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本世纪初（一九○○年）的自立军起事，是以湘、鄂、赣、皖和江苏五省为基地的，而汉口则为起事的中心。本文拟对自立军在湖北的活动作一考察。
一、富有山堂和自立会
如所周知，自立军起事是由唐才常（1867—1900）所实际领导的。唐为谭嗣同挚友、维新派中激进分子。谭在戊戍变法失败中被杀，唐在万分激愤中誓为死友复仇。从一八九八年到一八九九年，唐曾东渡日本，赴香港、南洋，既和康有为、梁启超相联络，又结识孙中山，并从两方面承受影响，最后决定以“勤王”、保光绪为旗帜，同时又表示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全国之权，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法律，发动武装起事（关于起事的性质，另作专文论述，本文只探讨在湖北起事始末）。
一八九九年冬，唐回到上海，发起组织正气会。一九○○年改正气会为自立会。正气会、自立会以会党群众作为基础，采取会党建立山堂办法，建立了富有山堂，在汉口、襄阳等地均设有堂馆，以联络会党。凡入山堂者，均发富有票作为人会凭证。
为什么命名为富有山堂呢？据清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所写奏折云：“盖自周易系辞传，富有之谓大业，曰新之谓盛德二语，以为暗号。”张之洞、于荫霖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奏折中则云：“此票乃仿哥老会散放票布的办法，其票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书，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用在湖北者，又钤楚字图章，其命名盖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实属悖妄已极。”可见，当初立名“富有”，是隐寓着唐才常的恢宏意愿的。
凡入富有山堂者，均发给富有票。富有票又叫钱杏子票，是自立会的入会凭证。票面上首横书“富有”二字，下面正文直书“××字第×号认明为票处遗失不挂凭票发足典钱壹吊文。××年×月×日‘自立’”。此票采取会党中带有传统色彩的隐语制就，达到凭票相认、相知的目的。
当时，唐才常留守上海，与狄葆贤共同担任后方接济和海外联系。在印制富有票时，他具体担任制版和印刷工作。他认为：“富有票是自立会入会的凭证，故自立会案，也称富有票案。”“此票制版和印刷二事，主要由我负责办理。”“我在虹口租赁空屋一间，陈设家具，在夜深入静时，刻印票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将富有票散布于南北各省，并未为清朝统治者发觉。直到大通先期起事，机谋破露，富有票三字，才开始与人相见。”
一九○○年八月，清军捕获岳州哥老会支派红教会巡风头目蒋国才，搜出“富有票”一张，龙头文书两纸，其中之一写道：“我辈生逢乱世，未复民权，数百年压制之恨难消，兆亿身骨肉之冤莫白。……所愿同伸公愤，共举义旗，除贼救民，兴中复外。”以期“新国开万年之业”。又有“富有山”内外口号：“日新其德”“业精于勤”，及诗一首：
万象阴霾打不开，
红羊劫运日相催，（红羊指洪秀全、杨秀清当年领导的太平军起事）
顶天立地奇男子，
要把干坤扭转来。
与此差不多同时，大通被捕之哥老会头领吴德胜，供称其内口号为“采儿胡儿，同心反应”；外口号为“同心协力，变理阴阳”。又“七律”一首：
人来桃花天下行，
采灭胡儿复大明。
梁山根本传万代，
洪主威名振干坤。
入自立会而又担任职务者，除给票为证外，另发给凭单一张。凭单上：“中国国会驻汉事务所为发给凭单事，照得自立即所以立人，保民即所以保国。兹有会员×××，痛念时艰，力图报效，亟应给予凭单以昭信守。右仰会员×××收执。”在给予凭单同时，还传以内外口号。对外口号为“业精于勤”；会内口号为“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干坤扭转来。”较之富有票，凭单和口号的政治意图就标示得较为明白了。这当然是由于凭单分发给会中骨干的原因。
