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着十分丰富的经济思想，内容涉及到行政经济、财政经济、军事经济、对外经济、农耕经济、消费经济和家庭经济等多个方面，本文试图从曾国藩的主要生平和文字材料来研究其经济思想的大致形成过程，并概括出一些阶段性特点，以便读者对这个报少有学者涉猎的曾国藩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产生兴趣，并能从中借鉴曾国藩经济思想中某些合理的因素，来更好地指导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过程看曾国藩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一、曾国藩“大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这一阶段主要指曾国藩1838年（道光18年）进京殿试后供职翰林院至1853年（咸丰3年）元月奉旨赴长沙帮办团练前对中国社会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初步研究。1838年曾国藩赴京会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将自己的名字由“涤生”改为“国藩”，立下“澄清天下之志”，有了新的人生理想和思想追求的曾国藩已不满足于在翰林院作“穷经究史”的纯学术研究，而开始关心和思考国家民族的大事，探求经国济民的道理。“曾国藩前几年多看些历史书，兼及词章，注重经世之学，颇有心得”。1841年8月善化（今长沙）人唐鉴到京师做太常寺卿后，曾国藩常常以前辈之礼请教唐鉴和大学士倭仁关于理学方面的问题，如曾问唐说：“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鉴答：“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因为唐认为：“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但曾国藩在广泛研究了中国历史和当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学应有四门：“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并且总结了自己十年来的研究经历、成果和心得说：“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纯，万不能造其粤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篡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出曾国藩“大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第一，“经济之学”是一门大学问，大学科，它的核心是孔子学派的政事学科，因此，它不应该放在义理这一学科之内，而应该独立出来与“义理”、“词章”、“考据”三大学科并列。但是，他同时指出：研究“经济”要紧密联系“义理”、“词章”、“考据”，“四者缺一不可”，才能理解透澈，把握好分寸，处处有度。第二，“经济”应以“礼”为纲，“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因为《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夭鸟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比如“秦树沣氏遂修《五理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圣人者自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米盐，无不条而理之”。可见曾国藩认为古代的“经济”包括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鱼虫，中至国家的财政税收，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研究，既要从理论上探索自然、社会、历史发展的“义理”（可以理解为规律性），又要探讨可供具体操作的具体要求和行动方案。第三，曾国藩既赞成古代的“大经济”思想，又缩小了“大经济”的内涵，使自己的经济思想，接近了近现代的“经济”概念。他说：“国藩私独宗之（指秦树沣等人的‘大经济’思想，本文作者注），惜其食货稍缺（指对当时中国社会生产、流通情况，即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资料收集还不够全面），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径，另为一编，位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已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无所不赅，因如是也”。这里曾国藩说他想写一本和秦树沣《五理通考》同类的书。但他的研究范围被界定在“食货”、“盐漕赋税国用之径”等方面。这就和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十分接近了，尤其是研究食货、盐、漕、赋、税、国用“之径”，这个“径”包含了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管理以及这些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调节的意思在内，也即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全面管理及其政策的调整。所以研究曾国藩的经济思想就必须既要大中见小，又要小中见大。

