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一向引人注目。他生活于清政府陷入深重政治危机之时，作为士大夫和一宗大儒，既是所谓的“中兴名臣”，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又是一位服膺程朱理学并积极推进理学复兴的代表人物。曾国藩自小研读《周礼》、《史记》等著作，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且自幼生活在湖湘学风长盛不衰的湖南，此地程朱理学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这为其理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道光二十一年，他升居翰林，师法桐城派宗师姚鼐后，又结识了唐鉴、倭仁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理学师友。历经翰林院、詹事院、内阁的曾国藩理学信仰日趋巩固和成熟。当时，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层出不穷：农民起义频繁，列强咄咄逼人，封建社会陷入了礼乐崩坏的境地。作为朝中重臣的他在此背景下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其理学思想也得到了全面的扩充与发展。正由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其理学思想虽无多少创新之意，但也深深地烙上了个人印记，抹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他以极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身体力行地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进行了新的阐发，为衰微的理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彰显其生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使理学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一、理学与经世的完美结合

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自宋以后各朝统治者都将其奉为官学。清代更是定理学为一尊，康熙帝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编辑《朱子全书》，朱熹的牌位被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乾隆六年，朝廷命将《朱子全书》和其他宋儒之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走上理学信仰之路是必然的。另外，他自小生活在号称“理学之乡”的湖南，湖湘学风历来是注重义理与经世并重的，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湖湘学派”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都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其一生的理学信仰中一开始就埋下了“经世”的种子。

曾国藩一生沉浸于理学，但他不像一般的理学家那样，脱离对实际事务的考察，一味潜心于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儒家对君国的责任感与进取心为人生追求，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关怀意识实现理学与经世的完美结合。他曾说：“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道光二十一年，他在致贺长龄的信中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今日言学术，则莫如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怀阵抱济世之志的他表现出了讲求实际、注重实践的价值取向。

曾国藩经世思想形成另一现实原因则是时局的变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已是汲汲可危之势，面对外强欺辱以及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曾国藩充满了痛心疾首的感慨，他以“内圣外王”的儒家心态、以刚毅的精神负担起为晚清力挽狂澜的重任。他宣称：“尧、舜、禹、汤、文、武、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国藩不肖，亦谬从事于此。”除了以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自己的榜样，义无返顾地担当起匡时救世的重任外，他还以圣人之志勉励自己：“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对于当时理学末流的空谈，他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弊病，在致诸弟的家书中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怀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曾国藩以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为成圣成贤的准则，道出了理学必须与经世结合的价值所在。

为实现理学与经世的完美结合，曾国藩有他独特的创见，就是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特别加上“经济”一门，使理学与经世达到和谐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强调理学的经世功能，他进一步发展了唐鉴、姚鼐等人的三门学问之说。他说：“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  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遣有三：曰义理、曰辞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用、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经过这样一番梳理，他把学问分为四科了。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把“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的见解是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创见，可见他对理学经世功能的强调。他认为四者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以理学为宗：“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谊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曾国藩强调传统文化中的经世内容，力图使传统文化思想能更好地指导政治和社会实践，他不但自己躬行实践，不尚虚文，大量阅读《会通》、《通礼》等有经世意义的书籍，“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祥求折中。”还曾上疏清廷，主张按经世治国的能力来考核人才。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曾国藩认为经世实学是以义理为根的，认为义理与经济是体、用关系，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具施功之序，祥于体而略于用耳。”在他看来，理学和经世本来就是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的，孔子的“德行”、“政事”两科应该是合而为一的，这样既强调了理学的“事功”内涵及其合理性，又使政事（经世）不脱离义理所统辖，义理成为经世的理论指导，曾国藩洞察出两者不可离的关系，大大丰富了理学的内容。经过曾国藩阐述的义理，已不再是理学空疏的心性之学，不再是与事功相对立的学问了。另外，由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晚清朝政腐败、内忧外思双重夹击的动荡时期，出于对儒学的忠诚和对危机的敏感，理学大师和朝中重臣的双重身份致使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革新了理学，使理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以宋学为主的汉、宋调和，提高了理学的地位

