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世人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千古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若冰炭，但是无论何人，无论站在哪个阶级立场，都不能不承认曾氏的学问和能力，不能不承认他在家庭施教方面开封建贵族之新风，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本阶级的标准来衡量）。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渊”之人，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可见曾国藩的影响之大。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地道的“纨绔”或正牌的“高于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高衙内”式的豪门恶少。曾纪泽诗文书画无一不成气候。又自学精通英文，成为晚清著名外交家，播名域外。曾纪鸿英年早逝，但其所研究古算学已取得相当成就，他“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并著有《对数详解》等书行世，“为不知代数者开其先路。”不仅儿子个个成才，曾家的孙辈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天下灵秀之气何以独钟曾氏门第？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子以其道。”
曾国藩家庭施教主要表现在教子上，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即公元1852年至1871年二十年间写给儿子的书信里。因此，本文就此稍做探索。
一
曾国藩的教子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成为全面发展，能够自立、自强，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才。在封建时代“忠臣”与“孝子”是一对连体，是须臾不可分的。封建统治阶级既希望自己的子弟是“忠臣”“孝子”，更希望他们既是“忠臣”又是“能臣”，既是“孝子”又是“有为之子”。这样才能国运、家运长久。曾氏也正是这样对他的子弟进行教育的。
曾国藩施教内容十分广泛，大到经邦纬国，理政统军，治学修身，进德立志，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可谓全方位的教育，而尤以“德、智、体、美、劳”几育为主，将教子读书、作文、做人之道贯穿其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施教思想体系。
（一）道德教育方面
曾国藩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作为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他讲“忠”，则说“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吾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他说“孝”，则曰“事亲以得欢心为本”。他曰“敬、恕”二字为立德之基。“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要切。如‘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禄而不骄’，是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慎。”以此教育子弟“少年不宜妄生意气”。这些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与日常行为相融合，寓教于行的。他在要求子弟奉君要忠，事亲要孝的基础上，就连对子弟的走姿、表情这样的言行也无不包含道德教育。他教子说“举止要重，发言要纫”；“说话走路时时刻刻留心”；“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
朱熹主张“爱子以正”。曾国藩正是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教导其子的。教子过程中，曾国藩虽然视封建的纲常名教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且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却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他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特色，讲究把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落实到实际中。故教子守德要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积德不离三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恭敬是最重要的一种品德，谦谨是行事的基础。曾国藩深知德行是安身立命之本，它比人情世故更实在，更可靠，更难得，它比任何别的动力都更为强劲，更有韧性，又是建功立业的基础，所以其教子修身养德有超俗、实用的价值意义。
（二）知识教育方面
曾国藩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所谓读书明理，即讲求真伪，明辨是非，既不妄取，也不妄与。这是教子的首要课题。曾国藩一生不仅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而且还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对韩文、庄子嗜之成癖，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学，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于桐城，且工诗词，论者多谓曾氏散文堪称清代大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曾国藩对其子弟进行了高水平的知识教育。