曾国藩“大经济”思想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其一是创新性。这一特征主要是相对他的前辈而言，因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均具有混沌的整体性，各种文化因素和思想象包饺子一样混杂地包容在各种著作和文献中，少有如西方一样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所以直至清末唐鉴等人才将其分成三大类：即义理、考据、词章。而曾国藩在这个基础上再分出一个“经济”大类，以学术分类看显然是一大创新、一大进步。虽然在曾国藩以前已经有“经济”这个词，但究其实质是经国济民的意思，更多地包含着政治的学科内涵，经济的学科内涵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方面。曾国藩分出“大经济”尽管仍然包含着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但毕竟已经将“经济”这一概念的主要内涵界定到接近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的内涵，这就不能不认为是一重大的学术贡献。其二是基础性，这是相对于曾国藩自己整个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而言，大经济思想无疑只是曾国藩早期初步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一，是一种不太明晰比较含混的思想认识，但正是这种研究所得奠定了他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经国济民，也奠定了他以后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成熟的基础与条件，其中、后期经济思想只是就“大经济”思想的实践、发展和改良而已。其三是实践性，这是“大经济”思想作为一种思想认识如何变成经国济民的实际行动而言。曾国藩久居翰林院，尤其是1847年，他37岁升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总想将自己的“经济”思想上奏皇帝，从而转化为国策，以便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他在京为官升迁很快，37岁就已升至二品大员，但他的心情却很郁闷，他心里想着国计民生，而眼里看的却是官场的腐败虚浮。1849年（道光29年）10月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直到1851年（咸丰元年）咸丰皇帝新官上任，希望听取众大臣的意见时，曾国藩才觉得机会来了，连续上了几个有名的奏折给咸丰皇帝。三月初九上《议汰兵疏》，建议汰兵五万以“济国用不足”，反对加重民的负担，而应该“养兵为民，备荒亦为民”。4月26日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提出皇上应“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而臣子们则应“留心人才”、“讲求地利”、“筹划国计”。12月18日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向咸丰反映民间“银价太贵，钱粮难纳”、“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三个问题，要求皇帝“爱民如伤，民心固结”。第二天，他补上了一个《平银价疏》提出“贵钱贱银”平抑银价，以缓解老百姓生活困难的主张，并建议咸丰采有“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京外兵饷，皆宜放钱”，“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地丁正顶，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放钱”，“量减铜运，以昂钱价”六条措施。这些奏折中只有《平银价疏》接近今天的经济学论文，其他奏折的经济思想都夹杂着政治、军事、文化等观点在内，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曾国藩经济思想具有强烈实践性这一突出特征。

二、曾国藩军事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所谓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这里主要是指他对军事与经济两者关系的一些基本看法：一是指经济对军事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军事斗争对社会经济的阻碍和促进作用；三是指军队内部的经济活动对军事斗争和社会的影响。因此，这里主要研究曾国藩1853年元月奉旨帮办团练至1864年7月湘军攻陷南京，接着就裁撤了湘军，这大约12年时间内主要从事军事活动期间的经济思想。

首先，曾国藩认为经济是军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弱小的经济无法维持军队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强大的经济才有可能维持较强大的军队，进而才有可能战胜强大的敌方军队，实现社会和平与安定。早在1851年他就开始研究军队、军事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在《议汰兵疏》中说：“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他指出“兵”“用”关系是“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因此，他建议咸丰汰兵五万，每年可减少国家军费支出120万，十年将是一笔很不少的钱，用这笔钱可以“专备救荒之款”，亦可“永塞开捐之路”。1853年元月奉旨帮办团练后的第一篇奏折中即向咸丰表达了足够的经费是办好团练的前提条件。他说：“伏维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小民倚财为命，即苦口劝谕，犹迟疑而不应；若经理非人，更哗然而滋扰，非比嘉庆川楚之役，官给练费，不尽取之民也。臣此次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理，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庶几有团练之实效而无扰累之流弊”。没有钱就办不成团练，这是十分简单的事实，曾国藩所办团练能在全国众多的团练中脱颖而出，他善于想办法筹措经费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曾国藩反对捐钱捐官，但苦于团练经费难于依靠省财政全部解决，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劝捐，即向全省著名乡绅写信，劝其捐款，如曾国藩办团练之初就向陶澍家劝捐过一万两，到衡阳后，候补员外郎杨江捐银二万两等等。但是捐钱毕竟不是筹措军费的好办法。曾国藩在1853年11月26日向咸丰报告说：“现在经费支绌，民力艰难，即捐输一事，亦无裨益。臣来衡两月有馀，仅劝捐二万串有奇，再三劝捐，终不踊跃”。此前的10月14日他上奏“请求截留粤饷筹备炮船”，要求湖南省“赶紧筹备饷银及军装炮位器械”等件，接着又上奏“请提用湖南漕米”二三万石。1854年2月份再上奏说，他已招练17000人，每月需饷8万两，因此请派夏廷樾、郭嵩焘等大员为之筹饷，办法是“应请饬下户部，国子监印发空白执照四千张”交湖南、江西、四川三省卖官捐饷，并感慨说：“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于督兵。”此后，他不断上奏要求广东、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山西、江西、浙江、福建、上海协饷。1855年4月他上奏请拨浙江引盐，请派大员总理盐饷，1856年上奏请拨上海关税银充饷。至1860年5月他向咸丰报告说：“计收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江西各省协济饷银，并臣行营劝办捐输等项，自咸丰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银二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五两九钱二毫八丝。收湖南解到漕米二万八千七百四十石八斗一升四盒三勺，收江西协济米二万五千八石二斗六升九盒。

