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后勤的根本职能就是把国家提供的经济力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后勤对于军队建设和作战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清咸丰同治年间，湘军统帅曾国藩根据清王朝经制八旗、绿营在军队后勤方面的种种弊端，对湘军后勤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军队后勤思想，确立了湘军的后勤体制。曾国藩的军队后勤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军事经济活动中，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以上制下”，把湖南建成湘军的后方基地
战争中的后方基地是保障军队建设，支援军队作战和争取战争胜利的依托，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后方基地的建设。咸丰初年，曾国藩创建湘军伊始，就把建设湘军后方基地的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考虑。在进攻太平军的战略上，他主张高屋建瓴，“以上制下”，其要旨是首先控制长江上游地区，以湖南为依托，顺势东下，占据沿江重镇要地，尔后一举攻克天京（今江苏南京）。湘军一直以此作为其战略指导思想，其中，立足湖南，把湖南建成湘军可靠的后方基地是其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湖南相对天京而言，位居长江上游。能否在上游的湖南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将成为最终能否实现“以上制下”这一战略目的，即攻克天京的关键。
把湘军的后方基地放在湖南，也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迫。是时，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并在调兵遣将北伐的同时，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西征。西征军很快收复了安庆、九江、武汉等沿江重镇，进而乘胜向湖南纵深地区挺进。在这种形势下，湘军只有依靠湖南，才能站稳脚跟，避免夭折的命运。
湖南是湘军的老巢，是其兵源、粮饷、装备的供给地。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湖南，就没有湘军。在建立湖南后方基地的过程中，曾国藩历经坎坷，排除了种种阻力。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决心先将湖南建成稳固的后方基地，再取建瓴之势，步步推进。因此，他对清廷频催其三赴湖北、两赴安徽的诏命，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没有盲从。九江、湖口战败后，曾国藩陷入坐困江西的被动态势，进退两难，但他仍将东山再起的希望放在上游，并从战略上统筹全局，全力以赴保上游。经过曾国藩的努力，湘军的后方基地不断发展和壮大，至咸丰末年，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包括湖北、安徽、江西等省的湘军后方基地。
太平军之所以败于湘军之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后方根据地。追根溯源，关键在于太平军领导人缺乏战略远见，没有把后方基地的建设作为战略全局性的问题来考虑。
二、提高湘军待遇、增强湘军的凝聚力
清制规定：绿营马战兵月银二两，步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均月支米三斗，但须内扣朋扣银。由于绿营兵丁兵饷太少，加之经常遭到将官的克扣，收入微薄，不得不兼做小贩或手艺以谋生，致使训练废弛，军风败坏。为防止重蹈绿营的覆辙，曾国藩参考张国梁、江忠源等部勇营的饷章，制定了湘军粮饷章程。湘军士兵平均每人每月饷银六两左右、高者可达九两。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明了其意图：“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国藩全集•奏稿》，第935页）。优厚的饷银，对于生活比较贫困，收入没有保证的清军兵勇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曾国藩提高湘勇的生活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为湘军兵源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应募投军的湘勇所得饷银除自用外，还可赡养家口，这对于解除兵丁的后顾之忧，增强湘军的凝聚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曾国藩还特别注意优待将领，他规定营官除每月薪银50两之外，又给公费银150两，月银共计200两，而当时直隶省绿营营官的平均月银最多也不过60余两。两相对比，不啻霄壤之别。湘军饷章还规定凡营官以上将领均有优厚的公费，营官月给银150两，以次递增。湘军将领优厚的公费更使绿营将领无法企及。同时，曾国藩对每营军需都有定限，规定无论官员多寡及官位高低，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超过5800两；凡统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超过5.8万两，严格要求各级将领照此切实执行。这就从制度上杜绝冒滥，健全了军需管理体制。
湘军饷源的特点是：就地筹饷，把握财源。清制规定，绿营兵饷大权由户部总揽，领兵将帅对军队只有指挥权而无军饷筹措、发放权，因此，饷需不用自筹。而勇营因非经制，故饷源不能比照八旗、绿营之额定饷项，例由国家正途库款支付。但湘军号称“官勇”，并奉钦命离湘东征出省作战，其饷需按理应由户部筹拨。然而，当时正值太平军胜利进军，清廷财政困竭、入不敷出之际，户部无法筹措饷银，只好空文指拨。由于各省地方税课逐年下降，自顾不暇，对户部谕令指拨接济多不加理会、屡催不应，曾国藩对此无可奈何，只好另谋出路。于是，他采取就地筹饷的办法，办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和收杂捐，其中，尤以厘金为大宗。通过自筹饷源，加强了湘军“兵归将有”的私军性质。湘军的招募方式是由上到下层层选拔，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而所有将士的薪饷又由统帅自筹而来。食其饷必忠其人，所以，湘军仅听命于曾国藩一人。
