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北麓，涓水之滨，有我的第二故乡——新桥三吉堂。三吉堂屋后古木参天，翠竹成林，门前一张大水塘，青瓦粉墙，红栏绿树，碧波倒映。这所幽美的大庄院，就是被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唐群英的最后住所。
唐群英，字希陶，雁行6人，长姊希孟，二兄维藩，三姊希范，是我的祖母，群英第四，五妹希欧，六弟干一。我祖母32岁就离开了人间，那时父亲曾伯圭年仅6岁，由唐群英抚养成人，情同母子，我兄弟3人（大哥夭折）都生长于唐家，到我7岁那年，父亲才举家迁回祖籍湘乡县荷塘二十四都，即今双峰县荷叶乡。按时间顺序说，新桥三吉堂是我的第一故乡，更为恰当。
我们兄弟姊妹和唐家的表兄弟姊妹们都称呼唐群英“八公公”（她在家族中排行第八），用于第三人称时则称“陶公”。对于一位女性祖辈以“公”相称，是出于对她老人家不让须眉的崇敬，衡山治坪唐氏是大族，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解放前唐氏宗祠每年春、秋祀祖，不准妇女人祀，惟有陶公例外。唐家还为陶公抚子，开宗立祀，并和兄弟们一样享受一份祖先的遗产，这在封建的宗法社会是罕见的。
我父亲从小体弱多病，陶公只一女，夭折，在先父身上倾注了她的全部母爱。先父进人中年，陶公已届老龄，每次先父去三吉堂，陶公总要吩咐仆人做先父喜欢吃的菜，叮咛“少放辣椒，不要太咸，他喜欢清淡”，三吉堂客房有三张常设的客铺，陶公却在她的书斋吟香阁为先父特设一张床，亲自检点被褥，力求先父睡得温暖舒适。陶公在世之日，这张床一直没让第二个人睡过。
1925—1930年，陶公任岳北女子实业学校校长，已入老境，精力不够，教务、事务两大务都由先父秉承她的意旨办理，这是她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她一生为革命、为男女平权、为女子教育而忘我奋斗，从不顾念自己的身体，到1931年61岁息影三吉堂，一闲下来，就老态毕露，病痛接踵而来。先父承欢膝下，其体贴之入微，服侍之周到，为一般为人子女者所难能。不过，迫于生计，先父不能经常在她老人家身边，好在我们的家北斗堂距三吉堂只15里路，我们父子隔不久又去。
陶公一生奔走革命，破产兴学，晚年生活很不宽裕。一天，我在窗外听得她在房内自言自语：“啊——这又是伯圭留下的钱！”我进门看时，陶公正从柜子上取下一叠铜元，一面数着一面对我说：“你爸爸顾念我手中拮据，常不声不响地给我留下些零用钱，他负担很重，收入不多，……”陶公哽咽了，“叫他……以后不要……给我留钱……”。1935年以后，国民党中央按月津贴陶公200元，她的经济情况大为改观，这时候我父亲贫病交加，不时得到陶公济助，她付出的就不是铜元而是银元了。
1937年农历4月20日左右，我从三吉堂回北斗堂，临行时陶公嘱咐道：“叫你爸爸来呀！”可以说这是定律——没有一次她不如此嘱咐，次数多了，习以为常，反正爸爸来了没有甚么要紧的事，我就没甚在意，回家竟忘了给爸爸说。谁会料到，几天之后，就在4月25日，噩耗飞来——陶公突然逝世！她老人家未能和视同己出的伯圭最后一晤，难以瞑目。
陶公爱好音乐，曾在日本习音乐专科，在我的记忆里，陶公住在哪里，一架风琴和一对玉屏箫就伴她到哪里。由于晚年中气不足，我只见过她弹风琴，无缘听她吹箫。
我第一次读古诗，大约是7岁时，那是一个仲春的夜晚，陶公在灯下闲坐，我在桌旁玩，她教我读“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友约来迟歌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首唐诗。以后，她老人家又给我讲过《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古文。中年以后，我才领悟陶公选教这些诗文，与她平生“先忧后乐”的革命胸怀和晚年息影家园的心境有关。
陶公出身大家，从小受严格的家庭教育，生活节俭简朴。饭时偶然掉落饭粒，立即捡起来吃，有天我吃饭时掉了几颗饭在饭桌上，陶公说粮食是农夫辛勤劳动的结果，来之不易，不应随意糟践拋散，叫我捡起来吃掉。我捡吃了，陶公点头称许，口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饭后又写下来教我反复吟诵。70多年来，我一直保持这一习惯，并以之教育后人。
