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在辛亥、护国，护法、北伐、讨蒋、抗日等革命活动及战争中，先后和叶开鑫、吴佩孚、张学良、冯玉祥、蒋介石、曰寇打过大仗，而唯独没有与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解放军作过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拒绝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隐居家乡，潜心办学。后来在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毅然走上了革命大道。湖南解放前夕，他在共产党的直接引导下，做了大量反战促和的工作，为团结湖南地方势力，策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起义和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唐生智走向光明的历程，探讨他在湖南和平解放前后的表现和作用，对我们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威力，闭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尽快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颇有价值和益处的。
顺时应势 走向光明
唐生智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开始，他就与蒋介石一直存有矛盾，并曾三次兴兵反对蒋介石，后来虽与蒋介石有所合作，但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蒋介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而他也始终不满蒋介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店生智陷入了思想苦闷的窘境，因为凭他与蒋介石打交道的十九年经验，深知內战不可避免。但由于他思想上的局限，当时还不可能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和前途作出正确的判断。尽管他渴望和平，真诚地反对内战，但又找不到一条真正的实现国内和平的有效途径。在这种苦闷、仿徨，而又无法解脱的情况下，他始终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于是就决定洁身自好，避而远之，毅然拒绝蒋介石委任他的“西北行政长官”的职务，以奉母归里为由带领全家从重庆返回东安老家。
回家乡以后，唐生智决心为桑梓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以作为自己思想的寄托。于是便恢复了他在抗战初期创办的“耀祥中学”。他聘请了一些有进步思想和真才实学的教师任教，添置了教学设备，购买了大量进步书刊供学生阅读，并告诫学生：“要以天下为己任，为求中国之‘大同’，救百姓于水火，发奋渎书”。乡居期间，唐生智也开始接触进步书籍，曾经读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由于诸多方面的限制，当时他虽不可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书中的全部內容，但思想上受到了较大的触动，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重新思考和选择今后的道路。
1948年3月，蒋介石为了完成政治上的所谓“改革”，粉饰专制独裁，以挽救其垂危的统治，准备召开所谓的“行宪国大”。蒋亲自圈定唐生智为东安县国大代表，并电请唐生智参加伪“国大”。唐生智本来就对蒋介石及其独裁统治不满，这时又听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没有代表参加，更“不愿入鸟兽之群，听其反共鼓噪”，于是就以“修母墓茔”为名，断然拒绝参加伪“国大”。
唐生智愈是不肯为蒋介石打內战殉葬，而蒋介石却愈是千方百计地想把他拉上战车。1948年10月，蒋介石特派唐生明携带亲笔信到东安，邀请唐生智去南京，共商国事。唐生智见当时政疽糜溃，本不愿去见蒋介石。但考虑到蒋介石生性多疑，对他一直存有戒心，重庆不辞而别，三月“国大”未参加，加上外面又风传唐与共产党有联系，如果这次又不去，就会进一步加重蒋介石的疑心。同时，唐生智本人“久长避人避世，自己也心有不安，也想出去走走”。一则出去了解一下形势，二则向蒋介石反映民间疾苦，建议停战议和，予民休息；三则也想出去联络旧部，“设法多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出于这诸多方面的考虑，唐生智写了一封措词委婉的信托唐生明带给蒋，算是对蒋介石邀请的作答。不久，当蒋介石再次来电邀请唐生智赴南京时，唐生智才勉强决定赴南京一趟。
1948年11月的南京，到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10份，蒋介石御驾亲征东北，惨遭全军覆没的厄运。11月，人民解放军又在华东展开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南京政府内部也明争暗斗，四分五裂。蒋介石深陷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内外交困之中。处此窘境，蒋介石就想重新起用唐生智来为他撑腰，利用唐生智与桂系过去的矛盾，来作为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11月25日，蒋介石派专车接唐生智去总统府相见，11月29日，又特意设晚宴招待唐生智。交谈之间，蒋介石要唐生智出山担任衢州绥靖主任，并希望他：“能以党国利益为重，共同携手，挽国家于危难之中”。然而为停战议和而来的唐生智，怎肯被蒋“诱入庙堂而为牺牲品呢”？于是他借口牙痛，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第二天，便乘飞机离开南京去上海“治牙病”。
