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是清代杰出的政治家与“名相”。他既擅长政治、军事、外交，又崇尚礼义、重视法制。特别在法制方面，不但讲究刑名、注意狱讼，而且在对外交涉和财政经济方面，也有丰富的法律思想。现就重视执法与清讼、处理中外交涉、注意财政经济等三个方面，来分析探讨他的法律思想。
一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但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一定的法制，而且要认真执行。所以，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而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
既然有法必行，故不得任意赦免，因为“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而与赦免相关的赎罚，也应当严禁。为此，他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对于所犯之罚，不能赦，也不能赎，那末用法肯定从严。他说，用法从严，并非漫无条律，不像屠伯那样，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也就是要从严而适当，恰到好处。
为了产生以上好的行法效果，应该“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但出现这样好的行法局面，必须有好的执法者。不但要公正，还须明允。因为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这里，曾国藩强调好的执法者。所以，他又说：“任法不如任人”。因此，执法者“公明”和“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必然出现冤狱与累讼。冤狱多，案子的连年不决，必然导致民穷财尽，怨声载道。
对于不公明、不便民的执法者造成的冤狱和累讼，曾国藩很是不满。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每年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与密云防御阿祥两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此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罚，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如此多的冤狱，必然导致反复拖拉，并且牵连无辜。老百姓的冤枉、痛苦、家破、人亡不可避免，所谓“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曾国藩除了痛斥冤狱与累讼，还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与克服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严禁私自关押人犯。他曾出榜晓示官吏与百姓，以后管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告知，注明日期。而到弄清情况予以释放时，也须及时立牌晓示，使众人周知。“如有示内无名，及已登注开释，原差仍行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特示。”这是执法、行法必须公开，光明正大，以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
关押人犯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为此，曾国藩拟订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四种四柱格式》、《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程章》及《劝戒浅语》十六条等。其中《直隶清讼事宜十条》的主要内容，除了进一步申述严禁滥传滥押之外，尚有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首先加以整顿；州县长官亲自处理有关狱讼六事，不得尽信幕友丁书；禁止文书差役敲榨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当核明后注销；分别青红皂白，严办诬者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人才，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在这十条中，已注意到机构整顿改革；执法行法人员的奖惩；管理的手续与制度；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
在该《十条》中，曾国藩认为第三条“州县须躬亲六事”最为重要。六事为：第一，放告之期，必须亲自收状。即收押、释放人犯和处理、判决的文件、布告、榜文，要亲自拟稿、过目、审定。第二，能断的案件，立予断结。不能断的案件，交幕僚拟批。但必须亲自细核，分别准驳。第三，准理者，差票传人，必须亲自删改。第四，命盗案件，以初起招供为重，必须亲自勘验，愈快愈好。第五，承审期限，何日解勘，何日详结，必须亲自计算。第六，监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视。每日牌示头门，每月册报上司，必须亲自经理。这里，突出了地方州县长官亲自抓狱讼，一切要自己动手动脑，须重视而迅速，并善于总结经验而不能草率从事。
为此，在曾国藩看来，能否清讼与州县长官是否躬亲六事是密切相关的。所谓“六者皆能躬亲，则听讼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肯躬亲者，记过示惩！如其识字太少，不能躬亲者，严参不贷。”这也表明了地方州县长官，如要在自己管辖地区出现“政明刑清”，成为真正的父母官，不是一种舒适的享受，而是十分辛苦的。不仅要真心实意，而且要有一定的文化，单靠功劳而没有文化，是不能把事真正办好，是不能真正为民便民的。