发出富有票可能要征收票款，让得到票证的人缴纳典钱壹吊文，以充军需。田野橘次云：“欲入会者，以钱千文购此票一张，嗣后乘长江上下之汽船，不取其赁钱。”
同时，“此票亦可转让，以便发展会员，只在背面写上某月某日某人来，将某人名字写上，某人便算是会员了。”
自立会所建立的富有山堂，体系庞大，许多省份的会党头目均列名于其中。最上层有正龙头、付龙头，下有内八堂——总堂、座堂、陪堂、盟堂、礼堂、管车、值堂、刑堂，还有盟证、香长；外八堂为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光口、巡风、大满、么满。其中正龙头大爷均为两湖和安徽等省会党头领，有杨子严、张耀廷、陈紫瀛，李金彪、瞿河清、王运连、唐玉山、周连升、刘传福、朱香楚等人。康有为、唐才常本身并非会党中人，但鉴于其社会地位，经会党分子同意，列名为付龙头大爷，而毕永年、梁启超、林圭、秦邮又次之，为总堂大爷。
近代著名的维新人士容闳亦参加自立会活动，容闳之弟容星桥（在汉口洋行中任买办）为兴中会员，故容闳和孙有关系。据云：“又有容闳为孙中山之代表。当时，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孙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均系通过容的联络。”
自立会的活动方式带有浓厚的江湖色彩。会中建有香堂，开堂（集会）有杀鸡和念词等仪式。据亲历者在汉口所见：“汉口宝顺里楼上原有一间房屋设有香堂，每次开堂，室内灯烛辉煌，会党分子往来极多，在行礼时，头上插着野雉毛，足登着一只靴子，手午足蹈，作着种种手式，口中并念念有词，将一只雄鸡砍去鸡脑壳，沥血砍伤，其中情形，今日想来真是奇形怪状，但当时并不觉得可笑，反而充满着严肃的气氛。当时差不多天天开堂，而每次开堂必砍鸡脑壳，所以我们在那里天天有鸡血吃。”自立会由于联络下层会党，发展迅猛，徒侣广众。张之洞说：“其所煽诱，实繁有徒，自百粤以及三江两湖，蔓延殆遍。”当时自立会东至苏、皖，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荟萃之处，特别是武汉，“当南北适中之地，居长江之上游，而两湖会匪又最多”。关于发放富有票，加入自立会，究竟有多少人，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数十万，有说三十万、二十万、上十万不等，亦有说上百万者。
富有票上前有编号，后有年月。
此票系用千字编号，即每一个字号有一千张票。最前为地字号，最后为聀字号，聀字系第三百一十字。根据张之洞推算，“是每字一千张，已有三十一万张。”同时唐才中在湖南被俘后，“供称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多万，分散夥党，招匪起事等语，正与湖北查获逆票号数符合。”这就是说，印制的富有票约计三十余万张。但这些票证并没有完全散发出去，有的放在自立会机关中，有的还存留在发放者家中。如长沙汪镕就暗藏富有票几千张，而被搜出。因此实际发出的富有票决不会在三十万以上。
根据张之洞、于荫霖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会稿，当时两湖已查出富有票二万余张，以后续有增加。从各方面材料看，入会自立，领富有票者大体为十几万人。
杨玉如说：“聚众党十余万人，分五路密布于鄂、皖、赣、湘各重要地区”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至于康有为所云：“合省（湘南）则人恐百万。”是显然夸张的说法，与事实相去很远。
二、自立军汉口起事
如果说建立正气会、自立会是唐才常发动起义的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那么自立军的组建则是直接的作战准备。