在上海期间，唐生智会见了各方人士，同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并在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作了大量团结谋和的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民革取得了联系。地下民革曾派郭春涛与唐生智联络，双方就如何团结湖南中上层人士，依靠和发动地方势力，广泛开展和平自救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后来，唐生智又设法与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地下党先后派吴成方等同志与唐生智商谈，他们对唐生智说：“我们对你是了解和信任的，你从北伐到现在没有跟我们打过仗，我们是清楚的，你是够朋友的。”并详细地向唐生智介绍了当时国內的政治、军事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方针政策，鼓励他加入革命行列，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唐生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尽管因阶级局限而归属到反动阵营，但他没有反对过共产党，并一直保持对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只是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思想也就始终停留在民情主义阶段。抗战胜利后，唐生智在隐居乡里办学期间，虽然也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零星地读了毛泽尔的一些著作，但由于不明确中共对自己的态度，再加上对形势的发展认识不足，因此，思想的发展转变仍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上海期间，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和启发，他才初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认清了形势和光明的前途，开始由自发的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到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了。事后，他曾经深有感慨地说：“我应该感谢共产党和上海地下党的朋友，为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
就在唐生智思想发生急剧转变的同时，国内的形势更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这时淮海战场上国民党败局已定，继黄伯韬被击毙后，黄维也被解放军生俘，杜聿明被重兵包围无法逃脱。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考虑到湖南长期以来形成的地方势力很大，而唐生智又是湖南军政界的耆宿，对左右湖南地方势力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急切要求唐生智早日回湘，利用大好时机，从各方面进行准备，以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店生智也觉得自己回到湖南将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此，1948年底，唐生智“接到地下党的通知就匆匆离开上海”，返回东安。从此，唐生智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踏上了和平自救和策反起义的新征途。
反战促和 团结自救
唐生智回到东安后，立即着手联络地方势力，进行反战求和的工作。他对那些来看望他的旧部和各界人士说：“现在没有瞻顾徘徊之余地了，诸位爱乡土，求湖南之和平与百姓安居乐业，唯有与中共精诚合作，为和平统一而协力……，这才是中国应走之道路，也是湖南应走之道路。”1940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正紧锣密鼓地组织内阁，为了拉拢唐生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李宗仁亲自写信给唐生智，请他入阁担任考试院长。尽管唐、李之间个人恩怨很多，但从整个和平大局着眼，唐智生还是回答李宗仁说：“只要你在中共‘八条’上签字，我便与你合作，”以此来促进国共和谈。后来李宗仁拒绝在中共八条上签字，唐智生愤慨地说：“王八蛋才入阁。”
唐生智充分利用自己与省参议会众多议员的密切关系，鼓励和支持他们高举起反战求和的旗帜，引导各界人士走团结自救的道路。在唐智生的影响下，1946年2月，省参议会发动了反“三征”运动，得到了全省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平自救的浪潮开始高涨。唐智生在大力开展反战求和的工作中，非常注意发挥舆论的力量。他不仅鼓励周囊所土办的《舆论导报》要大胆为人民讲话，充分发扬民气，而且还着手建立自己的写作班子，连续在湖南省各报刊上发表反战求和的文章，号召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民主和和平。当时，白崇禧正坐镇武汉，大权在握，湖南是他的后院，岂容他人放火。于是就指使湖南主战派发难。黄杰、刘嘉树、蒋伏生等人肆喊叫：“以战求和”，“不能战则不能和”，并胁迫程潜表态在湖南恢复征兵，企图以此来冲淡当时日益高涨的和平气氛。省参议会在唐智生的支持下，巧妙地利用李宗仁刚刚上台，急待“收拾民心”、“安定湖南”和笼络唐生智等特点，借李代总统来长沙巡视之机，由“唐议长面呈停征手拆”，迫使李宗仁不得不赞成湖南延缓征兵的要求。因而使湖南的征兵王作终未恢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了。
