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没有留下专门关于伦理道德的文章与论著。他的伦理思想主要零星地散布在他的家书、书礼及奏稿中。因此，对曾国藩伦理思想的内容的概括，也只是一种尝试性的探讨。就其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

1、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形成了“自修求强、做人自抑”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品质。曾国藩早期在京师作官时，曾师从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倭仁。有过一段“修身内圣”时期。他的修身功课就其内容而言为诚、敬、静、谨、恒。曾氏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的信中写道：“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氏早年和他的朋友们成天谈修诚主事，将一念之差、一事之失，皆记于当天的日记里，对自己的差失严加鞭笞，毫不留情，甚至不惜骂自己如猪狗，而且还互相传看，以达到监督的作用。同时，强调宜自修处求强。曾国藩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致九弟》的信中写道：“弟谓命运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出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议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子与孔子告仲田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生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此外，曾国藩在修身方面又强调做人自抑”。曾氏历来喜读老庄。在儒家之外，他推许庄周为圣哲，盛赞其才，屡予征引。他在同治元年的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他一再强调：“以庄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这些都证明天道自然虚静已成了他的根本信念之一。于是，反对骄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修身活动便置于更高和更深的基础上了。他在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的《致四弟》信中写道：“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变，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他在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的《致九弟》信中写道：“名子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不敢自诩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这些都体现了他做人自抑”的思想。

就其修身的方式而言，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的信中列出了自己的一张课程表，上面列了十三项功课：（1）主敬（整齐严谨，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为外人）（5）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6）与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7）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8）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9）谨言（刻刻留心）（10）养气（无不可对人言之事。气藏丹田）（11）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12）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13）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我们知道，“理学”在近代是一门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旧学问，就连曾国藩本人在后来也对它进行严厉的批驳。但作为主宰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的学问，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操守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曾氏在日后组建湘军之初注重其血性精神方面的教育，他本人大权在握时能清廉自守、军情危急时能适时调整心态、大功告成时能谦守自抑等等，无疑都得益于早期的“修身”功夫。现代人要像曾氏那样处处都如此苛刻地约束己，恐怕很难做到了。

2、以“孝友、家和，耕读、勤俭”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也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国藩在家信中多次论述了儒家的孝悌之道。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诸弟》的信中写道：“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耸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工时所代圣贤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用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同时，曾国藩对“孝友之家”也十分推崇。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月十六日《致父母》的信中写道：“吾思凡天下宦官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贾商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同时，曾国藩多次强调了“家和万事兴”的思想。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致父母》的信中写道：“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之意实己和睦兄弟为第一。”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致诸弟》的信中劝戒其诸弟在家宜注重勤敬和。他写道：“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兄弟姒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无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

此外，曾国藩还主张家庭应以耕读为本，以勤俭持家。曾国藩虽为官多年，但仍关心农家的耕读之事，在家信中劝戒其兄弟要坚守耕读之家本色，以耕读为传家宝，勤俭持家。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诸弟》的信中写道：“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逸矣。”他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廿九日家书中又说：“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室。……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疑（通“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此外，曾国藩十分重视勤俭。在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致四弟》的信中认为居乡要诀宜节俭，他说：“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乡之要诀也。”他嘱其弟“每用一钱均需三思”。他告戒纪鸿说：“凡士官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你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劳简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自称，“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在外为官30年，生活俭朴，一直穿着布衣布袜，有大典迎宾时，方穿一件青缎马褂，平日不穿，因而穿了30年仍然崭新如初。每日吃饭“不敢太丰”，只有一荤一蔬，无宾客不添菜，人称他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对“孝友、家和、勤俭”等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视，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廿三日《致诸弟》的信中得到了充分全面的体现。他写道：“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知，以至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第二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又父母坟域，必须改葬，请沅弟作主，澄弟不必过执。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讲铺张。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谆谆言之。”

3、以保卫纲常名教、“养民、爱民”思想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作为理学大师，他继承了传统儒家“仁民爱物”的优良品德，并将它化为接事应物的具体行动。曾国藩来自农村，因此十分了解民疾，体恤民情。咸丰初年，他犯颜直谏，《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说》、《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等奏章言辞激烈，就是针对百姓疾苦而发的。奏章凸显了他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关心民众的忧国爱民之心。他说：“没官爱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针对社会混乱，百姓遭殃的现实，他先后在道光二十九年和咸丰元年两次主张用设又田和社仓之法来救济穷苦乡民，并率先在家乡实施。后来他奉命镇压太平军，他还十分注意民苦兵祸的事实，因而提出“带兵不以扰民为本”作为其治兵的重要原则，并切实贯彻落实。他在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致九弟季弟》的信中讲到要以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亲，这种“爱民”、“报君”的思想就是他政治伦理的核心。他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书报吾亲，才识平常，断难立功，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少分宵旰之忧，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积累，自我一人耗尽，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两弟以为在否？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他在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致沅弟》的信中阐述爱民即积德的思想，他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理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可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其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字，尤悔颇寡。”当然，一个靠读书出身的汉人，能得到清政府重用，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清王朝的感激之情的。他亲民、爱民的伦理思想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目的展开的，因此，当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威胁到清政权的稳定时，曾国藩为感皇恩，谢皇意，他以捍卫传统“名教”，“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为号召，动员“凡读书识字者”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组织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湘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说，曾国藩的“爱民”思想是以“报君”为目的的，带有阶级的局限性。

