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湘军及其湘系军事官僚集团何以能迅速崛起？一般专著和教科书都回答这么三条：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清朝的八旗部队、绿营部队已腐败，不堪一击，在太平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清廷不得不命令湘，皖、苏、鲁等太平军占领或活跃的省份大办团练。以抵抗和镇压太乎军。于是，在湖南，由团练演化而来的部队——湘军便乘势迅速崛起。笔者认为，仅回答这么三条是绝对不够的。许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清廷命令办团练的省份不只湖南一省，任命的团练大臣也不只曾国藩一人，为什么只有湖南曾国藩办的团练发展成为国家的正规部队——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淮军从湘军中派生而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廷曾先后命令湘、苏、直、皖、豫、鲁、浙、赣、黔等省的42位官员举办团练。在这42位团练大臣中，独曾国藩办团练成效大著，其它41位则毫无起色。笔者认为，这一结局与曾国藩的个人素质和主观能力有着极大的关系。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反动军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研究曾国藩，能使我们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一、反动抱负高远
我们之所以说曾国藩的反动抱负高远，是指他从开始办团练起，就决心建立一支有别于八旗部队、绿营部队的，新的，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并亲自统率这支部队，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这是其他团练大臣对他望尘莫及之处。其他团练大臣也办团练，但他们没有曾国藩这样“高远”的抱负。
首先，他认为，要剿灭太平天国，八旗、绿营部队皆不可恃。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的初期，清廷主要征调官兵，即八旗、绿营部队进行弹压。但曾国藩则上疏皇帝，严厉批评八旗、绿营部队腐败，不中用。他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吃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致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奏章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其痼习。”到长沙开始办团练的第二天，他又上书皇帝，再次抨击官兵。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靡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鏖战者。”曾国藩对当时清朝官兵的这种评价是公允的。其他一些史料也能证明他的这种看法。显然，用这样的军队去镇压太平军，当然不能取胜。结果，战争初期，清军一败涂地。
其次，他认为，团练这种小规模的分散的非正规武装，也非太平军的对手。在太平天国战争初期，在主要依靠官兵的同时，清廷还号召各地大办团练。团练产生于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爆发以后。当时，清军已腐败，清廷鼓励各地官绅“团练”自卫，这对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起了重大作用。如上文所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廷借鉴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经验，又任命了许多高级官员组织、领导各地办团练。但是，清廷没有认识到，用团练对付分散的、小规模的、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白莲教教民，还行之有效，但是，使之对付正规化的、集中的、战斗力较强的太平军，则远不能胜任。对于这一点，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曾国藩认识得最清楚。但是，在1853年1月，曾国藩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开始筹议办团练事之初，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并没有说办团练有什么不可，应该组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也有别于团练的新的军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担心引起皇帝和一些人的猜嫉疑心，另方面，打着办团练这块招牌，并不妨碍他实现自己组建一支新军队的打算。然而，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则明确地指出，办团练无济于事，必须组建一支新军队。他写道：今日“将欲灭贼”，必须“别树一帜”，训练一支一万人的崭新的军队，然后“驰驱中原”，这佯，太平之乱，方可“渐望澄清”。
第三，打着办团练的旗号，开始实际动手组织新军队。在一封奏折中，他含糊其词地说，因为长沙空虚，所以他打算从各县招募一些“壮健朴实”的“乡民”，成“立一大团”。这段话并没有引起咸丰皇帝的特別注意。于是，他就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放大胆子，真的从各县调来了一些团练，组织了一个“大团”。这个“大团”就成为他所要组织的一支新军队的雏形。这样，一支有別于八旗，有别于绿营，有別于团练的新军队——湘军诞生了。曾国藩迈出了实现其“高远”抱负的第一步。
二、善于治军
湘军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成为清王朝赖以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力军，与曾国藩精于治军有极大的关系。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和实践，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关于将领的标准和选将。
关于湘军将领的标准和如何选将，曾国藩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将领应具备四个条件。在写给彭筱房、曾香海的信中，他指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眼；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放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以带勇。”
曾国藩还认为，“血性”、“廉”、“明”等素质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三者缺一，若輗軏，终不能行一步也。”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而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同，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
