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湖南省先后涌现了一些极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就有曾国藩和毛泽东。
历史伟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往往要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影响。他们在吸取、总结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之后，才能不断超越旧我，朝着更远大的目标奋斗。
促成毛泽东由一个信神佛、读经书、下农田的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跃升为历史伟人的重要阶段，是他的青年时代。本文将从地域关系、亲师为学、友人交往，以及毛泽东的复杂情感等四个方面，论述近代人物曾国藩的言行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一
湖南，古时被称作“蛮夷之地”，春秋时为楚国，秦时取百粵为郡县。元代始建行省，因辖境大部分地区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湖南。历史上的湖南远离华夏政治中心，湖南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有限，近人感慨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毛泽东早年也称：“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然而，这“黑暗”和“灰色”在曾国藩及其湘军兴起之后便改变了。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荷叶塘并不显耀的地主家庭，他悉心钻研儒学，靠科举进入仕宦之途。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曾国藩开始施展其政治抱负，他的才干在统帅湘军剿灭太平军的十多年间，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后又剿捻军，办洋务，威震朝野，声名赫赫。曾国藩为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延缓中国封建社会崩溃所做的努力，是同时代人无法相比的。
在曾国藩死去21年后，与湘乡仅一山之隔的湘潭县韶山冲，诞生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是在湘潭和湘乡的山沟里度过的。
毛泽东的外祖父家在湘乡唐家圫（今属湘潭韶山区大坪乡），与韶山相距只有20里。曾国藩有过湖南学者多、省运必大盛的箴言，那时湖南湘乡的读书气氛尤其浓厚。1910年，念过几年私塾的毛泽东决定到不太重视经学、标榜新风尚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与注重买田置产的父亲发生了尖锐矛盾。唐家圫的亲戚们及时给予毛泽东在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帮助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与他的表兄住在一起，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撰写的呼吁社会改良的宣言《1898年的改良》。这些书使毛泽东第一次直接接触了政治。毛泽东还结识了湘乡籍的学生萧三，从萧那里借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为中国急需出现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林肯等等的伟大政治家而激动。可以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得到的政治启蒙教育，是他与湘乡结下了除血缘关系之外的又一层重要关系。
一年之后，毛泽东与萧三带着老师的介绍信进入有名气的长沙湘乡中学，然而，湘乡中学的课程并没有满足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仅仅停留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离开这所学校，加入湖南新军的行列。1912年春，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已经结束，加上他对军旅生涯的诸多不满，毅然退出行伍，住进省城价格便宜的“湘乡会馆”，这一住便是半年。他白天外出读书谋事，晚上回到住地与大多来自湘乡的退役兵、无业学生聊天。
曾国藩的故里在湘乡，而青年毛泽东与湘乡人的关系要比湘潭人更亲近一些。一方面因为毛泽东的父亲是独子，性格自私吝啬，亲戚关系相对淡薄，而毛泽东的外祖父家则人丁兴旺，毛在幼年时经常住在唐家圫；另一方面，因毛的外祖父家有几个读书人。这对毛的读书兴趣影响很大，尤其是他17岁离开韶山后，更频繁地与湘乡人接触交往。那时湖南人常常为曾国藩骄傲，湘乡人则更感到自豪，所以毛泽东对曾国藩也有所了解。这种地缘关系，对日后毛泽东将曾国藩视为英杰有一定的影响。
二
如果说地缘关系使毛泽东较早地钦佩曾国藩，那么，受杨昌济先生的影响，通读曾书并开始对曾国藩的崇拜，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曾国藩加深了理解。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四师范读预科后，遇到了对其人生道路起了特殊作用的先生杨昌济。杨尊崇儒教，却又用了4年时间去英国和德国，学习过康德、格林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毛泽东对这位博学多识且具有新思想和反抗精神的文化人非常尊敬。当时“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杨先生在第四师范讲授预科修身即伦理学课程时，多次提到并详细讲述曾国藩的修身养性哲学，对毛泽东触动很大。毛泽东当年的听课笔记《讲堂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的部分课堂笔记，主要包括国文、修身两大类，其中关于修身言论有70余条，且多为小段论说，而出自曾国藩论及此道的言论就有7条，另外有2条专门注释曾语，还有一条是杨昌济对曾国藩等人的评价。杨昌济不止一次通读过曾书，他认为：“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可见杨对曾的推崇之情。有海外学者也认定，“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中国士子历来就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备，曾国藩因此成为近世的楷模。
1914年春，湖南四师与一师合并为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初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还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楚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等书。后面的几种书曾国藩特别喜爱，至于曾国藩家书，则自从1879年刊行后，几乎成了念书人的必读之物。毛泽东读了数十万言的家书（毛泽东当年看过的家书，现由韶山纪念馆收藏），开始对曾国藩的立身处世、为学从政之道表现出浓厚兴趣。
与此同时，杨昌济先生着意对毛泽东等人多方培养，及时勉励，他期望弟子中能冒出有如曾国藩那样的“济世英才”。杨先生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在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言语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头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此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把曾国藩、梁启超作为毛泽东的榜样，予以鼓励和指导。此后几年，毛泽东加深了对曾国藩的了解并时常流露出对曾国藩的敬佩之情，言谈举止都有模仿曾国藩的痕迹。