曾国藩要州县长官亲自抓狱讼，除了刑清从实、恰如其分之外，是为了从速结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与对地方的骚扰。为此，他对各种各样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以作为对地方官吏在职期间功过的标准与政绩所在。这一规定，称之为《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有十五条之多。其中第八条，专门讲了及时处理案件不能拖延。需要上报省城、京师的案件，地方第一审处理也规定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其中重大命案审理时间应比寻常命案短些，以体现对重大命案的重视与快速。因为，这样的案件影响广危害大，不及时处理，不利于教育群众和惩办、警告犯人；也不能体现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与威力。
至于州县本身能够处理完的案件，更要发挥自己的人力物力，从速结案，规定仅二十日。而一般的盗案与徒罪案件，在州县范围内处理时间也不能超过二个月。所以，州县自己独立处理的案件，要上报省城、京师的案件，需要与外省、旁州、邻县共同处理的案件都不是一年半载的。这不仅缩短了州县的清讼期限，也缩短了省与全国的清讼期限。因为州县处理案件时间的长短，是全省全国及时从速清讼的基础与前提。
曾国藩从各方面要求谨慎执法、注意狱讼，是因为执法治狱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与社会治乱。所以，不仅要严，而且必须郑重。他特别赞赏李暠的“审慎赏罚”，曾说，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覆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意。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因此，曾国藩是既崇法，又慎法。
二
曾国藩强调执法、清讼的同时，对财政经济也很重视。他“嫌秦蕙田《五礼通考》缺食货，于是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六卷”。特别是对于钱粮、盐务、房产等，注意以法管理和约束，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关于钱粮。钱粮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是农民向国家承担的义务，即农业税。曾国藩主张严格以法催交钱粮。他下手谕，贴布告，命令省绅民人，互相劝督，早日完缴钱粮。并认为，圣朝之恩，断不可负。抗欠之罪，断不可恕。因此，他主张以好言告诫于前，以刑法惩责于后。“如有不赶紧完纳者，饬各州县三日一比，严刑重责；幽之囹圄之中，治以军流之罪！如有游民、痞棍倡为莠言，谓世界已乱，不必完粮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
为了保证钱粮的及时完交和顺利运往京师，他又拟订了钱粮漕运章程。如同治六年，拟订了《江北冬漕海运章程十条》，对于钱粮征收要求、运输过程、验收措施，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切实保证了钱粮完交。以第四条“江北漕米应雇沙船装运”为例，规定必须挑选妥实商船，责成同行，互相结保，编列号旗，排泊浦江。受兑放洋时，准其二成载货，照案免税，咨明各关查照。“如果承运无误，并准援案分别给赏。至回空沙船，如往天津、牛庄各口贩货，应由局查明米石交清，方准填给全行免税印照，持赴各关呈验放行。其交米不清之船，一概不准给照，以示区域。”
这是催交钱粮、运输钱粮，实行法制化。这十条章程，应该说是具体、合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专人负有连带责任。遇到特殊情况如沙船遭风暴，也能特殊处理。有惩有奖，奖励的重要内容，是由上海运粮向北时，可以八成载粮二成载货，这二成货的贩卖可以免税；而由天津空船回南时，如钱粮交清，可以全船载货，进行贩卖，并且免税。这对商人、船主都有益，也促进了南北通商贸易。
关于盐务。盐是当时重要的产业，是人民生活必须品，也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曾国藩为振兴盐务，提出了疏通、轻本、保价、杜私的整顿措施即“盐法”。其中最重视“杜私”。他曾指出，盐法首重缉私。大夥私枭（私盐贩子）明目张胆，犹不难派兵捕拿。最易偷漏者，包内重斤，船户夹带，所谓官中之私，查禁尤难。为此，于大胜关、大通、安庆等处，派员验票截角。如重斤夹带，立即严加惩究，提盐充公。其他各岸兼行邻盐者，亦必另给税单。“苟无单而贩私，即按律而科罪，此杜私之略也。……无论官运、营运，悉照商运一律办理。”私盐既逃避国家税收，也影响到生产计划和市场价格，曾国藩主张无论官运、营运、商运，凡是夹带私盐、贩运私盐，一并按律治罪罚办。
为了杜绝私盐，曾国藩提出派军船巡查。但兵船、军卒不准插手干预。如有违背，依法治罪，即所谓“战船一概不准干预。至弁兵包庇私盐，或失察，或知情，或受贿，或通同兴贩，各有本例。将来应按照情节问拟，毋庸另立处分罪名，转启迁避之渐”。这是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不能包庇私盐而从中得利。也是军队不能经商，不能违法乱纪，有犯军民一体处理。所以他特别强调，不能民犯私盐则治罪，军犯私盐而逍遥法外。
与此同时，为了使盐运进一步制度化，制定了一系列盐运章程。如《淮盐西岸认运章程》、《淮盐运行楚岸章程》、《淮盐运行皖岸章程》等。其中《淮盐西岸认运章程》有八条规定，强调制度化、法律化，有监督有保护，既保证了依法纳税，也体现了维护商人利益。如第七条的官运商运划一规定为“盐务总以恤商为本，刊章立法，无非此意。……每与人言，盐院比如店东，运司比如掌柜，场商比如作坊。若不竭力保护夥计作坊，则店东必穷矣。”
