深入社会底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国情。铸造他这种务实精神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也不能排除曾国藩的影响。在《讲堂录》中，他曾记下了：“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白厚曰实。……。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躬行实践，邀请一些好友做“游学先生”便是一力证。游学先生，本是旧社会一些知识分子，靠走家串户给人写字作对联糊口谋生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利用这一万法，古为今用，充满浪漫色彩地用来贴近社会，接近人民，他身穿旧衣，脚踏草鞋，背着旧雨伞，夹着装有笔墨和记录本的书包上路。在一个多月里，步行千里，走遍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庙宇等，他们就写几幅对联换几个钱作路费。遇到农家，就与他一起劳动，拉家常；同伴放不下架子，只愿进大户人家，而他偏爱进小户家门了解贫苦农民生活状况，他用那朴实无华的语言，温和平易的态度，关心体贴的精神很快取得了贫农的信任。

他还常穿草鞋，戴草帽，着粗褂，到工人聚集地、到茶馆里与工人们喝茶聊天。进衣店，和裁缝们聊工作，衣料，收入……。工人师傅信任，尊敬毛泽东，不但是他讲的道理令他们信服，而且因为他具有甘当小学的恭谦品格。由此毛泽东的“不说大话”，脚踏实地，“不好虚名”，甘当学生；“不行架空之事”，讲究实效”；“不谈过高之理”，朴素坦诚的精神风貌和独特迷人的个性全然可见。“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是曾国藩的座右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引用此语，并赋予新的内含。他进而阐述“吾人自欲遂行其生活也，害恶之为多少，除得尽除不尽，吾岂知哉。”尽管现实世界充满害恶，达一需要除一障碍，则必又有一新需要新障碍随之，但毛泽东以为“有能力者，去道而行，不问其效果如何”，“除去目前之害恶，则吾人之职份也。”他对那些好高鹜远，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利欲熏心的人嗤之以鼻，主张无论做何事，不在个人能力大小，将来结果怎样，而在于从现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自强不息，努力耕耘。我认为这里就包含有求实之风。

在长期不见血的政治斗争和见血的武装战争中，曾国藩对个人的“意志”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理解。他曾谆谆教导弟弟：“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恧然自馁。”有时他甚至把自己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功的原因归于“坚忍”二字。他说：“余庚戌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以后，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总结，“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当然曾国藩所体现出来的“忠贞不渝，顽强不屈”的意志是基于他那誓死不二地效忠清朝的志向和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但其中强调人的主观意志作用的合理因素则不无道理。当年毛泽东在课堂上便摘录了其中一些话。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等等。他从中悟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干事业，没有坚强的意志，经不起风吹浪打，最终只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为了实现自己执著追求的理想，他刻苦实践，磨练意志，寒冬腊月，坚持冷水浴；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一天夜晚，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地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没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情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正是他意志力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现实革命中，尤其能体现这一品格。青年时代，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运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军阀张敬尧实行高压政策，弄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在军阀血腥镇压面前，毛泽东毅然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学运。他亲临前线，发表演讲，创办《湘江评论》，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亲自上街叫卖。当有消灭左派杂志癖性的张敬尧指使一批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一夜间把出版的五期《湘江评论》扼杀；同时取缔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毛泽东立即又入主《新湖南》杂志，在张敬尧的刺刀和枪杆前写了一篇推翻张敬尧的宣言。一万三千名学生和他的支持者签了名。随后，他率领一百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北上……。毛泽东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凛然不惧的革命精神最终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可见，毛泽东还是旧民主主义者时就具备了惊人的毅力。这也正是他后来所具有的“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品质的基石。也是与曾国藩的本质区别所在。

　　四、教子观

《曾国藩家书》大致可分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给晚辈的，占一百一十五通（外附录六通），比例不小。仔细研读，我们可以较全面地认识曾国藩的教子观。曾国藩对自己子女教育十分严格，可谓耳提面命，循循善诱，无微不至。这与那些骄纵溺爱八旗子弟的家长们形成鲜明对照。曾虽身居高官，享受厚禄，但孜孜不倦地教导子女克勤克俭，洁身自好，以礼待人。他曾认真、细致地为自己子女、儿媳制定工作表，且亲自检查监督。即使在外地或百忙中，也不忘晚辈家务。他曾有意要他们常做小菜，如腐乳，酱油等寄给他吃，并委婉地说：“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他任两江总督后，还时常令女儿、儿媳每人每年给他做鞋一双，并反复耐心告诫晚辈“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他不但要求子女“勤”，而且还教他们不忘“俭”。“居家之道，推崇俭可以长久，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禄，过于绚烂。”这并非曾国藩土地主般小气、吝啬，倒是一席警世之言。经过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导，他的子女与那些玩世不恭，庸庸碌碌的八旗子弟自然大相径庭。曾国藩之所以如此严格，认真教育子女，当然是希望下辈有“出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方面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句“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一语破的。但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教育子女，就其中国传统的“子不教，父之过”的古训而言，他的某些做法不无可取之处。这一点曾仔细阅读过《曾国藩家书》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他从中的受益在其后来的家庭教育中显而易见。事实如此，毛泽东的家教也曾一度为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并垂范全党。

这样的事便不胜枚举。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在延安与他交谈时，发现他书本知识长进很大，但对农活却“一问三不知”。于是，他让自己儿子去上中国农村的“劳动大学”，接受农民的教育。过后，毛泽东还常常问他农村生活细节，如从翻过两次的田里长出的谷子，去壳后一斗能打出多少？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从劳动中得到锻炼，增长见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不至成为“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少爷公子，永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至于解放后，坚决要求儿子从政务院调至基层，从内地奔赴前线，则更显示了一位领袖身先士卒，正直无私的高尚风格，展现了他对子女真挚、博大的爱。解放后的三年困难期间，他不但自己几月不知肉味，连女儿也得了浮肿病。他就是这样，无论在困难之时还是条件优越之时，都能廉洁奉公，秉直无私。毛泽东之所以在党内、军队里有如此高的威望，一则与他的英明领导不可分；二则作为一名领导者，他能以身作则，以己正人，身教重于言教。这也正是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所在。江泽民在湘考察期间，在谈及干部队伍廉政建设问题时，曾语重心长地说：“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一样，我们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参观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后，总书记颇有感慨地对周围人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这对全党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也是个很大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样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象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毛泽东与曾国藩教子观的根本区别。也是毛泽东最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