曾国藩认为团练经费主要来源于丁、漕、厘、捐四者，上面主要了解了漕、捐情况这里再简单了解一下丁、厘情况。“丁”主要是指人头税，在清末主要是以田亩税的形式征收。“厘”即厘金税，分为行厘（即过境税）和坐厘（即交易税）。1853年，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諴采纳幕僚钱江的建议，首先举办厘捐，厘金税初创时为1％，后来各地税率不一，最高达10％以上。湖南创办厘金始于1855年，骆秉章在长沙设立。1860年曾国藩在长设东征局，从设局到第二年6月底，共抽平银1096000余两，厘金成为湘军的经济命脉。后又在安徽每年征收税课盐厘银钱8-14万余两。厘金对湘军军事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国藩曾说：东南用兵十年，全赖厘金一项支持。

其次，曾国藩认为军队和军事斗争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曾国藩在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国内造成的银贵钱贱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接着曾国藩看到了在相对和平时期清政府养兵太多，而增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然后是曾国藩看到在他率湘军与太平天国斗争期间一方面要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湘军军费的重重矛盾。所以曾国藩在解决这些矛盾时也顾虑重重，左右摇摆，比如曾国藩一方面赞成团练，认为相对八旗绿营来说团练战时可战，平时可散，既保卫了国内和平，又为国库节省了大量资财，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到处办团练。1861年11月他再次上奏裁撤江南团练，认为团练经费无非来源于丁、漕、厘、捐，这既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又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湘军一攻克南京，曾国藩就裁撤了湘军，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一方面为保军费下令不准减免农民税捐，另一方面后来又允许减捐税，以防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他一方面开厘局“病商”“害商”，另一方面又在长江沿线减少厘卡，保护通商。同时他还在占领区要求地方官员发放种子和耕牛，鼓励农民及时恢复生产，尽量减少军事斗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他还认为，战后要把发展农业作为第一要务。