保护商运之外，又提倡官运，但不可违背商运规章。他说，凡督辕、抚辕、漕辕，皆可辅以官运，以示倡导，而速军需。因而重订《官运章程》四条，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是官运而超越商运的要求与规定。即“一，各辕筹款委员，赴栈请票买盐，悉遵商运规矩，概以现银交易。既以体恤商贩，且不使官运本轻，商运本重；二，官运盐船过卡，验票、截角、查舱、完厘等事，均照商运一律办理。”官运、商运一律依法办事，禁止军队运输贩卖经商牟利，是有其深刻意义的。因为军队一插手商贸，可以无法无天，很难用法纪加以约束。正常的商运、贸易受到干扰，有关规章法制就无法实行。
关于房产。主要体现为以法维护私有财产，使物归原主。政府、军队、他人不得冒认，不得擅自抢夺、强占。这可以曾国藩颁布的《金陵房产告示八条》为例。该《八条》是太平天国失败，湘军攻陷南京城时颁行的房屋地产法规。其主要内容是，房产归原业主所有；政府衙署占住民房应付房租；过去太平天国府署如占有数家地基者，或各归其主，或“舍少就多，割彼与此”，由业主自行商定；未经焚毁之屋，一概不准拆毁，有擅自强毁者，“孥获正法”；客民可在空地上造屋，但必须持有政府所发执照，并付地租；空地所造之屋如原主归来，地租由业主征收，所造屋的处理，由双方和商定议；冒领房产者，枷号两个月，充军四千里；原主未归，而外人进屋寄居，真主回来，或租或让，应当商量办理，毋庸开启讼端等。在这里，对于冒领房产、拆毁房屋、侵犯私有权者，必须惩之以法等，真正体现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保护私有财产。
这种以法维护私有财产、房屋地产一定要归还原主，在有关空地造房的两条中，规定得最为详尽。其一，城厢内外空地，如有客民造屋者，先赴善后局呈明。即派保甲局委员，履勘该地，尚未有人认业者，暂作官地。视地之广狭，酌定地价。刊刻双联执照，载明丈尺若干，地租若干。照根存善后局，正照给客民收执，准其盖屋。自此次出示之后，如有未经呈明，擅将无主空地造起新屋者，立正军法。其前此已造之屋，亦限于年内呈明善后局，勘地起租。俟有原主出来，分别核办。其二，“空地新造之屋，如原主归来，赴善后局呈明。派保甲局委员确切查明，即将善后局所议地租，交原主承管。所造之屋，或新屋主酌找地价，或旧地主酌找屋价，和议商定，各听自便。其亲族代认者，呈明后准其立案，不准领照。自克复日起，扣足两年！无人来认，再行核办。”这是空地只要有人来认（当然，必须有证明、凭据），应该物归原主。任意在空地上造屋，而无政府所发执照，立即以军法惩之。这既是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又是以严刑峻罚惩办擅自侵吞土地房产。
三
曾国藩关于中外交涉方面的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条约、通商、游历、教案等事件的看法和处理上。
他对《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认为是“上策”。这就是所谓“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而且，将《南京条约》之类的不平等条约奉为圭臬，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也就是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人“为是”。
关于坚持条约，他认为中外交涉事件，总宜坚持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权利。”但事实上，曾国藩尚未坚持这一立场，对于外国人在条约之外侵犯我国利权，往往惩罚相关的中国人，而外国人可以逍遥法外。洋人的任意游历、通商，便是最好的明证。
当时有镇江关洋人骑马到江北游玩，因观艺而与华人互争，结果“为兵丁所窘逐”。曾说，江北地区本非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口岸，洋人又无执照，“本不宜任意游玩各处”。但因“无从指拿人犯”，只得将该处地保惩责，禁止民人开设洋酒馆，并饬令各营官约束兵丁，“毋许恐吓洋人”。可见，洋人超越“条约”，不是惩罚洋人，而是责备中国的兵丁与人民。
在通商方面，他认为，根据条约洋人可以在内地制造货物，但不准在内地开商行。当华人陈品三、江旭先串同洋人设立茶站时，曾立即将陈、江两人予以严办，所谓“当严办以儆其余，不动声色，一经拿获，重则立毙杖下，轻则痛打重枷。不用公牍，不用审供，不提及洋人一字，专用蛮干，自然人知儆畏。”在这里，洋人与华人在内地合作开商行，进行茶叶收购和贸易。曾国藩不许华人申辩、说明情况，只是严惩华人，而不提洋人一字。这是曾国藩不仅承认外国侵略者强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而且默认外国人超越“条约”的权利。
教案的处理，也是曾涉外法律思想重要表现。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是法用传教士以传教、育婴为名而杀害中国的孩子，并向中国的官吏与群众开枪。于是天津人民奋起反抗，焚毁教堂、殴毙传教士与法国领事官。当时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认为这次殴毙法国领事，是从来没有的事，并“主意不欲与之开衅”，应当归罪于天津人民，所谓“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他指出，天津人民忿怒洋人，但“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洩忿。既不禀明中国长官，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长官，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这是把引起教案的迷拐幼孩、挖眼剖心，说成是“徒凭纷纷谣言”，毫无根据。