当唐才常活动于沪上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作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维新派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较唐才常驾而上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当毕永年和两湖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在香港拥戴孙中山为兴汉会总会长时，他是拥护的。孙中山曾把在汉口的兴中会员介绍给唐才常、林圭、并委容星桥“专办武汉之事”，他欣然赞同，表示“甚善甚善”。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致容星桥书（时容在香港）中，催促孙中山与容星桥早订起义计划。信中说：“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此我辈实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在汉口从事起义发动工作的还有兴中会员傅慈祥。傅慈祥为湖北潜江人，曾就读于两湖书院，后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士官学校，结识了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并解辫披发，共饮血酒，加入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傅慈祥具有较明确的“排满革命”思想，曾当着孙中山说：“中华一蹶不振，实由鞑子误国，非排满无以兴中华，非推翻专制无以拯斯民，我黄炎子孙要倾覆满清非广为联络有志汉人不可。这就必须有共同的革命领袖。”这种排满思想很自然地得到会党的呼应。一九○○年三月六日，林圭、秦力山、田邦璇等联络哥老会首领数人，会于汉口，众人“皆临歃，以倾颠清政府为誓词”。当时在汉口大发富有票，并分地段以设旅馆，为会员接纳之所。在汉口者名宾贤公，襄阳日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汉口旅馆为林圭亲自筹设。“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以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合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联络也。”会党中人大批涌入自立军，其思想状况当然是复杂的。以反清自许者有之，以勤王为己任者有之，以谋取利禄为目的者有之。而会党的江湖习性，行邦作风也自然地带到了自立军中。据田野桔次的记载：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他和哥老会头领在汉口一家大酒店中豪饮述怀，“此同酌者何人耶？即哥老会员辜某张某等及其同志二十六人，过半是会中之头目也”，“宴酣，平素猛励之哥老会员裂皆大骂，放歌高谈，颇有无赖汉之状，惟张君震声，高吟亡国之诗云：神州若大梦，醉眼为谁开，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歌声悲壮凄凉，听者皆痛快。”
在林圭、傅慈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以汉口为中心的自立军组建工作秘密而又紧迫地进行着。当时在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建立了机关部，还建立了一些秘密会所。林圭与黎科、戢元丞、李炳寰、蔡丞煜、郑葆丞等，曾详订《自立军现在之布置及其将来兵事》。紧接着，为了实现军事发难，唐才常又组织了自立军。
实际组建的结果，自立军成立了七军，即中、前、后、左、右五军；在五军之外，另置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为两万人，并联络会党十多万之众作为后备和应援力量。
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虎村为总文案，汪楚珍为粮台。中军的主力乃湖北新军驻汉标营的中下级官佐及兵勇。
前军在安徽大道，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
后军在安徽安庆，田邦璇统之。
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