这里姑且不论曾国藩是否虚伪，仅从他的言论来看，他做事为人比较谦恭，反省自责成了习惯。咸丰七年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上讲述他“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几十年以后，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借曾国藩之言表述他“为学无头序”的焦虑心情，“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1915年8月，毛泽东致书萧子升：“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曾国藩志记中就多次反映出曾为多言而自责反省，并将“讷言”作为处世的至理名言。同年9月6日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中，又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于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抄（即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抄》）其庶几焉。是书上至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要充实国学常识，在这段时间里，无疑是将曾氏《杂抄》作为首选读物的。
对曾国藩的政治军事才能，毛泽东也很佩服。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信给曾在一师任教的黎锦熙先生，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收拾洪杨一役，就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一事。这时的毛泽东还未曾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从前湖南人未“伸过腰”、“吐过气”，而这种局面到了近代则大大改观。在他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说：“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鬻熊是楚国的开创人，曾国藩、左宗棠为支撑晚清统治的股肱之臣，黄兴、蔡锷则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毛泽东认为，是曾国藩、左宗棠辈开了湖南风气之先。民国初的政府实业部长张謇直言不讳批评曾国藩：“洪杨乱后，湘军特起。……东南各行省之子女、玉帛输于湘人者，先后殆四十年，盛已。”由于湘军的卓著战功，湘军保至三品以上的军官逾万，湘乡一县二品以上的文武官近千家，十八行省出自湘军的总督、巡抚有26人之多，湖南人“扬眉吐气”自湘军起，晚清兵为将有、督抚专政自湘军起，“然而总其成者，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也。”在毛泽东看来，从此时起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湖南对全国的影响大增。这对毛泽东立志报国，无疑是有力鞭策和鼓舞。
三
曾国藩曾断言：“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他特别注重择选良师益友。毛泽东也认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迹不足言救济，……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基于这种认识，毛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长沙各校张贴征友启示，表白他的心迹。在一师求学期间，他与湘乡籍的同学蔡和森、萧子升关系尤其密切。
蔡和森祖籍湘乡永丰镇，蔡家与曾国藩有一点特别的关系。在索尔兹伯里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位红军女战士的话：“蔡畅（蔡和森胞妹）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较确切的说法是，蔡和森的祖父蔡寿菘，早年在湘军中任职。而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则与曾国藩同出一乡，外祖父葛葆吾在湘军中任过哨官，以后官至盐运使、按察使。据《葛氏四修族谱》和《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记载：曾国藩的第六女嫁给葛葆吾的四弟为妻，葛家与曾家曾有联姻关系。当年，蔡和森一家就住在曾国藩驻足过的岳麓山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常聚集这里，商讨家事国事。蔡和森在北京组织湖南留法学生勤工俭学事宜时，几次写信给毛泽东等人，其中的一封信里谈到：“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前将启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胡林翼为湘军第二大头目，与曾国藩并称“曾胡”。蔡和森信中所言，可以证明，毛、蔡等人讨论曾国藩的成败得失由来已久，他们将曾国藩的成功归于潜心研读学问，并建立了一套付诸实践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可以看出毛、蔡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图大志。
萧子升兄弟俩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密友，毛泽东早年书信致萧子升的最多。萧子升回忆说，当年他们摆脱校规的约束，饭后总是沿着河岸散步，夏季里当同学们都去阅览室和自修室时，俩人常到妙高峰的草地上高谈阔论。妙高峰是座二三百米高的小山，当地文人雅士喜欢在此登高赋诗，这里留下了太平军将领萧朝贵、石达开的足迹，也留下了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印记。萧说：“站在山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也可以横看岳麓山的山峰。我们时常夜里登上山峰，坐在星月之下，一面高谈阔论，一面远眺校外长沙城中的万家灯火。”据知萧子升的家族与曾家也有联系，他的高祖曾在曾府当过教书先生。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阶段是其人生道路上关键的几年。这期间，他得到杨昌济先生的指点，得到先人与曾国藩有联系的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帮助，得到了曾国藩遗文的启示。在给萧子升的信上，他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向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不然。与庸众人何异？”毛泽东将“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作为立言之本，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曾国藩未投身政治事务之前，颇为专注的事。毛泽东青少年时曾经“独服曾文正”，自在情理之中。
四
五四以前，青年毛泽东还不可能对曾国藩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他深受曾国藩的影响。诸种影响中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从杨昌济、蔡和森等人那里得到的影响是前一种，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当属于后一种。到20年代以后，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认识趋于复杂化，这是毛泽东认识曾国藩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极少提到曾国藩其人其事。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洪秀全、曾国藩等历史人物是无法回避的。在有关资料中，毛泽东说到曾国藩仅有两三处。他将当时的农村阶级划分为八等时说：“湖南的地主代表者曾国藩，他的军官，皆成为地主。安徽李鸿章，不特他是大地主，他的军官，也成了大地主了。”提到太平天国的反帝性质时，毛泽东是这样讲的：“洪秀全起而纠集广西农民，一鼓而下南京。后以不与帝国主义者妥协，内部加以分裂，帝国主义又来帮助李鸿章等，遂至终于失败。”尔后他总结道：“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此时毛泽东认为太平军对中国儒教的横扫有失策，曾国藩正是利用太平军反孔这一点来大肆笼络天下士人的。毛泽东说曾国藩及其军官是地主的代表，而李鸿章及其军官则是大地主的代表，语气轻重略有区别。在延安时，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过阅读曾国藩家书。薄一波回忆刘伯承读书情况说：“大约是建国初期，一次他问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没有，我说早年读过。接着他讲了他的看法，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不可“因人废言”、“可以借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对曾国藩家书的基本态度。不过，此后毛泽东的文章和言论中，再也没有提起曾国藩的名字。这或许意味着毛泽东已彻底否定了曾国藩，至少说明在毛心目中，曾的影响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