1949年4月，白崇禧加紧了对湖南的控制：公开指责湖南不应该停征兵粮；威逼程潜改组省政府，将拥护和平运动的秘书长邓介松、民政厅长邓飞黄撤职，以他的亲信杨绩荪、田良骥代之；又把全省保安付司令兼长沙警备区司令肖作霖撵走，企图以此来控制程潜和湖南政局。4月20日，李宗仁撕下和平假面具，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八条二十四款，致使国共和谈破裂。这时，白崇禧企图在湘桂两省负隅顽抗，蒋介石也随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的反动宣言，于是战争风云再次笼罩湖南。
4月21日，省参议会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湖南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人民受害最深，遭难最大，实在无法承受战争的沂难了，只有避免战涡，才能深持地方元气。经大家协商，当即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为了适应各方面的要求，22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改名为“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确定以发挥人民力量，促使湖南免于战涡，安定社会秩序，保全地方元气为宗旨，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大团结”，“实行自保自卫”等主张和口号，并公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
由于白崇禧的大力支持，湖南主战派势力抬头，准备镇压和破坏和平自救运动。而恰恰就在这形势顿趋紧张的关键时刻，已默契起义的程潜、陈明仁之间发生误会，两人都陷入困惑苦闷之中。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了使和平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就考虑请唐生智到长沙，组织一批社会进步力量，促使程潜、陈明仁下定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决心。后由省参议会商定，“经过省工委妍究同意，通过与地下党有联系的省工委会理事长冻云章，以省会人民团体名义，前往东安县迎接唐生智，与程潜合作，发动地方势力，进一步开展和平自救运动”。
4月29日，唐生智应邀来到长沙，程潜、陈明仁等率领省府文武官员及各人民团体代表共约了百余人冒雨在车站迎接。唐生智在欢迎宴会上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他说：“为团结湖南人民，保卫湖南的安全，愿与天下人为朋友。我此次来长沙，是替湖南三千万人民服务的。”
接连三天，唐智生与程普及各方面人士进行了互访和磋商，在湖南和平自救的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唐智生对程替表示：只要程能为乡梓的安宁尽心，积极率部起义，唐决不记前嫌，将竭尽全力来支持和协助程，共同携手促成湖南和平解放。
5月2日，“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在省参议会礼堂举行省会各团体各界人士的欢迎会。唐生智茁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以天下人为明友，湖南为救命而团结，能团结自救则存，不能团结自救则死，除了团结自救，没有第二个办法”，号召全省人民为生存而团结起来自保自救。会议根据唐生智的提议，决定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改组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仍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计划在各地都建立自救会组织，并掌握地方武装”，实行自保自救。从此，凡属有关和平运动的部署及措施，不便由省政府公开出面的，就由人民自救委员会作出决议。
唐生智的出山，为程潜撑了腰壮了胆，既解除了程潜孤军作战处境维艰之苦，也较好地化释了程潜和陈明仁之间的误会，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坚定了他们“奔向光明”的信心，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湖南的反和平势力，使湖南和平自救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声势迅速发展。