曾国藩还认为，“朴实”二字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很重要。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李迪庵兄弟之选营官，专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弟之能于临阵观人，而取简默朴实，略仿李氏之意。”崇尚朴实，就必然反对浮滑。在给姚浦的信中，他指出：“将领之浮滑者，足以淆乱是非。是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不要求“善说话”，但要求说话要“有条理”。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指出，对于一个将领来说，“说话宜有条理。”他在另一封家书中，具体举例说：“杨镇南不足恃，余与其平日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眼，故《说文》君字后从口，言在上泣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在选拔将领时，还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决不能选用阘冗者。他指出：“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湘军的数百名将领，都是按上述标准选拔出來的。
关于将将。
曾国藩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不善将兵，但善将将。《湘军志•营制篇》称，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打的几次败仗，差不多都是曾国藩自己亲自指挥的。
对于将将，曾国藩有许多论述。在给郭筠仙的一封信中认为，能否知人晓事是能否成功地将将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为职。”“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对此，蔡鄂曾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评论说：此“论至为正当”，“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不能办事。”“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它，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还认为，将将不仅要求知人晓事，还需对将领以诚相待。这样才能实现对将领们的真正的领导指挥。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给李宫保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保人官阶，而在成人之美。”在致李筱泉的信中云：“仆于各将领，以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在致左宗棠的一封信中，指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
驭将难，驭难驭之将更难。李世忠原系土匪，此人暴戾险诈，后投奔湘军，在曾国藩胞弟曾国荃麾下作战。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阐述了驾驭李世忠这样的将领的方法，其见解甚精彩。他说：“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此辈暴戾险诈，最难训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伏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谈，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二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名也利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不无可相处之悍将矣。”
关于募兵之标准。曾国藩曾手定《招募之规》。该规规定了所招募之新兵的标准是：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之气，至于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关于军队的训练。曾国藩极重视军队之训练。他规定，湘军新兵入伍后，要先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在这两个月中，逐日操练。在训练过程中，凡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则全部淘汰之。
关于带兵。曾国藩认为，带兵之法的精髓是象父兄对待子弟那样。对此，他在日记、书札中屡屡言之。比如，他在一篇日记中曾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礼，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此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再如，在致朱云崖的信中，他讲到：“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困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由于在湘军中，提倡将领以父兄般对待教导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官兵关系较融洽。
在上述一整套治军理论指导下，湘军终于被建设成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凶猛异常的、攻必克战必胜的反动劲旅，成为太平天国的克星。客观地总结曾国藩的这套治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也是有益的。
三、有卓越的战略眼光
曾国藩不仅善于治军，而且长于战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统帅。
在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天京时，清廷用兵的重点是天京周围，在天京周围相继建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但是，屡不得手。1854年1月，曾国藩向清政府提出了与太平军争上游、争要地，由上而下，节节进击的战略方针。然后，湘军起于长江上游的湖南，挥师东下，这样，清王朝才从此稳住阵脚。