第三，曾国藩认为，军队内部的经济活动正常与否会对军事斗争和社会产生影响。湘军不是吃皇粮国税以当兵为职业的八旗和绿营，湘军是靠地方财政和乡绅捐助而产生和维持的“勇”或称团练，相当于现代的民兵组织。可以说曾国藩的湘军是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和其他地方团练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在精神上是坚信中国传统儒家礼教、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明确指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一场保卫儒家传统纲常礼教的斗争，曾国藩和大批湘军将士都是以卫道士自居，曾国藩在湘军的训练中以教子弟的方式教育士兵忠君，敬长，仁义，爱民，选择坚持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名利，而授辛苦四条标准。选兵坚持戚继光的选兵原则：“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惰之人……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见官府藐然无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本来就选用了忠厚、老实、本分的将兵，又有严格编制和管理制度，因此，湘军的经费管理比较细准，在上述报给户部的帐中，我们看到了经费报销精确到毫、丝、微，即小数点后面三位数。乡勇本为民间武装力量，没有什么编制，但曾国藩的湘军颁定营制，以三百六十人为营，后添为五百人。营分四哨，哨分八队，每队正勇十到十二人。水师每营三百八十八人。曾国藩为团练时规定口粮标准，每勇操演一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因为有儒家礼教和精神追求，有曾国藩自身和大部分将领模范带头作用，加上严格的编制和严格的管理，湘军创建之初基本上克服了绿营昔遍存在的吸鸦片，嗜赌博，畜娈童，佻民妇，纵劫掠等影响战斗力和扰民害民的旧习。但到了后来由于大量扩军，长期欠饷，湘军也开始腐败起来，这也是曾国藩下决心裁撤湘军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军事经济思想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曰依附性，二曰适用性。所谓依附性是尽管曾国藩的湘军原系私人招募的军队，“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兵士只知道直接的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军队就变成私人的势力了”。湘军内部的派系之间，只以道义相维系，可去可留，即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带的湘军，有时也不听曾国藩的号令。这种维系私人军队的道义是什么？简要地讲这种道义主要是对清王朝的忠诚和“粤匪”的仇恨，或如湘军自己所说的对传统纲常道德的热爱，对乱臣贼子的仇恨。因此，一方面清王朝在八旗绿营保卫不了国家政权的时候，需要依靠团练这种私人军队的支持，另一方面私人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依附于清政府，才能解决“师出有名”和经费、装备组织、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曾国藩为解决湘军经费，每隔1-2个月或半年就要奏请皇帝，由皇帝出面要求湖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山西、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协饷。即设卡抽厘解决军饷也是得到咸丰皇帝批准的。湘军的依附性除了对清王朝的依附外还体现在对太平军的依附上，湘军的创立是为镇压太平天国，湘军的裁撤是因为太平天国灭亡。但这种依附性不体现在经济问题上，不属曾国藩经济思想的依附性。所谓适用性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什么样的经济管理制度便于军队管理就用什么制度来管理。按照清朝的制度，总督治军，巡抚理民，布政使管财，三方面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而湘军是军权与财权合一，而带兵将帅往往因为办事方便还兼理民政，打破了军民财三权分立的局面。但湘军内部有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统一存放，统一收支，致使营哨官不能私侵暗蚀，兵勇不能任意开销。另一方面是想方设法用多种方式筹饷，湘军创建之初是要求湖南省拨一点，要求民间捐一点，接着是要求朝迁下命各省协饷、捐官，同时打报告要求动用湖南漕米、浙江引盐、上海关税，又设厘卡，并鼓励在控制区内通商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以增饷源。上述两个主要特点均是由湘军的私人性所决定的，也是八旗绿营的所不具有的。

三、曾国藩国民经济思想的形成及特点

所谓曾国藩国民经济思想主要是指他对怎样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些思路和怎样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的关系的一些观点。这里研究他一生对经济工作的一些基本观点，重点研究他1862年提出“商战”概念后到他逝世以前对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与做法。

首先，“商战”是曾国藩国民经济思想的纲领。曾国藩从1851年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建设问题，其成果主要表现在《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奏折中，尽管二年后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到了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但为购买外国船炮和处理与外国人通商事宜，为筹集不断增加的军饷、为发展本国的商业、农业以增加财政税收等问题，曾国藩需要不断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诸多问题，时至1862他已经基本理清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大思路，提出了“商战”作为中国近代中叶国民经济建设的纲领。是年正月他在《复毛寄云中丞》一信中提出：“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法制宽简，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国柞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命更密如牛毛，断无能久之理”。这里尽管曾国藩追求“礼让”，以德治国，仇视西方的法治，但更深刻的是他已看到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对立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即“耕战”与“商战”的对立，中国不能再以“耕战”的落后方式来应对“商战”，而只能以“商战”来应对“商战”。由此他主张与外国人保持正常的商贸关系，积极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通商法则，在国内积极发展军事工业，进而民用工业，把发展工商业作为中国富裕自强的基础。