他在家书中反复叮咛子弟读书，根据自己读书体会对于弟如何读书进行指导。其教子家书目录中论及读书的内容题目就有：如“读《汉书》”；“看、读、写、作逐日无间”；“论读书”；“十一种必读书”；“读《诗经注疏》”；“谈天文书籍”；“先看胡刻《文选》”；“韩公五言诗”；“读书要有真恒”；“《几何原本》”；“船山著作”；“查《会典》”；“查考历史故事”；“读书须间作史论”；“读诗文贵有自知”；“酷热仍读书不断”；“应将所看之书看毕”；“悉心研究古人诗集”；“《古文尚书》之伪”；“目录分类之法”；“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凡此种种，已足以反映曾国藩教子读书之丰，促子读书之勤。他教导子弟说“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全部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书所疑，则余欢心快慰。夜得甘寝，此别无所求矣”。教子成材之心，昭然天下。
促子读书之时，教以读书之法。教子读书当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读书不必求记住但亦求明白”；“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通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入门，则《汉书》中不能识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所谓读书并非只是看书，曾国藩教子读书注重四字“看、读、写、作”。四字相互交替，相互配合才谓“读书”。于是他说“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教导子弟读书不仅需要背诵，深思札记，还须领会情韵趣味。让子弟把博览与精读结合起来。“读书须具大量不能稍涉刻薄”；“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对古文、诗类，曾国藩经常鼓励子弟多读并亲自选编了《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供子弟诵习。
对书法，他在家书中谆谆教诲，从书法流派，名家之章，临摹方法，间架结构，笔墨气韵，以至书法与其它艺术门类的关系，无不一一论及。
曾国藩主张、勉励子弟兼容并蓄钻研西学。他在给纪泽儿的一封信中谈及中国如何自强时，认为“中国自强之本：为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皆是也”。在东西文化撞击之时，曾国藩远见卓识，教其子弟先国学后西学，以迎接未来之挑战。在此教诲下，他的两个儿子“并精算术”且都通晓外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读书学习，发展智力，贵于具有一些好的学习品质。他说“时文亦不必苦心孤诣去作，但常常作文。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功夫”；“吾望尔兄弟殚心竭力，以好学为第一义”。曾氏教子之术，可谓高矣！
（三）养生教育方面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有“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毛泽东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氏之处。曾国藩及其子弟的身体都不太好，特别是他自己，更因不堪工作的重荷而苦恼，所以他时时不忘告诫子弟要进行体育锻炼。他注重养生，把养生总结为“六事”来教子。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他认为养生之道贵在于自然，“余教尔从眠食二用功，看的粗浅，却得自然之妙，尔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目下亦无他法，唯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病见则服姜，附等药治之，病退则药止，如是而已”；“尔胆怯等症，由于阴亏，朱子所谓气清者魄恒弱，若能善晓酣眠，此症自去矣”。
（四）美育方面
美育又称审美教育和美感教育。青年人正处于身心成长时期，对于美的爱好与追求尤为强烈。曾国藩审美以求“刚健雄厚”，他教子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培养良好的审美创造力，以此作为纯洁道德、丰富精神和健全体魄的强大源泉。
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他最爱读韩愈的文章，说韩文“雄视千古”。因此曾氏在对子弟读书、作文、做人的美育中，集中体现了一个“刚”字。刚象征着正直、强盛、生命、智慧、光明磊落，意味着奋争、前行、上升。《周易》云：“其德刚健而文明”。曾国藩以此展开了他对子弟的审美教育。在美的外部形态上他向往雄伟壮阔的外观，在美的内在精神中，求深厚凝重的意蕴，在对审美效果的理想上，求恢宏豪迈的气势。
曾国藩对子弟美育施教方面，主要体现在文艺审美中。在给纪泽儿信中曰“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止，造句次之，造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雄奇，其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他认为好文章贵在有四象，即气势、识度、情韵、趣味。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味则有趣，这就是他文学美学的审美标准。于是曾国藩对儿子提出“然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渭，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尔当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篇。”曾国藩还教导子弟要想文章有气势，必须在修身上下功夫。“总要养得胸怀博大活泼，此后更当有长进也”。在教子文采应具有雄奇跌宕之情状吋，书法亦要求有刚健秀美之气象。同样反映了他的审美倾向。他对子弟说“尔近来字弱，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颜字《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玄秘塔》以药其病”；“尔字乏刚劲之气，宜从刚字厚字用功”；“凡作字总要写得秀，学颜柳学其秀而能雄；学赵董，恐秀而失之弱耳”。
美需要感受，更需要陶冶。曾国藩对子弟讲多读书可变化气质，多读书陶冶性情。不管怎样，“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沧太空”，这好象就是曾氏美育的目的。
（五）劳动教育方面