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1859年11月，曾又提出了“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方针，并按照这一方针，对以湘军为主的清军部队作了统一部署：左宗棠率部分湘军从皖南入浙，争取浙江；李鸿章率刚组建的淮军直赴上海，与“常胜军”一道，争夺苏南；由曾国荃率部分湘军，在湘军水师的配合下，顺江而下，进攻长江沿岸城镇，直指金陵。同时，调多隆阿部湘军进攻浦口、九洑洲，由曾国藩自己直接指挥湘军鲍超部、张运兰部，进攻宁国、广德、芜湖、巢县、东坝等地，保障曾国荃部的后方安全，并策应进攻浙江的湘军。由李续宾部和其它清军部队担任机动增援部队，兼顾战略后方湖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天京的布局宏大、思虑周密、环环相扣的战略包围圈。从形成战略包围到1864年前的几年中，湘军一直没有急于进攻天京城，而是致力干完成“剪除枝叶”的工作。到1864年，天京四周数百里内的太平军领地均被清军占领，天京完全暴露在了清军的炮火面前，天京成为一座外无援军，内无储备的危城。直到这时，曾国藩才决定“并捣老巢”。天京倾刻陷落。
从镇压捻军起义的战争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确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才能。捻军是咸丰、同治年间与太平军并存的一支农民起义部队。太平军活动于长江流域，捻军活动于黄河淮河流域，二者被并称“发捻”。在湘淮军剿攻太平军的同时，僧格林沁带领数万清军剿攻捻军。僧格林沁用的方法是跟在捻军的后面追打，虽然屡屡告捷，但经过十多年的战争，也始终未能歼灭捻军主力，而且捻军日益壮大。太平天国战事结束以后，清廷改任曾国藩为剿攻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制定了“在大范围内包围，然后日益缩小包围圈，最后聚而歼之”的战略，旋即，李鸿章接替曾为钦差大臣。李鸿章应用曾国藩的战略，在华北数干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与捻军展开殊死决战。李鸿章在两年内即彻底消灭捻军。关于此情况，我们也可参照清末梁启超撰《李鸿章传》。该传写道：“先是，官军之剿捻也，惟是追蹑，劳而无功，间讲阮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致劳师十五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画长围圈制之法，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禀承之，遂定中原。”
四、有超人的政治才干
曾国藩很有政治头脑，这对于湘军的建立、发展，湘系官僚集团的成长极为重要。曾国藩的政治才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力求保持湘军和本集团内部的团结
曾国藩认为，内部的团结一心对于在战场上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早在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通知，但还未正式到任之前，他就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象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而军队不能一心一气，则战争必然失败。
曾国藩很重视清军内部各部队之间的团结。湘军刚建立时，驻防长沙。但长沙的绿营部队瞧不起曾国藩的湘军，多次向湘军挑衅。有一次，一些绿营兵包围了曾国藩的公馆，“刀矛竞入，刺伤随丁。”曾国藩的幕僚们都主张向皇帝陈奏。但曾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于是，即日将湘军撤离长沙，移屯衡州。
湘军内部的团结也一向是为人们所称道的。这主要归功于曾国藩宽广的胸怀和以诚待人。在湘系高层内部，唯一闹过矛盾的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且对大局未造成大的影响。二人交恶完全是由左引起的。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一书中介绍说：“国藩始终以公诚二字为立身之本”，而“宗棠意气自豪，不解此意”，所以，“宗棠特标一‘伪’字骂国藩”。在曾奔丧回籍时，左“痛诋之”。后来，“祁门之围，宗棠讥嘲之，幼主之逃，宗棠交讼之。”同治三年，左又首先与曾绝交，至同治十一年曾去世，八年之久，二人一直未通音问。对于这种情况，曾非常痛心，但曾始终没有反唇相讥，而且，在各种场合，曾仍给予左以客观公正的评价。1866年，左宗棠被授陕甘总督，率军西北，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对此，曾国藩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给予左以高度评价。曾国藩曾对人评论说：“诚然，此对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公于九原，想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曾不但能给左以高度评价，而且给以实际的大力支持，一是从部下派了战斗力最强的刘孙山部随左宗棠西征，二是为左宗棠筹饷不遗余力。薛福成曾指出：“文襄尝与客云：‘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然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对于曾国藩的为人，左宗棠最后还是被感化了。曾死后，左宗棠曾写挽联赞曾国藩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天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诚恳、忍让，以及由于在曾国藩言传身教影响下形成的湘军风气，使湘军将帅之间，上下之间基本保持了团结一致，从而使湘军形成了一支具有超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反动武装，最终完成了其镇压太平天国的“大业”。相反，太平天国的内讧则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保持内部的团结对于完成宏图大业是何等的重要。
2．注意争取民心
曾国藩认为，民心的向背，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他特别重视争取民心。
曾国藩认为，军纪对于民心的向背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他特别重视抓湘军的军纪。曾国藩曾在致张石卿的一封信中指出，他经常对士兵进行演讲，目的在于使军队有纪律，“不扰百姓”，“秋毫无犯”，以争取民心。他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信中说，“每逢三八操练”，他都要“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1853年底湘军建成，正式出省作战。出发前，他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这篇檄文对广大人民群众就具有特别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对于湘军争取民心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这篇檄文捏造了种种罪状，煽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两湖三江”地区的人民群众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檄文描写了太平天国的种种残暴行为。