其次，曾国藩认为经济的强大是政治、军事、文化强大的基础。1862年5月初七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这里曾国藩表达了二层意思，第一，自强之道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大。第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强大均须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基础。曾国藩早在1860年11月19日复清廷关于借洋助剿及采米运津上渝的奏折中就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奕訢奏请购买法国枪炮，曾国藩又发表意见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因此他于1861年攻克安庆后，在安庆办起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安庆军械所，随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办起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1865年）、金陵制造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6年）、马尾船政局（1866年）等一批新式军工企业，既开启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先河，又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并为其政治改良政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奠定了阶级基础和一定的经济基础。

再次，曾国藩认为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是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同任何统治者的立场一样，曾国藩也希望中国国内不要处于战争状况，消除战争状况，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是他出任团练大臣，创建湘军的初始目的。伴随着与太平天国斗争的深入，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在西方列强对中国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但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这就是他积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支持镇压回民起义的基本理由，也是他面对在中国不断制造事端，发动侵略战争的外国侵略者一忍再忍，一味妥协的根源。虽然曾国藩也知道一味妥协是没有前途的，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却是他实施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为主导的经济振兴运动不可或缺的条件。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等人已经认识到要振兴清朝必须要振兴经济，要抵抗外国侵略最根本的办法，也是要振兴经济，要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商战”，并且开始实施了引进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的举措。曾国藩等人也同样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已经动荡不定、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和列强咄咄逼人，随时准备再入侵的国际环境下要争取和平与稳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既有国家和民族的代价，也有历史事件当事人和普通老百姓的代价。所以，面对天津教案，曾国藩“外渐清议，内疚神明”，但他还是坚决执行了慈禧的“求和”政策，镇压太平天国，杀人太多，使曾国藩深感罪孽深重，以至反复告诫子孙不要从政，但在整个镇压过程中他却从没手软过，为了大局他不拘小节，大概这就是他自己说的“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最好注释。

最后，曾国藩认为要振兴中国经济，应在迅速恢复发展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近代工业和商业，为此，要正确认识处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要坚决惩治腐败，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要在昔遍发展农村家庭经济的基础上倡导勤俭节约型消费观念等。

曾国藩国民经济思想的特点有二：一是整体性，二是正确性。所谓整体性主要有三层涵义：第一，曾国藩是从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当时中国综合国力的实际出发来定位国内的经济发展，以“商战”应对国际局势，以求强求富谋划国内发展，以大力发展农工商来解决国内矛盾和拯救受苦受难的百姓。第二，曾国藩认为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要发展。在战争期间他就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和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引进和发展近代工业，战后他积极主张以发展近代工业为主导，全面振兴国内各行各业，希望中国从此走上自强富裕的道路。第三，曾国藩对优先发展近代工业有了一个整体构想，这个整体构想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在思想和理论上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使中国人看到了外国船炮的厉害，产生了购买外国船炮的欲求→曾国藩购买洋枪洋炮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收到了实效，但经费紧张，为节约成本产生了学造船炮的想法→为学造船炮必须引进国外的设备、技术和人才→为了从根本上学会外国的科学技术，培养自己的人才而选派出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留洋学生→大力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全面振兴国民经济→与外国展开商战→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这就是曾国藩复兴清朝、复兴中华的整体构想。所谓正确性，是指曾国藩的国民经济思想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既找到了振兴中国经济的正确道路，又找到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根本解决办法。首先，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倡导以商战应对国际竞争，他看到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无法与先进的工业国相对抗的事实，中国要自立自强，必须使中国也逐步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其次，曾国藩不但提出了商战问题，而且原则上解决了怎样商战的问题，从上述他对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具体构想，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构想和100多年以后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构想如出一辙。尽管曾国藩的构想没能振兴中华，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他这一逐步推进构想的先进性和正确性。第三，曾国藩在积极主张和推进中国近代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中国传统经济（农业、手工业和传统商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作用。曾国藩在做京官、湘军统帅、直隶总督各任上，均在关注农业、商业的发展，在晚年甚至还主张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如主张从长沙请菜农到双峰老家去指导种田，以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曾国藩尽管没有多少专门的经济学论文和专著，但其经济思想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有待大家去整理和研究，他在振兴中国近代经济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际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我们甚至可以把商战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洋务运动看作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