右军在湖北新堤（今洪湖县城关），沈荩统之。
自立会总会亲军，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直接指挥。
唐才常对以上各军全面节制，并担任自立军总粮台。
一九○○年八月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逃往西安。林圭力促唐才常兼程至汉口，利用有利时机进行军事发动。唐才常于八月九日溯江西上汉口，同行者有日人田野桔次和甲斐靖。在船上，唐才常对田野桔次说：“此行专欲纠合武汉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底。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诏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一蹶彼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又复康慨言曰：“安徽之铜陵南陵地方，昨日既皆举事，余当速赴鄂，以节制诸同志云云”，“其言谈之间，尚未有方寸。”这次起事以汉口为中心，湘、鄂、赣、皖等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起事之所以以汉口为中心，主要是因为武汉为中原重镇，九省通衢，起事力量比较雄厚，一旦义帜高举，可以号召天下。按吴禄贞的想法：“默相天下大势，自以生产楚地，悉江、汉间情势，谓夏口（即今汉口）兵冲要地，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肥，右连襄、汉，南北二途，有如绳直，一旦骤有发，则河洛震惊，南服俱阻。”
林圭在汉，原订起义日期为八月九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两湖和安徽同时大举，但因军费不继，只好展期，待款而动。原来自立军的军费，一靠国内会员的捐纳，这是很有限的；一靠康有为在海外华侨的征募。唐才常“相信当时坐拥巨资，安处海外的康、梁，对他这个勇于兴师勤王的党徒，是能源源接济的，也就愿以此自任。不料康有为……所谓‘源源接济’竟是一句空话，求援函电，也竟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弄得这个‘总粮台’（唐才常）成了‘无粮台’，结集起来的起义军连饭都没有吃的。他们原已商定庚子年八月初九，各地同时举事，就因康、梁汇款不到，只得一再延期。”各路自立军均派代表驻上海、汉口坐催军资，唐才常屡电海外，促康梁汇款。唐才常亲到香港，募到二三千元。康梁除原先所给二万元外，一无所支。此时，自立军领导人对康梁颇生恶感。哥老会的杨鸿钧、李云彪首先离去，辜洪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发回天票，另募资金，各自为谋。会党中人还掠劫财物，乃至抡夺钱庄当铺，“而其党中之劫夺良民者甚多”。
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事的中心。自立军总机关设在英租界和华界相交的李慎德堂楼上．这是一幢半西式洋楼（位于今上海路教堂之侧），其前门临英租界，后门通华里。据吴良槐的回忆：“到汉不久，虎村即离开威字营，专负自立军政治工作，办事处设于江汉关附近一条街上，门上写着‘李慎德堂’几个字。我也常到他那里去，因而也参预进行大计。李慎德堂以前本是一家关了门的照相馆，因系由虎村经手租定主持，故用他家堂名，以为掩护，办公是在楼下柜房中。”所以后来清方把李虎村视为自立军“总窝户”。
自立军机关除李慎德堂外，还在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有一秘密活动点。“查宝顺里，位于今汉口黄陂街百子巷附近，在前英租界尚隔二三十步之遥，（抗日）胜利后，改为复元里，即在今百子巷菜场前端，是个极小的里份。先前内部房屋整洁宽敞，在当时里份中，实居翘楚，如汉口中西极，广州鸿江酒楼，都在该里份里开设过。”唐才常、林圭就住在宝顺里内。
