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堪称“学而优则仕”的典范。他本是湖南湘乡偏僻山区一家道殷实的寒门子弟。肩负祖、父两辈的殷切期望，他奋发努力，终于27岁中进士，点翰林，从此官运亨通，仕途发达。做京官时，他历任六部中除户部以外五部侍郎；后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授大学士（正一品），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谓位极人臣。由此成为当时及以后多少出身寒门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样。然而，曾国藩在居高位、享大名之后，却不愿后辈子孙步其后尘“学而优则仕”，而是希望他们保持耕读家风，做一个学而优的“寒士”。
寒门士子“锐志功名”——终于“学而优则仕”
曾国藩青年时功名心很盛。好友刘蓉说他“锐志功名，意气自豪”。他自己也承认当时“急于科举”。其原因一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学的核心是“仁”。《大学》把仁的现象理解为内圣外王，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青年时就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并教育其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抱负，只有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步入仕途之后才有可能。二是祖、父两辈的期望。由于曾氏家族“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其祖父曾玉屏“大以不学为耻”，于是督责其父曾鳞书，“穷年磨厉，期于有成”。然而，其父“积苦为学，应有司之试十有七，始得补县学生员”，因此，只得“发愤教督诸子”，希望儿子们，尤其是长子曾国藩能金榜提名，光宗耀祖。
双重的压力和动力，兼以秉承其祖父的倔强和母亲的刚强之天性，曾因藩终于27岁中进士，点翰林，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此刷新了曾氏家族“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的历史。
其后，曾国藩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他任京官期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37岁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列二等第四名；六月初二日，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七日他写信给祖父：“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惊实深。”十八日写信给三个弟弟，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末张小浦及予三人。”至此，即使没有后来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的赫赫战功，得以封侯拜相，51岁时即“官居一品”，“兼秉兵权”，他也可称得上是“学而优则仕”的光辉典范了。
位极人臣寄语后辈——期望“学而优则士”
曾国藩在步入仕途之初的自豪与喜悦，随着他官位愈升愈高，权力愈来愈大，就逐渐被淡泊甚至畏惧所取代了。他不仅向往自己“有福罢官回家”，从此脱离官场；更深恐子孙步其后尘，再入宦海。他在家书中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明确表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余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他认为“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因此，他特别告诫自己的儿子“不可忘寒士家风味”，“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惟“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显然，曾国藩期望儿子远离官场，只做讲求孝弟仁义、擅长诗文作字之一寒士。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是不易的。因为曾氏家族当时已是高官显宦。按照曾国藩人生阅历的总结，世家子弟多骄奢淫逸，与他的寒士标准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曾国藩认为“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
为教育后辈，他将祖父的教导编成简单易记的“八字”，又把自己的经验教训总结为“八本”，在给兄弟和子侄们的的家书中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自信“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曾国藩祖父的“八字”和他本人的“八本”实际上可分为三方面内容。
（1）在孝友之道方面。“八字”之首的“考”、“宝”；“八本”中“事亲以得欢心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都强调的是“孝友”。
儒学的核心“仁”是道德评价的终极准则和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学生有若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因此孝弟成为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曾国藩在家教中尤其重视讲求孝弟，强调“孝友为家庭之祥瑞”。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在家中，他作为长孙长子长兄，首先做到孝顺长辈，善待兄弟。对于长辈，由于他常年为官在外，不能在祖、父辈前尽孝，因此除了寄些银两孝敬长辈，就是对于祖父母、父母的教诲，带头谨遵恪守，并整理为家训，要求子孙后辈代代遵守。对于四个弟弟，他也都做到爱护备至。不论是对在外督师打仗的曾国荃，还是对在家乡打理家务的曾国潢，他都时刻关注他们的学业、秉性修养的进退，及时去函或鼓励，或劝慰，或批评。
由于儿子们在家乡的时间多，他要求儿子于叔祖及各叔父母前多尽爱敬之心，常存休戚一体之念。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命以病衰之躯前往处理。他深知此行艰险，做好“长逝”的准备。在六月初四日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交代后事：“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2）在防止骄奢保持寒士家风方面。“八字”中的“早”、“扫”、“蔬”、“鱼”、“猪”；“八本”中“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均强调“勤劳自持，习劳习苦”。
曾国藩为官后，常见“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习于骄奢”，因此他一方面时时警惕自己“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另一方面为防止子弟养尊处优，沾染坏习气，在家信中反复多次告诫“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反之，“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他坚信“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为了使子侄们做到“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要求在家乡的弟弟除教“子侄读书之外，教之以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他甚至在给当时年仅八岁的小儿子纪鸿写的信中也严格要求：“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
