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但他的一生却又走着曲折的道路。辛亥革命时期，他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洪流，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声威所播，可与宋教仁、胡瑛媲美，因为他们都是湖南桃源人，故当时有“桃源三杰”之称。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继续襄赞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事反对封建军阀势力的斗争，成为湖南革命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迄至孙中山逝世，随着反共逆流的袭来，他又一度误入歧途，参加过“西山会议派”。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民族矛盾尖锐吋，他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且和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交谊至深。他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党中央立法院副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身分和地位掩护过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在中国革命史上，象他这样具有坎坷经历的人并非少见，但过去我们对于这部分人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或者视为“禁区”，或者“语焉不详”。因此，开展对覃振这类历史人物的研究很有必要。笔者特草就此文，以作引玉之砖。
（一）
覃振（1885—1947），原名道让，字理鸣，一字礼门，嗣因从事革命活动遭清吏通缉始改名振，湖南桃源县大田村人。覃振施展其政治抱负的年代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开始堕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蓬勃发展的时代，他恰恰赶上了这个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潮流，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党人相比，他似乎没有经历过攻良主义的曲折，一开始就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途。这固然是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所使然，但也与家庭教育和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响分不开。覃振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云山公“为邑名宿”，为让童午时代的覃振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家人免去他的农田劳作”，他“十四、五岁时已博览群书”，还“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发行的反满刊物”。覃振读书不囿于书本，凡读一书，总要“剖晰精微，恒发人之所未发”“理解力极强，作文语辄惊人；”他“性豪迈恬淡，富热情，笃友谊；”“偶遇不平事，辄挺身为弱者助。”据桃源县志记载，振“喜接纳江湖义侠之士”，武陵会党魁杰杨古陔“与语大悦，以异趣同归，深相结，愿供鞭策。”“道让之能出没长江上、下游，进图革命，略无关碍者以此。”覃振是宋教仁的好朋友，“二人志同道合，相交莫逆，密结同乡多人，朝夕研讨革命计划。”覃振的早期革命活动确与宋教仁有某些相似之处，宋因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参与组织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被开除学籍，覃因在常德府中学堂参加反清革命的讲演亦被开除学籍；覃振与宋教仁、胡瑛一道由杨吉陔、陈犹龙主盟，在武陵河洑山参加过“富有山堂”；宋与覃都曾是甲辰长沙起义常德一路的负责人；宋良日本时，先入弘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覃在日本留学时亦就读于此两校；宋、覃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他们都对资产阶级的法律有过精湛的研究，并作过积极的贡献；覃的原配夫人宋之昭女士与宋教仁同乡、同姓，宋教仁亲切地呼为“二妹”，覃、宋二人情笃谊深，宋居长，覃“以宋马首是瞻”，甚至可以说，覃振是在宋教仁的“带动下走上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覃振奔走革命，曾四次东渡日本，被捕后，处以终身监禁，他不屈不挠，为革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03年是覃振人生道路上具有重大转折的一年。覃在这年初由漳江书院转入常德府中学堂，适值官厅就朗江书院设小学及图书馆，开办之日，官绅咸集，常德府属各校学生参加者千余人，覃于官绅致词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抠衣登台演说，驳斥该绅忠君爱国之说，发挥救国革命之议，在坐官绅惊骇失色，武陵县令廖世英欲捕之以邀功，常德知府兼湘西学务处总办朱叔彝爱其才，仅以开除学籍寝事。覃离校前夕，愤不欲生，连夜起草《死里求生》一文，阐述革命理论綦详，由同志分抄遍贴街头，引起全校轰动。其事为武陵在籍京官揭发，几兴大狱，覃振化名郭谦之，被迫于1904年初东渡扶桑。是年冬，应宋教仁函约，覃拟回国参加甲辰长沙起义，行至上海，与宋教仁邂逅相遇，闻起义事泄，遂潜返故里，隐匿乡间，嗣因官方追捕急迫，与宋之昭女士完婚后复东渡。同盟会正式成立时，覃振被推举为同盟会三部之一的评议部评议员。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后，覃愤而罢学归国，在公葬陈、姚二烈士的活动中，他“代表学生界致祭”；并参与了刘道一、蔡绍南为准备萍浏醴起义而召开的水陆洲会议，会后，风声日急，覃振几遭不测，幸预获警界同志密报得免，被迫于1906年6月第三次东渡。
1908年，覃振为响应孙中山在东南沿海领导的武装起义，奉命潜回上海，欲联合各省党人于长江中、下游同时并举，清吏预悉其谋，当他行抵长沙时，即在连升街客栈被捕，被判以终身监禁，递解桃源县狱，严加戒备。覃振系狱家园，壮志未酬，不免伤时感旧，心境凄然，赋七律一首：“十五离家仗剑游，雄心辜负少年头。误来古洞避秦劫，忍向新亭泣楚囚。壮志未酬海国梦，伤时感旧故园秋。渔樵莫话当年事，山自青青水自流。”然而，覃振毕竟没有消极下来，仍然暗中与将翊武、刘复基取得联络，指导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直到武昌首义、湖南光复，覃振始出狱，旋擢任湘、桂联军督战官，径往武汉，在湖北军政府“任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覃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正式国会成立，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覃振悲愤至极，他与陈家鼎等十八议员签署《参议员之质问书》，严厉诘责袁世凯：“南北统一，共和告成已周一载，光天化日之下，乃演此等怀奸暗杀之乱状，功人莫保，国责谁操，捣乱如斯，法纪何在？”“查沪、宁站地非租界，国有法权，平日警卫森严，何以此时一若无人之国，当日被刺情事，实属大惑莫解。”“即请政府限期出席答复，以释群疑，而维大局，在此案重要务，请迅于真凶拿获时，彻底追究主谋，明示天下，借正人心。”宋案真相大白后，覃振力举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失败，“振欲挺身刺袭世凯，黄兴等力阻之，乃再赴北京，入众议院，极力弹劾，袁世凯严缉之。”覃遂由天津乘轮第四次亡命日本。
（二）