唐生智以“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在长沙频繁地会见各界人士，积极开展宣传和鼓动工作。他到处发表演说，广泛地宣传“湖南人民要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自救”，并大声疾呼“湖南人走湖南人的路”，“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湖南人民应该同心协力，团结自救”。他所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较好地贯彻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注意从湖南人民普遍厌战、反战的实际出发，着重在“团结自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唤起了人民的共同觉醒，迅速地推进了湖南和平自救运动。由于策略正确，口号妥当，措施得力，从而争取了大批中上层人士，团结了湖南的地方势力，使“和平自救”的口号迅速深入人心，为程潜和除明仁率部队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并作了舆论准备。
为了消弭全省各地因主战派强行将地方自卫武装纳入内战轨道而引起的动乱，把全省的地方武力变成真正的人民自卫自救武力，唐生智在地下党的支持下，致电各地武力，“希望各地方的武装朋友们，自动地安定下来，各就原地，避免冲突，听侯自救委员会合理公道的解决”，并指示他们“保存元气”，“避免无谓牺牲”，团结起来进行自保自救。
5月中旬，白崇禧从武汉窜到长沙，疯狂叫嚣“局部和平无异投降”，准备与解放军在长沙决战。这样，湖南的自救运动就与白崇禧的“湘桂联防”形成了尖锐对立。为了扫除“自救运动”这个障碍，白崇禧胁迫程潜下令禁止一切争取和平的活动，解散自保自救的组织。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长沙城。处此逆境，唐生智仍然我行我素，继续致电各县，指示自救工作，号召全省各地明确表态支持自救运动。白崇禧见唐生智不买他的账，恼羞成怒，于是即准备将唐生智劫持到广州去。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经与地下党组织商定，唐生智暂回故里，在湘南做发动和联系工作。
5月24日，唐生智与李觉连夜离开长沙前往邵阳。在邵阳，唐生智仍然积极宣传湖南人民要团结自救。当时由邵阳县参议会和永宝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知，邀集地方士绅、群众团体和工商界数百人在县参议会礼堂开会。唐生智愤概缴昂地发表讲话，历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种种罪恶，并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唐生智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邵阳的和平力量，大煞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唐生智去邵阳的第三天，中共湖南省工委派负责统战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寿祺赶到邵阳，秘密地会见了唐生智，向他转达了省工委的意见，要他“立即回东安去，迅速组织武装力量，以便届时截击白匪军”。唐生智欣然接受了地下党的意见，立即就踏上了去东安的归程，准备把主要精力用来组织地方人民武装，实施截击白匪军的作战计划。
策动汨部 武装阻匪
策动旧部，组织地方武装一直是唐生智走向光明后的工作重点。早在上海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伊始，他就根据地下党的要求积极着手策反工作。首先是做交警总队周伟龙、黄克虎的工作，策划交警总队起义。通过工作，周伟龙答应在时机成熟时，与黄克虎一起把所属的八个交警大队陆续拉到粵汉沿线，控制交通枢纽，同时还准备调动一部分兵力到湖南，共促陈明仁一道起义。后来由于此事被毛人凤发觉，经报告蒋介石后，周伟龙立即被捕，因而交警总队的起义被迫流产了。
唐生智去南京会见蒋介石时，就往在宪兵司令张镇家里，并乘时做了张镇的策反工作，“与他说了些道理，并已说服了他”。张镇当时表示愿意投靠人民立功赎罪，并按照唐生智的要求，留下一个宪兵团在长沙，后来该团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张镇本人则因畏罪之心没除，顾虑重重，后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在南京时，唐生智还去看望了被蒋介石软禁的云南王龙云，劝他趁蒋介石自顾不暇之时，尽早设法选出樊篱，然后北上投奔共产党。为了尽可能“多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些力量”，唐生智曾想“有机会去北平一趟”，后来尽管未能成行，但仍“托刘多荃带了口信给傅作义”，劝他“当机立断，奔向光明”。
解放战争迅速发展，促使唐智生接受了地下党的意见，准备回到湘南扎扎实实地策动更多的地方武装来投入湖南的和平解放。
从上海返乡途中，路过衡阳，唐智生特意在衡阳警备司令欧冠家“留住一晚，畅谈国事”。据欧冠本人回忆，当时唐生智对他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巳丧失作战能力，官长贪污腐化，士兵吃不饱，不愿继续卖命，蒋家王朝势必灭亡，劝我（指欧冠）认清形势，改变作风，还向我介绍了在上海与共产党员吴成方的一次谈话，要我对共产党重新认识，对大局的变化作好思想准备。临别时，他送我一本小册子，主要內容是他关于湖南人民要想自救保家，必先救省保国的那些主张，他的这些看法和主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考虑在此动荡的时局中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此后，唐生智还经常派人与欧冠联系，对他进行启发教育。1949年9月，欧冠特意派自己的主任秘书张溉到东安，向唐生智汇报了自己的思想顾虑，并征求唐生智对下一步的意见。唐智生要张溉转告欧冠，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鼓励他丢掉思想包袱，积极发动起义。张溉回去向欧汇报后，欧冠便消释顾虑，欣然率部向解放军投城起义了。