梁启超在论及晚清“理学中兴”时说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咸道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在当时汉宋两家门户极深的学术背景下，理学家们大多尊宋抑汉，有“反汉学”之称，但作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则并不一味排斥汉学，而是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汉学本属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是与宋学相对的一个儒学流派。与宋学的以性、理解经不同的是，汉学以儒家经典作为说经的对象，为经书中的名物、制度做注解，两派都以对方为不齿。理学上有所造诣的曾国藩，却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不废汉学”，对汉宋之争持批评态度。他在复夏弢甫的信中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汉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着，又薄汉儒为支离。”他讥讽那些拘泥于门户之见的学者们“屏弃群言以自隘”，希望解除两家的门户之见，融合二者，以担负起救时的重任。以汉宋息争为基础，曾国藩力图实现二者的会通，当然，这种会通是以宋学为主的会通。比如他对“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的阐释：“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硫。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在他看来，汉学家的实事求是是包括在即物穷理这一内容里的。“实事求是”，较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初叶，顾炎武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学风大加倡导，强调从现实事务中研索出有关国计民生的道理，也就是从客观事物中探求真理。“即物穷理”是程朱理学的命题，虽然也主张认识客观的“物”，但这种“即物”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诉求，以达到自身道德修养为目的。由于存在客观的“是”与主观的“理”之间的区别，“求”和“即”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了。但这种不同在清中叶以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汉学家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黄宗羲“学者必先穷经”等命题出发，剥离了“惟经”、“惟古”的内容，从而使得对于古书的考据代替了对“实事”的探究，所求之“是”变成对古书字句是与非的考证，即经书中所蕴涵的“大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学的“大义”与理学的“义理”有相通之处，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样看来，汉学与宋学的争论其实是殊途同归。就此而言，曾国藩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顾炎武的“实事求是”说联系起来比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曾国藩会通汉宋的学术观点的形成与他和刘传莹的交往有一定关系。在1846-1848年，他与刘传莹时有往来，互相切磋学问。曾氏深受汉学的影响，刘氏也从曾的理学思想中大受启发，由相互影响到融会贯通，两人都深深感受到为学之重在于反本务要，义理、考据、词章各有所长，应该相互补充，固闭自守、偏执一方是无助于学问的。他称颂刘传莹的学识说：“汉阳刘传莹椒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间尝语佘：  ‘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則当一一样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以。’又曰：‘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国藩则大韪之，以为知言者徒也。”“君子为学，其初熟于德清胡渭、太原阎若璩二家之书，笃嗜若渴，治之三反。既与当世多闻长者游，益得尽窥国朝六七钜儒之绪。所谓方舆、六书、九敉之学，及古号能文诸者之法，皆已规得要领。”这里表面上是刘传莹由汉学而入于宋学，实际上也表明了曾国藩由此由宋学而入于汉学。

三、高扬“礼”的作用，拯救穷途末路的理学

由于看到了当时相争激烈的汉学与宋学都有其弊病，为重建儒学，曾国藩把目光投向了源头，高扬礼学。在他看来，礼学的内外统一可以调和当时宋学和汉学各执一端的偏颇。大声疾呼：“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儒家传统中的“礼”是一种社会法度，一种现实的社会规范。但是，在儒家的不同流派那里，“礼”有着不同的含义，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古老的外在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孟子发展这一线索而成为内在论的人生哲学。荀子则重新强调“礼”本有的外在的社会强制性的规范功能，发展成独具特色的“礼学”。宋明理学从孔孟一路而来，固然从未忽视“礼”的重要性，但其重心毕竟是天人性命之学，故“礼学”的地位并不突出。至清初王夫之，荀子“礼学”精神才被高扬。王夫之极注重“礼”，视“礼”为“修己治入之大纲，而治乱之准”。曾国藩吸取前人尤其是王夫之的“礼学”思想，高举“以礼经世”的旗帜，把理学家奉为世界本原的抽象的“理”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意义、可以落实到社会事事物物的“礼”。在他看来，“礼”上承理学的“义理”，下则通过具体的规章制度规范天下万事万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包。“礼”就是“经济之学”，就是“治世之术”。晚清之所以出现朝政腐败、“盗匪”蜂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礼教的日趋淡化。因此，他把推行“礼治”作为挽救时局、医治人心的治本之方，主张“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前者表现为个人品质和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培养人的主体人格；后者表现为推己及人，以建立个人在社会的功业，其意图在于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两者的和合，便是曾国藩所推崇的理想人生。他反复强调：“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在他看来，仁是内在的思想情操修养，礼则是外在的社会行为的规范。他对礼学的见解具有回归传统儒学的意蕴，认为礼学是“经世宰物”之学，是儒学四种学科的综合体，是“不可以一方体论的”。它体大思精，故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他的礼治思想，是向儒学的源头——孔子之学的复归，是对穷途末路的理学的拯救，是对儒学优秀传统的张扬。

曾国藩一方面重视自我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以忠诚为天下倡”来号召人们复礼、守礼和卫礼。忠就是忠于礼教下的统治制度，诚就是尽心诚意地捍卫儒家的道德意识，在申讨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就表明了这一立场：“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于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但在卫道的同时，他的创新更是对礼的“治世”内涵更好的诠释，也是他“外王”理想的延伸，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他表现出超出前人的明智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其创办洋务运动上面。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使曾国藩对洋炮的威力深有所晓，在湘潭、岳州与太平军的两次战斗中，他“赖洋炮之力”而获胜，这更促使他对西方军事武器的高度重视。最初，他力主从国外买外洋船炮，后又深感购买外洋船炮易受人控制，便开始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洋务实践。他还十分重视翻译西方的近代科技理论，他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古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

曾国藩躬行理学，追逐其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实现了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回归，同时又给理学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为理学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延续其生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传统儒学在近代发生变异并重新整合开了先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为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