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150年风风雨雨后的今天,曾被满清王朝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在其故居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修建的家府富厚堂及其藏书楼,以其达30万卷之藏书规模,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品味,多重价值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本文对曾国藩家府馆藏思想,藏书楼功能与价值作一些探讨。
一、推行学本位的教育思想,是曾国藩建立家府馆藏的思想根源
曾国藩以其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赫赫战功,以及治国、修身、齐家、文学的卓著成就,被誉为满清王朝“中兴第一臣”,成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偶像。曾在统军从政数十年间,通过400多封家书往来对其家庭实施“遥控指挥”,对建设什么样的家庭、怎样建设、如何保持家道长盛不衰殚精竭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官本位”思想影响极其深远。而曾氏强调读书是为了进德修业,积累知识,造就人才,而不是为了做官。在他看来,与做官相连的权势和荣华富贵,那只是一种虚浮而浅薄的东西,“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余不愿子孙为大官,而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国藩以学为本思想的产生:一是受重学家风的影响。他祖父、父亲均自始至终从严督教子女读书。他父亲曾鳞书在堂前有联曰:“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极力倡导的八字祖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其书是排在第一位的。
二是曾氏对书情有独钟。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可称得嗜书如命,他道“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惟书籍、衣服二者,书籍则我平生嗜好在此。”咸丰九年,他在家书中称其藏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至同治年间,书楼藏书已扩充至30万卷。
三是为家道长盛不衰计。勿容置疑,曾国藩督促子弟读书的直接动机是为了曾氏家族之繁荣光大,长盛不衰。他极力反对给后代留置大量银钱田产,但对书籍的看法却有所不同。“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须添买耳”。他又说,“若子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产积书,总是枉然。”在他看来,留书籍是为使子孙贤达,若这点做不到,则留书籍同样是多余的。在这个问题上曾氏表现了一种睿智。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家乡建起大型藏书楼,同他倡导的“学本位”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其积极意义在于:首先,拓宽了思路,发散了思维。这里强调要读书,但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提升德行,增长知识,保持一种好的精神状态和一种可靠的劳动技能的储备。其二,拓展了后代的发展空间,增加了事业选择的空间。在150年前曾所在的时代,生产力还很低下,人们择业的门路很狭,但毕竟还有其它路可走,即算为半耕半读,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其三,留有余地。进则可攻,退则可守,不把压力加至极至,不吊死在一棵树上。
二、建立书籍档案馆藏,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印证和体现
1857年,曾国藩亲自在富厚堂营建了思云馆。1865年天京攻克后,他又令子曾纪泽回乡,与曾国荃、曾国潢两叔商议建起了总建筑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府第,其中有两栋三层2500平方米的大书楼。曾国藩及其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楼。
书楼建成后,曾国藩对书架怎么做,书籍怎么放,怎么收藏,管理人员怎么物色都有详细的交待。“凡我屡次所寄奏折、谕旨,家中须好为收藏”。按照曾氏“家中藏书亦须一人专为管理”的谕示,从书楼建成到解放后,先后有四任书楼管理人进入曾府,管理书籍档案。曾府兰台第四代传人王席珍至今尚健在,已84岁高龄。经四代兰台人的努力,曾府藏书资料保存之完整,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富厚堂馆藏资料成为曾家后代学习知识、启迪智慧、了解社会的窗口。家有藏书解决了有书可读的问题,为后代教育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同时,曾家聘请有影响的家塾教师任教。曾本人对子弟的读书、习字、作文、为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教导,他谕子纪泽:“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可谓用心良苦。
曾国藩家府藏书及重学思想对后代成长产生巨大影响。在给子孙留什么的问题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眼光和智慧,却常常影响数代人的成长。曾氏后裔作为封建社会的“高干”子弟,无论从军、从政或事业,皆能善始善终,各有建树,名人层出不穷。后三代中,子辈有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著名数学家曾纪鸿;孙辈有23岁中翰林院最年轻的进士曾广钧,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母亲曾文珊;曾孙辈有著名教育家曾宝逊、曾约农,大学教授曾昭权、曾昭桓等。
同时,曾府重学的文化氛围及其榜样起了很好的示范导向作用。在当地,受曾家重学氛围的熏陶、感染和鼓舞,曾的亲友乡亲模而仿之,行而效之,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进取热情。曾国藩故居所在的荷叶镇被誉为“名人之乡”,在这个虽只有数万人的小山乡,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蔡和森、蔡畅、曾宪植、曾昭橘、王灿芝等一批热血男儿和巾帼英雄。
三、曾国藩家府馆藏积累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当时,富厚堂藏书楼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书楼及馆藏大大超出了曾本人之预见,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首先,曾国藩藏书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曾府藏书楼收藏有省县志书、经史子集、天文、算术、医学、文学,还有曾纪泽出使英法俄期间搜集的《大英百科全书》,英语数理化与旅欧照片等。书楼收藏的曾本人的家书、奏折、日记,太平天国军事将领《李秀成亲笔供词》,曾纪泽任驻外使节期间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仅曾氏手书便达1500万字,收入128集的《曾文正公集》。曾府馆藏对于研究太平天国、晚清政治经济文化、曾国藩学术研究均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其次,曾国藩文化现象成为连接海峡两岸和中外文化交流、实现祖国统一的精神纽带和桥梁。对于曾国藩,毛泽东称之为“大本大源”之一,他说过“吾于近人,仅服曾文正”,蒋介石对之更是奉若楷模,将曾氏书集作为座右铭。曾国藩以其深邃的思想、特殊的历史地位、广泛的社会影响、多重的价值,超出了国界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成为海内外共同关注、共同研究探讨的热门话题。曾府藏书楼与其富厚堂先后被确定为全国和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双峰县委、县政府加强了对富厚堂的修缮、保护和开发,馆内收集陈列了部分曾府文物和档案资料。富厚堂及其藏书楼正在成为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旅游观光的重要人文景观。
再次,曾国藩教育思想和馆藏资料,对于开发教育资源,提高人才素质,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对于其人其事其言的功过是非,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加以借鉴吸收利用。可以肯定地说,他教育后代是富有成果的,其中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我们应当看到,当今社会上庸俗的、狭窄的、浅薄的利己主义观念还大有市场,有的崇尚以“钱”为本,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有的挥金如土,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有的官员不择手段豪贪巨贿。这些丑恶现象,既祸国又殃民,既害自己也害儿孙,值得天下父母们深刻反思和警醒。曾国藩治家治学治档思想中的许多观点,表现了一个封建仕大夫家长的清醒与彻悟,至今仍然是真知灼见,并未因时代变化而过时。我们可以从曾氏治家治学的经典教义中得到思想启迪,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健康向上的行为方式,使家庭能够与社会发展俱进,永葆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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