檄文造谣说：“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四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天论大小，人民无论穷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不献贼者，即行斩首。……妇女有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有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奥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惨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接着，檄文又描述了太平天国崇奉耶稣，反对尊孔的事实，激发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檄文指出：“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王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耶稣之说，新约之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届，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彬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毀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神鬼所共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中国之尊孔，相沿数千年。儒学乃中国文化的基础。这篇檄文抓住了这一问题大作文章，其反动作用不可低估。台湾著名学者萧一山先生就在其《清代通史》一书中评论说：“国藩此檄虽不足为洪军罪，然其唤起人民同仇敌忾之心，殊非浅鲜。”
3．极力避免清廷的猜忌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湘军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强大到使清王朝担忧不安的程度。清王朝对于曾国藩及其统率下的湘军，既要依靠，又要防范。为了避免清廷对自己、对湘军、对湘系官僚集团的猜忌，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极力剖析自己对清廷的忠诚和感恩心情。
二是请一些满族将领加入湘军。曾国藩曾先后吸收色钦额、塔齐布、多隆阿等加入湘军，任湘军将领，并加以重用。
三是裁军。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他力主裁撤湘军。曾国藩主张裁军的最根本的目的，是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以保全自己和湘军将领们已经取得的高位、权力，甚至性命。自古“功臣末路断头颅”，曾在克复天京后，力主裁军主要是以避免这一悲剧为目的的。对此，曾国藩写给他胞弟曾国荃的信可以作证。他在信中指出：“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荫庇弟等；吾显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在给曾国荃的另一信里，他又言：“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可以渐渐收场耳。”由于曾国藩的一再奏请，湘军先后被裁撤。湘军的裁撤使湘系军事集团瓦解，但同时，使清廷对湘军出身的官僚更加放心，所以对于湘系官僚集团势力的扩张更加有利。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有更多的湘系人物担任督抚等重要大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曾国藩的才干从何而来
曾国藩具有高远的反动抱负，善于治军，又有卓越的战略头脑和政治头脑。他的反动才干远远超出了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人。他的这些才干从何而来？对此，我认为极有探究的必要。
首先，他有强烈的坚定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太平天国之“乱”怀有刻骨的仇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可以不惜自己的性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曾两次企图自尽，以身“殉国”。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另外，1860年，为了夺取安庆，他驻守祁门。当时，形势异常危急，他甚至写了遗嘱，但始终未撤出祁门一步。既然连死都不怕，那么，一些部下如左宗棠等对他的误解、责难，他就更不在乎了。总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剿灭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这是他才干生长的最深厚的源泉。从哲学的角度讲，人的志向越高远，越坚定，才干就增长得越快，越充分。
其次，在创办团练之前在北京任职的几年，对他才干的发展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1853年他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侍讲，以后又继任侍读、国史馆协修、内阁学士、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尽管他的职务显赫，但这些职务多半为闲职，无多少事可做。他利用这段时间，研读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典章制度、兵法、经世致用等方面的书藉。这几年的读书生活，充实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思路，培养了他的志向，为他后来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运筹帷幄的著名军事统帅尊定了基础。许多著作都肯定了这一点。著名学者庄练先生在《曾国藩》一文中就曾指出：“由此可知，曾国藩一生仗以成功的志行与学问，都是在此时奠定其基础的。”
第三，比较注重研究和思考。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一生也留下了数千封奏折和信件。他写日记、写奏折、写信的过程，就是研究和思考的过程，这从他的日记、奏折、信札的内容可知。当然，研究和思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他的才干是在他领导战争和从事政治斗争的反动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懈的研究思考中迅速增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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