前面说到，自立军原定八月九日在两湖和安徽同时起事，但因军费不继，只好展期。然各军相隔遥远，展期之讯未遑通知各地。秦力山、吴禄贞仍在大通如期发难。当大通起义爆发之后，林圭在汉口宝顺里还在焦灼中等待康有为从海外的汇款以济军需。原定的八月九日各路同时大举，首先在汉口未能实现，只得展至八月十三日，后又稽延至八月二十三日。此时，由于款项所剩无几，后援不继，可谓进退维谷。在林圭电促之下，唐才常到达汉口。原先大通起事，指望武汉应援，结果大通失败，又牵动了武汉局势，“大通势孤弱，遂为刘坤一所败，败报频至，唐由是心气昂进，又闻张之洞将尽拘康有为之党人，唐闻之，谓彼于新党，呈不两立之势，与其我为彼制不如谋先发之机，遂期二十三日，先夺汉阳兵工厂，以为军资，然后率军渡江，赴武昌，拘禁统将张彪、吴元惭及督抚，自取代之，以一层平生之抱负，其将举事之前日，欲向在汉各领事及外人分启之，乃由自立会宣言，欲兴义兵，以革新中国之意者。”
唐才常、林圭起事的总体计划，乃以汉口力中心，五路并举，首先经略长江中游，并拟引兵至西安，然后北击幽燕。其在武汉的具体行动计划是，在二十二日先夺汉阳兵工厂，解决起义军的装备、军需，一举攻战汉阳、汉口，第二天（二十三日）进攻武昌。当武汉三镇行动时，湘、鄂各州县亦同时并举。鉴于当时慈禧、光绪帝逃向西安，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唐才常拟引武汉义师西指长安，拦击慈禧，救迎光绪。在起事前夕，唐才常有一致沈荩书，其中谈及各地起事进展状况及共军略。如“麻城竟推宕不可恃，令人闷杀。大通之师，已逾九华山，攻宁国矣云云。”“蒲圻消息极佳，万不可再缓。”其中尤关重要的记述是：“尊处既举，除策应屯问外，能分枝向荆、沙更妙，盖两宫西窜，我不可不予图向西之策也，至要至要。”唐才常指示沈荩进兵荆州、沙市，是考虑到两宫西窜，因而需“予图向西之策。”这里的“向西之策”是什么？唐才常未说清楚。据《清议报》的解释：“汉口七月之变，唐君才常以一布衣网罗数十豪杰，号召数十万众，总统各路勤王之军，拟欲直抵西安，迎回圣驾，复行新政，共奋中华。”
正当唐才常、林圭执戈待举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已抢先一步走在事态前头，一举将唐才常等抓获。“张之洞侦知唐等所为已与己绝反对，且将布告各国领事，据武昌独立，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
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人被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等处。
三、新堤起事和两湖余波
自立军在汉口起事准备过程中，广泛运动湖北各地会党及学生。从一八九九年冬开始，湖北各地对教会、哥老会等会党就跃跃欲试，进行各种小型、分散的斗争。
据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汉报》载：“红会匪首易某在干新堤地方聚众滋事，令活拿郡讯明正法，已正法志前报。以该匪羽党吋有骚动之象，又经省宪派兵前后弹压，示牌胁从，不料匪党多有仍在该处出没滋事者，近经长江炮艘某弁带勇拿获三犯，押解至署审讯，发县收押，至其供词为何，续闻再录。”
同月二十九日《汉报》载：“会匪霍春池前经访拿到郡提讯，供情游移，目前又经府尊提案研审，该犯仍复熬刑狡供，囚鞭责千余，发县收禁，候再提严讯。”
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汉报》又载了一条汉口出现匿名揭帖的消息。“日昨本镇有匪徒于通衢揭帖，帖中大旨假名勤王，谓太后如不撤帘，定于正月举事，帖尾约法数章，其内二则云，并不与洋商洋教为难，贴在大蔡家巷口，一时围而观者、抄者甚众，洋人亦抄数纸云：呜乎！光天化日之下，胆敢为此，可见伏莽之多矣！”
湖北学生也广泛地受到唐才常等的影响，并建立组织，召开会议，议论时政。张之洞说：“闻湖北学生颇为康党及南洋学员煽惑，私立一会，议论悖谬，皆与唐才常宗旨大略相同，实堪骇异。”“闻湖北学生颇多有为康党所惑，他省学生亦有，其始创为励志会，各省学生与康党皆入其中，初则数日一会，近则或每日一会，每会必有演说，议论悖谬，大约皆欲效唐才常所为。”