4、其他伦理思想。曾国藩伦理思想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例如，以“在人不在器”为核心的军事伦理。各国平等，以和共处为核心的外交伦理；“自强”、“求富”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尊师爱生、师生互助的教育伦理等等。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二、曾国藩伦理思想的特点

就其伦理思想的内容而言，总体上呈现出复杂而又矛盾的特点。曾国藩出身中小地主家庭，深受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后中举当官，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几乎近代史上重大的事件他都曾经历过。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和不凡的经历使得其伦理思想体系呈现出很大的跨度性和矛盾性：既有落后的封建伦理性；又有纯朴狭隘的农民意识；还具有一定开拓创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

1、封建性。曾国藩以维护清朝政权、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曾国藩在政治上希望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十分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是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其中就提出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皇上必须以身作则。而曾国藩自己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例如，他在家庭上教育上处处要求妻儿子女遵守封建的伦理纲常。他的三女儿嫁给了罗泽南之子罗兆升，此人吃喝嫖赌，放荡不羁，对如此恶劣的女婿，手握重权的曾国藩不但不为女儿做主教训其女婿，反而让其子纪泽劝妹妹要耐劳忍气。他在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谕纪泽》的信中说：“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以立，天柱所赖以尊……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他为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来镇压太平天国，他在《讨粤匪檄》中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就是举着保大清、尊名教”的旗子的。此外，曾国藩兴办洋务，学习西方科技和技术，也是围绕维护清朝封建政权展开的。

2、平民性。曾国藩朴实的平民思想，概括地讲，踏实勤恳，俭朴谦慎。表现在治学上，他考中进士，入翰林以后，仍踏踏实实，虚心拜师，勤奋求学。表现在在生活上，俭朴节约，虽官至极品，却穿布衣，吃蔬菜。表现在行事上，以“勤”字当头，心力劳苦，勤理朝政。此外，曾国藩在用人治军方面，也十分看重淳朴的老实的农民。他要求招士兵，则取“朴实少心窍”的山民，选将官则取朴实廉洁，“多乡气”、少言寡语的寒士。曾国藩在家信中一再告诫兄弟子女，不要奉承权贵，不要横行乡里。要团结邻里，善待乡亲，对困难的亲戚和朋友要予以救济。此外，曾国藩虽年少就在外作官，但一直念念不忘农家生活。他在其妹夫来京求职未成即将离京之际，送给其五首七律，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有齐季女吾弟行，操臼君家老孟光。曾是戈凫相劳飨，犹闻雏凤已轩昂。秦嘉上计心情薄，王霸躬耕身世忘。织屦辟栌终古事，牛衣岁月即蓑皇。”这首诗表明了一个主题：不必外出求功名富贵，在家乡安于清贫最好。一句“牛衣岁月即羲皇”表明曾国藩对农家生活的向往。晚年的曾国藩又一次表露了这种心迹。他在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致四弟》的信中写道：“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卒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此外，曾国藩对农业也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这些都充分体现他作为农家子弟淳朴善良、勤劳踏实的一面。

3、资产阶级的改良性。曾国藩不仅仅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先驱者。由于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说，“驭夷之道，贵识夷情。”他认为，西方强于中国的首先在于其政治制度，其次是它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他们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人饱受屈侮。自强图存是多少年来中国人奋斗的主题。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五月的日记中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作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

首先他在安庆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雇洋匠，全用汉人，由他命名的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号就诞生在他手里。之后，又在上海开设铁厂，成立枪炮局。他们所造的“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他看到中国人掌握了洋人的技术，喜不自禁。为了全面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他在制造局又成立了一个翻译馆，既译又编，出版了很多新书。康有为就主张将制造局出的书全部买来阅读，可见影响之大。仅仅翻译还不够，还需有全面掌握西方科技的人，在李鸿章、丁日昌的动议下，曾国藩向清廷奏请每年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三十名，开创了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詹天佑就是第一批留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个。曾国藩的成功就在这里，他的功绩也在这里。但是，曾国藩的这种改良的思想是极其有限的，一切应变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皇权以图苟安，而不是从根本上强国富民，只有在二者暂时吻合之处才采纳一些积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