唐生智回到东安后，就立即按照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意见，积极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准备自救起义，并配合解放军阻击白崇禧的军队。为了有效地掌握地方武装，早在长沙领导和平自救运动时，唐生智就向程潜推荐了一批旧部担任县长、专员、司令等职务，以便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装，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的后勤补给线和退路。唐生智直接安排刘兴、周斓等旧部通过“永宝警备司令部”来联络和组织地方武装，经常召集地方上的保安队、警察局、路警、矿警的一些头目，于家中反复给他们讲解形势，指明出路。6月初，唐生智叫刘兴以永保警估司令名义分别成立了邵阳、东安、祁阳等五县联防指挥部和东安、新宁两县边区联防指挥部，将当地一些分散的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还进一步加强了东安雷攻保安团的力量。在祁阳，通过唐生智保荐的县长张度珂，掌握了该县自卫总队和警察局的武装。还与湘中二支队莫新春部、湖南民联第三纵队陈安球和陈一凡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来又通过省工委派来协助唐生智工作的地下党员张凡与中共湘南的各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互相配合，袭扰湘桂线，截阻桂军的后勤补给，将桂军拖住困死在湘南，为解放军就地全歼桂军作好准备。
七月初，白崇禧对唐生钳在东安策划武力的活动开始察觉，急忙命令湘桂边区绥靖司令、新七军副军长曹茂琦前往东安探听虛实，“就便劝说唐生智出山”。因为曹茂琮是店生智的旧部，所以当曹说明来意后，唐反过来作了曹的思想工作。曹茂琮在唐生智的循循劝导下，也开始醒悟过来，决定顺势应变，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即通电起义。从此以后，曹茂琮就对白崇禧围剿游击队的命令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表面上唯命是从，实际上日夜为准备起义奔波，后来，解放大军一到，曹茂踪就军领新七军在道县光荣起义了。
1949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再度派刘寿祺、张凡到东安与唐生智联系。刘寿褀向唐生智“传达了省工委的意见，希望他执行五月底在邵阳与刘寿褀商定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匪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湖南时，把白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并留下地下党员张凡，协助唐生智开展工作。唐生智完全赞同省工委的意见，也汇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并表示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刘寿淇刚刚离开，李觉又奉程潜的命令，从邵阳赶到东安邀请唐生智一同赴长沙通电起义。因唐生智与地下党有约，所以唐生智嘱咐李觉回去向程潜说明，“在湘桂边区的一些地方武装，都还没有组织好，他本人一旦离开，怕所联系的地方武装人员不安，影响大局。至于通电起义，他满口赞成，说请程潜全权处理”。尔后，唐生智就迅速地调兵遣将，骚扰桂军，破坏其补给，配合各路武装阻截桂军的后路。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高级将领38人的起义通电，唐生智也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104人的响应通电，并吁请西南、西北迅速采取一致行动。湖南宣告和平解放。但这时的唐生智并不在长沙，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在东安组织夹攻白崇禧的军队。与之同时，白崇禧正坐镇衡阳，调集兵力于衡宝与湘桂一带，准备负隅顽抗。当他得知唐生智这头坐地虎尚在东安组织地方武装，惧怕唐生智断其后路，立即派桂林绥靖主任李品仙到东安送钱封官，企图以此来解除后顾之忧。唐生智断然拒绝了白崇禧的利诱，并劝告李品仙不要再执迷不悟地跟着白崇禧，鼓励他拿出实际行动来弃暗投明，带罪立功。李品仙走后，唐生智估计自崇禧利诱破产，软的失败，可能会来硬的，对自己下毒手。于是，他的行动也就格外谨慎和秘密。果然不出唐生智所料，几天后，白崇禧就派一二六军的三○五师师长覃琦以“搜匪”为名，率部进驻芦洪司，将唐家出入的大小路口层层封锁，到处搜捕唐生智，但搜来搜去搞了半个多月，不仅未能抓住唐生智，反而被唐生智掌握下的地方游击武装搞得疲于奔命，损兵折将。在唐生智的策划和组织下，湘南的地方武装纷纷袭扰白崇禧的部队，截断了桂军的后勤补给线，拖住了大量的桂军，有效地阻截了桂军溃逃广西的退路，为配合解放军在衡宝一线就地全歼挂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经过唐生智的艰苦努力，湖南的国民党地方部队纷纷起义，其中仅跟随欧冠一道通电起义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就多达2万余人。真这样既使白崇禧苦心经营数月的“湘桂边界联防”毁于一旦，也对后来解放两广和大西南各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