而湖北新堤（原属沔阳县，今为洪湖县城关）为自立军右军驻地，是预拟中的发难地之一。新堤右军统领为沈荩，字愚溪，原名克诚，湖南善化人。因与谭嗣同友善，由谭推荐任湖北抚暑文案委员（嗣同之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沈荩由于受到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刺激，不满当道，时思变革，积极参与自立军起事。唐才常原定汉口发难，七军并举。后起事展期，沈荩在新堤枕戈待之。在汉口将起事时，唐才常致电沈荩，告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汉口方面拟于八月二十三日起事，“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尊处生意，必宜从速开张，以为策应之师，不然孤军驻鄂，大是危机，其急图之。”又云：“尊处既举，除策应屯间外，能分枝向荆、沙更妙，盖两宮西窜，我不可预图向西之策也，至要至要。”唐才常等被捕，恶耗传到新堤，沈荩只得静以待之。这时，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从汉口脱险，奔至新堤，与沈荩商量对策。唐才中欲入湖南，以集他军，沈荩不同意，主张走上海。唐才中乃独归湖南，至浏阳老家，为团局抓获坐狱，不数月，被杀害于浏阳门坪内。沈荩则从新堤潜回武昌，匿于死友舒闺祥之家，后转道至上海。而舒闺祥则因为在自立军起事时家中藏贮武器，掩护同志，于次年被举发，被迫仰药以殉。新堤的自立军在危难中不避锋刃，有一部分在八月十六日（七月二十二日）进入湖南临湘县滩头地方，湖南巡抚俞廉三闻讯，即调岳州之信字旗参将陶廷梁，以及新军健字营营官张庆云，会合鄂军武恺营、靖成营，进行围剿。新堤入湘的自立军攻入临湘源潭，焚毁厘金督销各分卡，杀死厘局委绅郭寿萱和防务三名。张之洞、于荫霖在奏稿中说：“自汉口匪首伏诛后，各路匪徒闻之震慑夺气。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匪首尚多漏网，现已访知，仍复潜纵往来于上海长江一带，别设狡谋，力图纠众报复。沙市、岳州、常德、澧州一带，匪徒尚在煽惑窥伺。新堤之匪，窜扰湖南之临湘、巴陵、监利之朱河等处。”
此外，在湖北沙市、监利、沙洋、武昌、汉阳、沔阳、应城、麻城、蒲圻、嘉鱼、崇阳、巴东、长乐（今五峰）等地，会党仍在进行种种小型的反抗。湖南张庆云所率清军在临湘和自立军交战之后，又逼进至湖北崇阳、监利，先后擒捕和自立会有联系的红教会头领贺添葆、游扬炳、黄南阳、李寿全、曾广文、王昌年等，加以杀害。
在湖北蒲圻，“光绪庚子，港口乡民饶化之尝从军在外，至是归，自言受革命党首唐才常委任，在羊楼洞放散票布，从者日众，是年秋遂举事，知县何蕴珊闻信，即往洞查办，枭吴至林以示众，其党多散，旋闻唐才常在汉口事败，化之遽逸去，党徒多伏诛，地方遂靖。”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匕月二十八日酉刻所发《致沙市、荆州奭道台、舒守、张令、沙防营肖营官》中说：“昨夜在汉口捕获会匪头目唐才常等二十余名，供认谋逆不讳，并称沙市亦有党羽散布，约日内起事等语，可立派勇役，迅速侦访该匪匿迹所在，驰往掩捕，务获，切勿漏泄令逃。”
毗连河南之鄂北襄阳、枣阳、随州、应山、麻城等地，素有大刀会的组织。由于河南闹旱荒，饥民流离，无以为生，会党开堂放票，加入者众。“自七月以来，借闹教为名，啸众焚劫，自立会匪滋事。复查有匪首潜往孝感入应山、河南信阳州一带，谋劫北上诸军军火，并煽诱河南饥民来汉滋事。现又讯出有匪目潜往襄樊一带煽动刀匪（大刀会）。”鄂西、鄂南之沙市、监利、沙洋、嘉鱼、崇阳、巴东、长乐（今五峰）的会众，亦继续分散活动，并受到清军搜捕。
湖南是自立军起事的重要基地。在起事的前夕，对湖南的新军和会党亦有种种秘密策动。常德、岳州和长沙都呈出一种秣马厉兵的形势。
当时，孙武在岳州任威武营大队长，驻防岳州。为了在起事时占领岳州这一军事要冲，自立军机关积极运动孙武加入自立军。时吴禄贞在汉口，昔与孙武为湖北武备学堂同学，乃致书争取孙武。其书云：“尧卿学兄足下：湘水吴山，时切相思，惟祝别来无恙是幸。自弄沙儿（指满清）窃据宝位，同胞宛转暴虐之下者久矣！今兹联军（按指八国联军之役）入京，帝后西奔，国本动摇，万机废理，正吾人收拾之日；若袖手放弃，则河山万里，沦归异姓，同胞四兆变为牛马，神器既焚；俎肉且脔，每下愈况，奴籍更难脱，言念及此，能不慓惧悲痛哉！弟亦黄帝苗裔，何忍坐视阽危，特在东京组织富有票会，分布会团多人，回国联络义士，溉植同志，期图大举，俾出斯民于水火而复汉族之故物。兄素切痛国仇，誓为祖宗雪耻，际兹机会，料能同仇敌忾，牺牲与谋。因上一尺，希即至汉皋与唐才常、傅慈祥二君，商量大计，速兴师殄灭丑虏。时机不再，稍纵即逝，大仇棘心，前盟在耳，幸勿游疑自误以误苍生，并乞擘划密秘，将事慎重，不胜企望之至！临楮泣下，只叩雄安！同学弟吴禄贞再拜。”