从“二次革命”失败到孙中山逝世以前的一段时期内，在反对封建军阀势力的斗争小，几乎可以说覃振业已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如所周知，湖南是辛亥革命时期领袖人物荟萃之区。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形势却发生了令人焦虑的变化：一部分才华出众的革命精英如刘道一、杨卓林、肖克昌、禹之谟、刘复基、宋教仁、蒋翊武、宁调元等均被反动派杀害；而著名的蹈海三烈士陈天华、杨笃生、姚宏业早已死于异国他乡；一部分勇于任事、刚正质直的老同盟会员已为革命耗尽精力，或老或病，两鬓加霜的谭人凤已是“衰老残躯，蛰居沪上，养疴隐晦，不与世闻。”身患咯血重疾的刘揆一则“徒具赤心”，“力与愿违”，“优怀萦结，人心力疲。”蔡锷将军倡导的护国大业却建功于云南边陲；革命巨子黄兴因组党问题与孙中山意见分歧而远赴欧美，况且黄、蔡二人皆因病于1916年相继早逝，无法再展宏图，杨度、李燮和、胡瑛则已列名为拥袁的“筹安会六君子”。湖南的革命运动几乎陷入无人领导的窘境，覃振见危受任，力赴艰巨，不仅领导了湖南革命运动；而且，他继续襄赞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参与领导了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反对封建军阀势力的斗士。
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部分留东的国民党员因政见分歧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覃振与章士钊等加入该会：但当黄兴离日赴美后，欧事研究会同人逐渐认识到革命组织统一的重要性，“覃振首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主张解散欧事研究会”，在覃振的“力促下”，周震鳞等人“也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孙中山大为嘉慰，于翌年1月14日亲委覃振为中华革命党湘支部长。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不断加剧，覃振反袁斗争的态度更加坚决。这不仅只是因为与他相交莫逆的战友宋教仁惨死于袁世凯的暗枪之下，而自己又肩负起了湘支部长的重任；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已经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执着追求的民主共和同理想的绞杀者。拥袁的“筹安会”成立伊始，覃振在东京联络留日华侨学生，开会声罪致讨，并因参与策动暗杀袁世凯派驻东京的坐探蒋士立而横遭逮捕，终以不得口供获釋。同年冬，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覃振奉孙中山真命以特派总司令名义主持湖南党务、军事。并取得了驱逐袁世凯爪牙汤芗铭斗争的胜利。袁世凯死后，在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任命覃振为大元帅府参议、湖南巡阅使，覃振又相继取得了驱逐以傅良佐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斗争的胜利。
1922年，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覃振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并被推选为改进案起草委员五成员之一。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覃振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嗣后，复奉命为汉口执行部委员，负责办理湘、鄂、陕、甘党务，直至孙中山逝世。
（三）
毋庸讳言，在孙中山逝世以后，随着反共逆流的袭来，覃振确曾一度误入歧途，参加过“西山会议派”。然而，他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他觉悟较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矛盾加剧，他翻然醒悟，转而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力主团结御侮，入京被选为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又被选为司法院副院长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覃振曾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曾联名给正在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拍发了一份长电，文电中提及”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矛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毫无疑问，这些来信对于推动全党全军团结一致走上抗日前线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覃振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第二、三、四届均连选连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43年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抗战期间，覃振积极主张国共合作，他多次发表声明：“不论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能真正领导抗日，我就拥护。”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声望，掩护和营救过不少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1945年8月，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盛大欢迎酒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和覃振交谈，尊称他为“理老”。其后，覃振又两次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并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表示极大的关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覃振愤然辞去了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他在写给蒋介石的辞职信中说：“佐证秋署，备位中枢，虽免覆■之虞，实多素餐之诮，时逾十稔，莫展一长，且以老病侵夺，精力难继，亟应退避贤路，借免陨越，疏懒成性，非甘隐遁以鸣高，政治修明，宜取新陈之代谢。”表达了他反对内战和渴望国内和平统一的心愿。晚年，他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的道理，他经常对友人说：“中国要富强，只有靠共产党。”覃振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极深的友谊。李维汉生前曾对覃振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覃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都做出了贡献。”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公允的。解放后，毛泽东不忘故旧，曾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对覃振家属的生活，对他的子女的教育，都要由我们负责。”“文革”中，覃振的子女受到冲击，周恩来亲自过问，证明“覃理鸣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为反蒋人士。”使覃振的亲属得到了保护。
覃振虽然不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家，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资研究的大部头著作，而且，在他的一生中还曾走过弯路。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在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任何一个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免有掉队、走错路、甚至陷入反革命的危险；然而，重要的在于迷途知返。革命固然要区分真假，但是爱国是不分先后的，只要能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出贡献，那么“人民会感谢他，历史会铭记他。”从这一原则出发，尽管覃振一生道路坎坷曲折，但综观他的全部历史，盖棺论定，他仍然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