（3）在读书做学问方面。“八字”中的“书”、“八本”中“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都强调做学问，曾国藩希望儿子们“殚心竭力，以好学为第一义”。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又酷爱文学，也重视经国济世之学。其治学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对其子弟进行了高水平的知识教育。
曾国藩教子“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所谓“看”，是指看《史记》、《汉书》、《周易折中》之类。
所谓“读”，是指读《诗》、《书》、《易》等经，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曾国藩特别指出“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并亲自选编《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供子弟诵习。
所谓“写”，是指书法，曾国藩从书法流派，名家之章，临摹方法，间架结构，笔墨气韵，以至书法与其它艺术门类的关系，无不一一论及。他说：“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尔有志学书，须窥寻四人门径。”
所谓“作”，是指做文章。对作文，他指导儿子“宜先讲词藻”，丰富自己的语汇；其次，下笔造句，要追求“珠圆玉润”，再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讲求文章的“雄奇之道”了。
为检查、督促儿子们的学习，曾国藩要求他们每日习百字，诵熟书千字，三五日作一文一诗，每月寄数篇文章和数张书法给他阅评。
此外，曾国藩还主张子弟钻研西学。给曾纪泽信中，他说中国自强之本为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教其子弟接受西学。在他的教诲下，两个儿子都精于算学，且都通晓外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曾国藩鼓励儿子在做学问上要有恒心，有毅力。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人而无恒，终将一无所成。”这既是教子做学问，也是教子做人。
曾国藩的施教方法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现身说法、深入浅出。他在教导儿子做事要有恒心时，就以自己为例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总之，曾国藩在教育子弟读书做人上颇下功夫。也正因此，他后来虽然位列三公，拜相封侯，然而两个儿子都没有变成“高衙内”式的豪门恶少。曾纪泽不仅诗文书画自成一体，而且刻苦自学通晓英文，成为晚清著名外交家。曾纪鸿着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曾推算圆周率至百位之多，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惜英年早逝。其后人亦多成材。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曾国藩的后代遍布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且多为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如孙辈曾广钧是诗人，曾孙辈曾宝荪、曾约农是教育家和学者等。事实证明曾国藩“学而优则士”的家教是成功的。
从“仕”到“士”——人生阅历理性认识的深化
曾国藩年轻时对功名孜孜以求，最终修成正果，何以在自己成功步入仕途之后，却反其道要求后辈摈弃仕途，只做一“读书明理”之寒士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为家运长久。曾国藩曾仔细思考并比较过各种家庭。“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得出的结论是“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其二，畏仕途凶险。曾国藩不论是早年在京为官，还是后来在地方为吏，可以说都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然而结果却总不免遭人抨击，惹人讥议，令他时时有临深履薄之感。
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是一篇克尽臣道的好文章，但因批评的对象乃咸丰帝，而险获大罪。所上的《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折》、《平银价疏》，其内容是对世事弊端指责批评，对朝廷大政建言献策，但“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
咸丰三年（1853），为镇压太平天国，保住大清王朝，在家乡丁母忧的曾国藩墨绖出山组建湘军。然而初期与太平军交锋，屡战屡败，不仅得不到朝廷和官场的体谅，还受尽猜忌和指责，“庚戌、辛亥年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在打败太平天国，取得高官重权之后，他却又“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
正因为他在官场宦海三十余年历经艰辛，深感“日日如坐针毡”，“深谙督师之苦”，实在不愿子孙再步此“危道”，所以告诫儿子们：“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其三，尊重后辈兴趣爱好，也了却自身夙愿。阅读曾国藩给儿子们的信，很明显地感受到曾国藩虽然对他们要求很严格，但却能够以民主的平等的态度相待，尤其是在做学问方面，从不滥用父亲的权威强迫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很尊重其兴趣爱好。他的两个儿子都对科举淡然，而在做学问方面又都有些天赋，曾国藩就对他们因势利导，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张邑侯诗》，音节近古，可慰可慰！……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
曾国藩一生对学问很下过苦功，在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各方面都有颇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文、诗词中“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他更是偏好，以至于“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只是后来因做官、打仗，都未能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成为他终身的遗憾，只能寄希望于子孙后辈，期望他们了却自身夙愿。如他在家书中不止一次表示：“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则至乐莫大乎。”曾国藩对于书法也很有造诣，原本立志要同何绍基等人比个高下，因后来长期从政、从军而未能如愿，也只得冀望于后辈“光大先业”。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是以寒士出身，步入仕途达到顶点后，就又主张回归寒士。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回到原始的起点，而是他在经历人生沧海桑田之后的理性选择，是他人生阅历经验的总结。他所主张的寒士是讲求孝友之道，保持耕读家风，追求学问知识的寒士。剔除其封建思想意识糟粕，保留其中积极进取因素，对于我们今天避免急功近利，浮躁喧嚣，以一颗平常心脚踏实地投身现代化事业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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