孙武接信后，即从湘返鄂，至汉口宝顺里，与林圭商榷，并知吴禄贞已往大通。商谈结果，由孙武任岳州司令，孙武旋即返岳州。“至岳，派陈显国赴浏阳，余正义赴宝庆，王正祥赴长沙，各带会票千张，扩其势力。”
当汉口事泄后，除由新堤南下的一部分自立军战斗于临湘、巴陵一带外。岳州、常德、澧州会党仍在继续活动。“岳州为南北两省咽喉，票匪最注意于此，讯出匪首多系籍隶岳州，盘踞煽诱，蓄谋甚深，目前匪势仍复眈眈思逞。现查知该参将所请练兵百名，其中即多系领有富有票者。”除前述唐才中被杀外，又有何来保、蔡钟浩等在常德起事，亦被捕解到长沙杀害。还有李森之（一作生芝），于汉口自立军失败后，回到湖南慈利，组成十余营，参加者“世家子弟为多”，有“公子班”之称。清军逮捕了李森之解赴长沙，李行至武陵大龙驿，服毒而死。还有李莲航，当其子李炳寰在汉口被杀后，俞廉三派人逮捕了他，并在其家搜出李炳寰寄回之富有票几簏，旋被杀害。李虎生之长兄李石存亦被投入监狱。吴良愧因参加自立会，其父在慈利被捕。在岳州领兵的孙武，在自立会事败后，遁回湖北汉阳老家。另在长沙方面，安徽人汪镕从父宦游湖南，锐意联络会党发难，曾一度在定王台会合人马。其南路由杨暨主持，西路由何来保主持。因经济支绌，无力起事。汪韦容复走汉口，以图约期会师。岂料其兄汪鉴，“热中仕进，乃告密于劣绅王先谦，凡与韦容有连者，悉罗列无遗。”汪镕刚从汉口返湘，即遭清军搜捕，乃服毒自杀。其次兄汪瑶亦下狱，而汪鉴则叙“功”得保知县。
此外，湖南会党首领朱楚香，为配合汉口自立军起事，拟在汉阳、沔阳、蒲圻、应城、麻城、嘉鱼、巴东、长乐（今五峰）、沙市等处起兵。汉口事败，朱楚香遁广州，遭反动军官杨某杀害。次日，杨某路过华宁里，被四名会党人员打死，支解四肢，为朱复仇。
汉口、大通虽事败，各地会党仍思再举，只无统一号令，亦患力量不足，所作所为不过强驽之末。张之洞说：“履获逆信，仍有挟带重赀，潜来湘鄂，再图大举之说。”“现在康党时图大举报复。”张之洞引以为虑的是，富有票多达三十多万张，查获缴呈和自行销废的仅有几万张，“散在民间者，尚有二十万张以外，丑类实繁，深为可虑。”因此，他进一步的动作是彻底瓦解自立军，以消弭乱萌。
戴着“宽厚”假面具的张之洞续开杀威，“自是张之洞乃大兴党狱，湖北杀人殆无虚日。特派护军营二百人驻汉口铁政局，形迹稍可疑者皆不免，约死百余人。”
在汉口起事待发时，湖北各地遵命起兵的有武昌、汉阳、沔阳、蒲圻、应城、巴东、长乐（今五峰）、沙市、嘉鱼、麻城等十余处，均有不同程度的牺牲。据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一书云：“是役湖北遵命起兵者……牺牲达数百人，此即湖北革命第一之大流血。”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更估算，“以身殉者略计在三百人以上”。
如麻城屈子厚，名开埏，“两湖书院肆业，与诸名宿讲求经济之学，以国事日非，与同学唐才常等锐意革新，戊戌唐等游学日本，开自立会于东京，遥推埏为二十干事之一，唐等归至汉口，潜谋大举，为于抚荫霖侦知，以次捕戳，搜唐行箧内有刘道仁致埏一书，时埏有事至河南，得免，适于抚解任，张督宽免。”
张之洞还勒令各地自立会员自首投案，缴出富有票，“悔过自新”。一个署名为江东阿斗的人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谈了他在湖北东湖县（今宜昌）所见所闻：“是年十月，余道出宜昌，途次见东湖张榜揭示，第五次富有票缴票免究者约二百人，然则东湖一县必有千人矣。以湖北全省计之，数更可惊。”
通过张之洞等镇压，一场人数多达十多万人的自立军运动终于一败涂地，牺牲于此役者，仅湖北一省达三四百人，各省总计达千人，这是较之戊戌变法更大的一次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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