陶公创办的岳北女子实业学校。有3个男学生：9岁的我和表弟唐志良（8岁）、弟弟选楼（6岁），对于陶公的办学方针、教学方法，那时我们小小年纪，无从体会，而爱国思想的启发教育，则印象深刻。记得1927年发生“济南惨案”，陶公极为愤慨，特地请新从济南返湘的北伐军官唐干成来校，向全体师生讲述他亲历的济南惨案经过，接着，陶公登台讲演，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处心积虑侵略中国，我们应如何奋起救国等等，唐干成的报告和她的讲演，都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这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课，使全体师生深受教育。我暗暗地咬牙发誓——长大后要拿起枪杆，打日本鬼子！散会后，我把志良和选楼拉到场外，将我的志愿告诉他们，他俩异口同声拍手叫道：“好哇，我也这么想！”10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我考入黄埔军校第16期，志良、选楼都先后进入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志良负过伤，右臂残废，后半生吃饭、写字都靠左手；选楼远征印、缅，多次立功。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陶公跺脚叹气，手捶桌子骂道：“为甚么不打？为甚么不打？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罪该万死！”“一•二八”淞沪战起，她对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赞不绝口，期间一度谣传英国出面调停谈和，陶公气呼呼地说：“日本鬼子诡计多端，和他们没有甚么好谈的，只有打！”她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人。
陶公晚年双手颤动，执笔不便，她的侄孙唐肇修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陶公写信总是口授让肇修表哥代笔。1936年，我已17岁，在家乡教小学，农历中秋节到三吉堂去陪她老人家过节，适逢陶公要给仇鳌、戴季陶复信，而肇修表哥又不在家，就叫我代笔。字迹拙劣是我的大缺点，她老人家一面口授，一面嘀咕着我写的字：“丑煞了！丑煞了！”窘得我面红耳赤，满头大汗，这件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35年春，陶公应戴季陶、仇鳌、张继等老盟友的邀请，由我父亲陪侍去南京，一到南京，少不了和当年一起志同道合的老友互相拜访，共话沧桑。一日，国府主席林森来访，我父亲随侍在侧，林森问：“唐八先生还有当年的豪气？”陶公答道：“老了，不行了！”说罢，彼此哈哈大笑。在同盟会女会员中，陶公年龄居长，女会员都叫她“唐大姐”或“唐八姐”，男会员则大都以“唐八先生”相称。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为女权问题林森挨过陶公一记耳光。但那毕竟不是私仇，事隔多年，老盟友久别重逢，不存芥蒂，因而会心大笑。当林森问及她的生活时，我父亲急以目示意，陶公不顾，淡然答曰：“还好，还不差。”林森去后，我父亲问道：“难得林主席关心您的生活，您怎么倒打肿脸充胖子？””陶公严肃地说：“我又不是来要饭的！君子固贫，何必向人诉苦？”这件事，后来父亲多次讲给我们兄弟姊妹听，要我们继承八公公的硬骨头精神。
此次在南京，陶公会到不少当年共同奋斗的女同盟会会员，其中有的得了一官半职，趾高气扬；有的当了阔太太，珠光宝气；有的沉湎于赌场牌局，醉生梦死；昔日的革命精神荡然无存。陶公感慨很深，写了一首《金陵访旧有感》：
纷纷姊妹尽华裙，顾我何忧彻骨贫。
不见梅花亭外立，西风岭上好精神。
1935年，仇鳖、张继分别写诗赠陶公。仇鳌写的是一首七绝，裱成条幅，诗的前面两句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后两句是：“往日罗兰今老矣，纷纷姊妹尽华裙。”以法国史诗中的英雄人物罗兰夫人比喻陶公，慨叹她的“老”争来了妇女界平等幸福的生活，一个“老”字，内涵丰富，余味无穷，“纷纷姊妹尽华裙”系套用《金陵访旧有感》起句，意义则全不相同。张继写的是一首五言律诗，歌颂陶公的英雄气概，我却只记得起首两句：“烽烟看四起，投袂自提兵”。
陶公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三吉堂大厅、客厅、官厅、横厅、座屋、客房挂满了难以计数的挽联挽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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