当捕获拐犯供认：迷药为已死教士谢福音“所授”；所挖眼睛，“系送天津教堂配药”。曾却说，这是“犯供一面之辞”。因此“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在公牍亦须浑含出之。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使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他在回复法国照会时说，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即天津教案），滋事凶犯，现已严饬新任道府，赶紧查孥，断无任令凶徒久稽显戮之理！只缘是日津民聚众过多，不能指实何人为首？何人为从？“近日访得数名！已令先行孥案，严刑拷讯，务令供出夥党，按名缉获，处以极刑！以申中国之法，以纾贵国官商之恨。”
曾国藩为了纾法国“官商之恨”，便决定残酷镇压所谓“凶犯”。正法（死刑）三十人，军徒（充军、徒刑）二十五人。分为二批，第一批正法十五人，军徒二十人；第二批正法五人，军徒五人。另外，赔偿教堂器物损失等银子五十万两；天津知县知府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并派崇厚出使法国，表示歉意。
因此，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是以大量的赔款和杀害中国人民，来讨好外国传教士等，而对他们在中国土地上杀人犯罪，却不加制裁。
四
总之，曾国藩重视法制，严格执法。他说，唐虞以后的五刑，是“不易之典”。立了法一定要执行，且不能“多赦”，也不可赎罪。这里说的“多赦”，实际上是不能赦。因为，他十分赞赏诸葛亮的“惜赦”，刘备、郑玄的不谈赦。赦与赎，对于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件，以及微些小罪，也是有其必要的。如果没有适当的赦与赎，这个法也是不完善的。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严而适当，但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他承认担任刑部侍郎时，每年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只有两件“原告得实，水落石出”。作为一个高级刑官，敢于如此坦率承认诉讼上的极端黑暗与腐败，实在是有一定胆识的。
在曾国藩看来，执法者须既公又明，要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重视执法人才，对清末、民国时期影响很大。如清末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治法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说：“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提出：“非设学堂培养人才不可”。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强调执法人才，要训练有学识有经验的法官。
曾国藩在财政经济方面，要法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这在当时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特别是钱粮的征收、运输，实行法制化、规范化，并有奖有惩，奖惩分明，这是可行而有力的措施。
对于盐的贩卖、运输，曾国藩反对军队的干预与介入，是正确的。但保护商运之外，又提倡官运。官运可将运输、贸易所得收入，补充官府、军队开支的不足。但官府有其特殊的地位与权力，很难依法办事。虽说“均照商运一律办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警惕与注意。
对于房产的重视，既维护了私有者利益，又使政府加强了管理，如保甲局、善后局的查明、核实，政府出执照等。对于房地私产，业主、客户可以自由议价，互相讨论，以行使其权利。这一种房屋地产私有制度的贯彻实行，保证了所有者权益，也稳定当时的地方秩序。
但是曾所谓的制度化、法律化、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权益，是以实行严刑峻罚为前提的。如对于不完纳钱粮者，“严刑重责”、“治以军流之罪”，乃至“即行正法”。对于贩私盐者，“派兵捕拿”、“严加追究”、“按律科罪”。对擅自毁坏房屋者，“箏获正法”；冒领房产者，“枷号两月，充军四千里”。就地正法、枷号、充军，都是严刑峻罚。这既是前面说的不得赦免、不得赎罚的一种体现，也是他对太平天国首领采取极刑，一般士兵也不幸免的重刑主义的一种延续。
“条约”是法律的集中表现，订“条约”的双方必须遵守而不能违背。曾国藩把出卖国家主权的《中英南京条约》，作为法律来遵守，并以为是“上策”。这显然是丧权辱国、媚外求和的表现。他虽说条约上没有规定的事，“彼亦未便侵我权利”，如支持丁雨生在上海勒交吴淞炮台地契、驱逐上海城内洋兵、停止内河行驰轮船等。但有时对洋人违背条约，超越条约而进一步侵犯我权利，不敢指责外国人，却仅仅是责备、惩罚中国的士兵、商人与平民。处处保护外人，惩罚人民。
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不分是非曲直，归罪于天津人民。即使拐骗孩子的罪犯供认确为传教士所为，曾在“公牍”上仍为洋人包庇、开脱罪责。此案曲在法国传教士，直在天津人民，但仍杀害“凶犯”，而对法国传教士等进行赔偿、抚恤。他的以申“中国之法”，以纾法国“官商之恨”，实际上是使中国人民冤沉海底，而使法国传教士等逍遥法外。
可见，在对外交涉方面，曾国藩为了讨好外国侵略者，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无视人民权益，损害国家领土完整与司法主权，给国家与民族造成了莫大的耻辱。而他的“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不惮委曲迁就，袒护天主教”；以及“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就是他这方面主张的缩影，也是曾在法律上没有坚持国格与人格的集中表现。
不难看出，曾国藩是重视执法注意清讼，要求用法律来经营管理财政经济的一代“名相”，但在对外交关系上，却承认既成事实，甘心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奴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