三、加强粮饷管理，完善后勤体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供应是军队后勤保障的主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军事行动的成败。曾任兵部侍郎的曾国藩深知八旗、绿营经常哗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饷银不足和任意克扣。因此，他在创建湘军之初就提出：“行军以粮路为第一要务”（《曾文正公书札》卷九）。他对粮草等军需物资的供应十分重视，亲自办后勤。为搞好后勤保障，完善湘军后勤体制，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专门设置统一办理饷需军械事务的机构——粮台。湘军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和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个，总揽大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负责。其主要任务就是把多方筹集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
当然，粮台并非曾国藩首创，绿营亦常设粮台，但往往形同虚设，与湘军粮台相比，二者作用轩轾分明。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湘军粮台为曾氏一手把持，集饷权和用人权于 一身，曾国藩自行任命亲信具体办理事务，他们分别对曾氏一人负责，故能收臂使指应之 效。而绿营粮台官员为朝廷委命，人浮于事，敷衍应付已成风气，故收效甚微。二是湘军粮台在编制上有其特点：分门别类，各负其责。曾国藩还在实践中不断改革，根据作战需要增 减相应的机构，除分八所外，还设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相互之间职责分明，提高了粮 台工作效率，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湘军粮台制度。
总之，湘军粮台不仅担负运输粮草的任务，而且逐渐承担运送军械、弹药以及兵员等繁重的任务，并成为联系前方和后方基地的中间环节。这具有近代军队后勤的某些因素。
四、创设长夫制，减轻兵勇劳役负担
清制规定，绿营除进行训练、战事外，还要应付各项繁重的差役。由于差役繁，以致绿营平时缺乏训练而影响其战斗力。为解决这一流弊，曾国藩于咸丰三年首创湘军长夫制，即 在军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来承担军中杂务。他规定，除每营正勇500人之外，额设长夫180人。
长夫的任务是：“分执粗重之役，俾正勇出征，则无误战事，平居则致力操防”（《曾忠襄公奏议》卷二十八），主要从事军需物资的搬运以及负责营中杂役等事务。长夫制的设置，一 则使湘军从平时繁杂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专心致力于练兵打仗，从而提高了湘军作战的能力；二则避免战时抓夫拉差，扰害百姓，减缓其对立情绪。曾国藩要求湘军长夫严格定员定编，一营用夫180人，百人用夫36人，并且规定只许减少，不准增多。这就从制度上防止湘军将领效法绿营借端冒占名额的流弊。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对长夫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 此举可保证军队“勇额足”和“拔队捷”。
曾国藩创设的长夫制，是加强湘军后勤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湘军长夫制后来为近代化色彩较浓的淮军所承袭。到19世纪末，袁世凯编练新军，设置工程队和辎重队，前者供杂役、修路架桥，后者保证后勤供应，从而完善了兵种配备，形成近代军队后勤体制的基本格局。
五、强调自造枪炮，改善湘军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装备的优劣，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发挥。保证军队有良好的武器装备，是后勤保障的一大任务。曾国藩在编练湘军时，就非常重视发展湘军的武器装备。湘军武器装备的建设，经历了从购置洋炮到设厂自造两阶段。
绿营虽配备一定数量的大炮，但大多属于旧式的，威力不大，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往往收效甚小。曾国藩对此甚为不满，他认为，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花大力气加强武器装备的建设。他明确规定湘军一律装备先进的西洋火炮。他一面奏请朝廷解运洋炮来楚，以资攻剿；一面不惜重金派人去广东找外国人购买大批洋炮。咸丰四年正月，湘军正式建军时，炮位总数达到570尊，其中洋炮占一半以上。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主要仿制洋枪洋炮，此外还制造了一条小火轮。生产的枪炮产品供湘军自用。从购置洋炮到设厂自造枪炮，逐步改变了湘军近代武器的筹措方式。安庆内军械所的建立，成为洋务运动发轫的标志，曾国藩也由此而成为洋务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尽管湘军装备了不少洋炮，但其常规武器仍大量采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与同期的淮军相比，湘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大为逊色。这是因为曾国藩既希望利用西方的先进武器来迅速镇压人民起义，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同时他又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在大量引进洋人的武器装备问题上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就势必影响湘军武器装备的进一步改革，使湘军刚向近代化道路迈出第一步就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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