史学家评论清王朝的覆灭，认为八旗子弟奢糜腐化是主要原因之一，此论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谓当时大多数官家子弟的真实写照。象曾国藩这样的人家，其子弟当然不必以劳动为生，可是曾国藩很重视对子弟的劳动教育，以劳约奢，以劳促勤，以劳医逸，以劳立德。他说“于侄读书之外，教之以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求有损架子而不为也”。要求子弟都熟悉治家本事，他归纳出治家八事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他还告诫家人说：“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饭烧菜。少劳而克逸犹可，少甘而克苦难矣”。甚至在曾国藩的遗嘱中“以劳则神钦”一则教导子弟要不忘“劳”字。他说“《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天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因知勉行，操心危虑……”。于是曾国藩教子弟于房前屋后植树种竹，布置菜园，学习种菜，料理家事中体验劳动，锻炼他们的劳动品格。
二
古代蒙书《三字经》中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东汉许慎说“父，家长率教者”。曾国藩教子立志、明理、守德、自立、训子以俭、促子读书等等是与他本身的思想修养分不开的。曾国藩的确是个严师，是个“率教者”。梁启超很推崇曾国藩，他认为曾氏“所以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虐，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曾国藩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
曾国藩家教的成功，与他正确的施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诚为本、求实勿虚
“虚心以求，诚心以处”乃曾国藩终身守之勿逾之格言。诚，为真心、诚恳、诚笃。为人做事重一诚字。他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诚心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成事业。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果有诚而不自欺，则圣学之道又有他哉”！他不但自己“思诚”、“用诚”，也教育子弟“人以伪来，风以诚往，久之则伪者共趋于诚。”
实者，实事求是。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说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当曾纪泽年少之时，家乡请他为修县志之主编。曾国藩知此事后教子说“学未成莫务虚名，县志应另请高手主编，但亦应竭力助编，并可乘此逼出几篇文章来”；另告诫子弟作诗文贵有自知，不必随众附和。他还对子弟说“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自克自省、自立自强
曾国藩年轻时很自负，认为自己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自傲自大，因此碰了不少壁，吃了不少苦，经历了一番大悔大悟之后，作风为之一变。做人视事渐趋圆熟练达，刚柔兼济。他自己总结经验说得力于自克自省。因此，他教导子弟要常自省，多养心。他说：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经验之总结，寄于无限的爱子深情中。
曾氏在施教中，注重教子自立自强。他深知自立自强是生活之本，也是家运长久的源泉。与其给子弟存钱集田，不如传授给他们真正的享用终身的生活本领。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于是教子在多事之秋，当多学知识，掌握本领，以不变应万变。“目下尔在家饱看群书，兼持门户，处乱世而得宽闲之岁月，千难万难，尔切莫错过此等好时光也”；“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教子在家中要挑起主持门户的担子，在实际生活中锻炼自己，自立之时，自强之始。真正的爱，不是如此吗？
（三）志存高远、刚健守恒
曾国藩一向认为，立志坚韧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他不断教诲子弟，要志存高远，不可自甘下流。“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曰与尧舜禹汤同位，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我哉！”他将立志比作‘换骨金丹’。“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他要求子弟立志后，一但受挫受弃，则“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自馁。”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他认为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天行健，君子当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刚健教子的最终目的，“恒”是曾国藩具有的优秀品质之一。在给儿子的信中多次谈及说他做事无恒，并终身以此为辱。以此教导子弟无论志存高远，还是自立自强。具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教子书中有“率无分难易，持之以恒，自尔精进”之说。
（四）植根于勤、戒奢以俭
历览有国有家兴旺，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曾国藩一生颇以勤字自励。他要求子弟要勤，说早起是先人的家法，以早促勤。“余生平亦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反省之余，教子看书写作逐日无间，并且教子每日习百字诵熟书一千字，三五日作一文一诗，每月寄六篇文章给曾国藩阅评。遗嘱中曾国藩亦不忘一“勤”字，他说“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深悉，官宦之家子弟多因骄惰，奢侈而败家毁身。“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日趋于奢矣。”以此告诫子弟一切以勤俭为主，养生之道，崇俭之道。“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三
进行教育，要有一定的教育方法，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与其施教得当分不开的。
（一）防微杜渐，及时施教
曾国藩教子有方，除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外，贵在对子弟的一言一行体家入微，及时施教，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同治二年当家人乘船东行去金陵，起程之时，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说“船上有大帅字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经过府县各城，可避者略为避开，不可惊动官长，烦人应酬也。”及时告诫子弟不能假父之名而行事。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曾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户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后与子弟说蒙恩封侯，门户太盛，深为祇惧，并现身说法，要子弟刻刻谨慎，存临渊履薄之想。在写作、作文方面，曾氏亦明察子弟不足，在及时肯定、鼓励的同时，指出努力方向和途径，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读了纪鸿寄给他的习字本后，说“鸿儿试贴，大方而存清气，易于造就”；批纪泽文章后说“尔能抚心希古，大慰余怀”。给予了及时的肯定和勉励。当发现子弟习字不能刚健，行文不能流畅，饱含激情时，就要求他们无论写字、作文要领会，学习文人和书家的下笔珠圆玉润。
（二）爱子以德、以身作则
爱惜子弟是人情常理，但人们往往失之溺爱，致使子弟走入邪途。曾国藩很能引此为戒。他认为，对子弟要“奖其所长而兼规其短”，他讲“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所以他对子弟决不因自己是家中长者而以势压人，对待子弟注重思想、感情的沟通和交流，往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深知家庭中长辈榜样的重要作用。既要说给他们听，又要做给他们看。认为即使起床这样的小事，也“未有家长晏而子弟能早者也。”读书、作文、习字即使军务缠身，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仍勤学不辍。要求儿子所读之书，他必先精读，要求子弟所诵之文，他必背诵。他告诉子弟好文章当手抄熟读，兄弟父子要互课背习。多年来他在军中一直保持早起、读书、习字的习惯，一日也不废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三）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曾国藩对子弟各方面的教诲，体现出来的是处处在施教，而非说教，贵于引导，善于启发。教子书中道理娓娓道来，使人觉得亲切贴实，既有发聋震聩之用，又有春风化雨之妙。翻开教子家书中的任何一篇，都会感到曾氏的施教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如在《论读书》一文中与子弟讨论如何读书时写到，“读书贵于虚心涵咏切己体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小则难透，过大则离坡，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再如他讲“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籍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无新居富记，一切须有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作民之想。”言轻理高，切实中肯，令人信服。
（四）现身说法、深入浅出
曾国藩教子不一味督责，总是从自己说起，不矜德，不伐功，不掩短，有经验，有教训。施教中往往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就事论事，出之于讨论研究的态度。如在施教中教诲子弟要奋发努力，现身说法“……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识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
曾国藩把自己一生做人、治事、统军、为学、理家的经验，现身说法，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在施教中，或重或轻、或深或浅地告诉了子弟。在对子弟全方位、有目标的施教中充分体现出做兄长的拳拳之心。这样对子弟施教，收效就十分显著。
这里应当提及的是，曾氏的家庭施教手段主要是通过“书信授教”这一特殊方式进行的。
书信是父母子女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和感情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书信使用书面语言，逻辑性强，可以多次阅读和长期保存，又往往是就事论事、机动灵活。书信中的语言对表达思想显得更细腻、更丰富、更准确，有口头语言无法表现、无法代替的作用，书信中的文字符号本身具有含蓄性、严肃性和神秘感。加之曾国藩的家书实属“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类，因此他的书信授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今天读他的家书真可谓是传授人生真谛，学习生活、研究学问的教科书。通过家信，父子可相互学习、共同切磋，既达到了授教的目的，又加深了父子的感情。这恐阳是曾国藩教子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曾氏教子高明之处就是与其遗留财产或事业给子弟，不如将平生经验、所学到的人生智慧、学识的累积悉数传授给子弟。曾氏书信内容周全、笔触率直、真诚感人、以理眼人。所以曾国藩的教子书绝不是其临时想到的即兴之作。
应该承认，曾国藩确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他的学问和能力没有“一世而亡”。他虽然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应该受到批判，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从他成功的家庭施教思想中，我们应当有所借鉴，有所启迪。达官贵人如曾国藩，尚可因施教得法，使子弟不变成纨绔子弟，我们今天时代的父母，如果注意教育下一代，如曾国藩能“爱子以其道”，怎能不取得比曾国藩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