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之际，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进行了长达10年的战争，尤其是曾国藩驻徽期间（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即1860年7月28日至1861年5月5日），徽州战场大军云集，血战连连，“徽之人民几无日无时不在风声鹤唳憔悴忧伤之中”，这是徽州人“一段最惨历史”。这场战争，几乎摧毁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徽州古代文化，宣告了徽州古典文明的终结。这场大灾难，应该由谁来负责？一个曾经流行的观点是：应该由曾国藩负责，如“曾国藩于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在徽州‘纵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湘军统帅曾国藩借清剿太平军之机，在徽州‘纵兵大掠’，致徽州‘全郡窖藏’为之‘一空’”。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其来有自，但并不正确。认真分析各类史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之说难以成立，但在特殊的历史氛围中，徽州却也确实形成了不尽公允的责难曾国藩、“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至于徽州咸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比较而言，曾国藩及其湘军并非元凶，相反地，曾国藩为徽州战后的恢复尽过心力。
一、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的由来
检视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的依据，不难发现，他们的立论都依据了同一条史料——陈去病的《五石脂》。因此，有必要对该条史料进行剖析。
陈去病（1874—1933），江苏吴江人，早年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后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他在清季曾经发起组织过南社，大力鼓吹“排满革命”《五石脂》即是他于1909年在《国粹日报》上连载的。书中热情歌颂明末清初江南的反清斗争，对服务清廷的汉族官僚则无情地加以鞭挞。书中有关曾国藩与徽州的一段全文如下：
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自陶澍改盐纲，而盐商一败涂地。左宗棠增质铺岁月，而当商几败。及今茶市，既不改良，而连岁亏耗者，不可胜数。然徽人谓曾国藩驻师祁门，纵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故至今谈湖湘者，尤为切齿。”
文中对效力清廷的陶、左、曾诸人皆有恶评，实际上反映了清末革命党人普遍的倾向：担心再有汉族人如同曾国藩一样尽忠清廷，镇压革命，故孙中山、章太炎等曾一再痛斥曾国藩为“汉奸”、“民贼”、“元凶”。陈去病曾在徽州当过教师，熟悉徽州情况，其书中关于徽州的史料，多为治徽学者称引。但由于陈去病本人鲜明的“反满兴汉”的政治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对他评价人物产生影响，若仅以上述一段文字便盖棺论定，以曾国藩为“纵兵大掠”徽州的元凶，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引用此条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二、徽州人评价曾国藩的参照系——“守徽有成”的张芾
在评价曾国藩驻徽的功过时，不能不注意他与张芾的对比，因为徽州人评价曾国藩是以张芾“守徽有成”为参照系的。评价曾国藩之前，不能不先论及张芾。
张芾（1812—1861），字筱（小）浦，咸丰四年在江西巡抚任上，在江忠源的协助下，苦战10个月守住了江西省会南昌，旋因个性刚直，不为咸丰所喜，遭革职处分。四年十二月，受徽籍京官、兵部侍郎王茂荫保奏，前往安徽军营效力。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后，安庆、庐州被太平军占领，安徽南北隔绝，徽州孤悬皖南。咸丰四年四月，经王茂荫奏请，清廷将徽州暂归浙江巡抚管辖。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以徽州、宁国为浙江的屏障，认为“徽、宁无忧，江、浙亦无忧矣”。张芾与何桂清的关系极为密切，五年五月，何桂清派张芾到徽州办理团练。何桂清对张芾到徽后的作为极为欣赏，在密信中一再夸奖张芾：“甚是费心”、“甚是出力”，甚至断言“徽郡非小浦不可，两月以来，已大得民心，官绅焕然改观”。经何桂清的大力保奏，张芾东山再起，步步升迁，九年十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统领包括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在内的整个皖南地区的防务，至十年八月止。
综观张芾在徽5年，为了对抗太平军，他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1）扩充军力。徽州原有江长贵、周天受两军，张芾到徽后，“深与江、周二将相结”。“又募勇士数千人为果毅军”，“命各村自为团练，亲阅犒之”。一时间，居然“徽防军声大振”。（2）极力筹饷。张芾大力举办捐输，因徽州士绅势力强大，开始时多有不从者，歙县人程祖洛曾任闽浙总督，他的儿子程枚功竟公然对张芾说“捐输不可，团练亦不可”。张芾勃然大怒，“大加斥责，始惶恐无地，愿捐一万”。张芾还参劾在籍前南河总督潘锡恩“拥赀百万”却“贪吝成性，沦丧天良，忍于贻误大局于不顾”，以致乡绅“纠众迭次抗捐”，要对其“奏请籍没，以重帑项”。由于当时“徽人贾于四方者，尽挈其资以归，故令下而数十百万金立办”。据张芾自己统计，在徽5年派捐所得共计白银132万两，钱62万串，大大缓解了军饷的不足。（3）努力争取外援。张芾依赖何桂清，同时也努力与曾国藩保持较好的关系，积极争取曾国藩的支持。曾国藩尊张芾为前辈，双方书信往来频繁。咸丰十年初，徽州防务告急，张芾向曾国藩求救，曾国藩派萧翰庆率韦、训两营五千余人前往支援。双方间的关系曾经是不错的。
经过张芾的苦心经营，保住了徽州郡城（歙县）和主要县城不失。九年六月，张芾奏请徽州士子“借浙闱乡试”。十一月，省试发榜，六邑登正副榜者，凡四十人，为自来所未有。文彦彬彬，称为盛事，盖几忘境外有贼踪矣。”张芾既“守徽有成”，自然“大得民心”。
然而认真检验张芾“守徽有成”，可说名不副实，相当大程度上是徽州人的一种错觉。首先，从当时清军与太平军争夺的态势看，咸丰十年以前，徽州并非双方必争的焦点。从四年正月太平军首入徽州之后，长时间在徽州一带作战的是石达开部将检点范汝杰，所部不过万人，兵力有限，五年三月攻陷徽州郡城后，不到10天就放弃了。咸丰八年之后，杨辅清部进入皖南活动，入徽太平军实力渐强，但杨部的活动中心是池州、宁国一带，张芾始终没有遇到过太平军主力。其次，张芾横征暴敛5年之后，终于耗尽了徽州的人力物力。“户捐一再举。素封之家，力已不继。”到十年春，“徽防军饷积欠四月，以致军心难期振固，时有哗溃之虞”。张芾在奏报中一再惊呼“大局决裂”，“有不可终日之势”。就在此时，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策，先破杭州，接着回师攻破江南大营，连克苏州、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遭革职拿问，张芾的靠山彻底垮台。张芾在调遣湘军萧翰庆部时举动乖张，导致萧率领新军深入湖州，全军覆没，萧本人亦战死，此举招致了曾国藩的强烈不满。曾国藩致函胡林翼时，痛斥张芾“调度殊为乖谬”，在给彭玉麟的信中更直指“张小浦自今年以来，举动不惬人意，所奏事件，前后矛盾。来函所指各端，鄙心亦不以为然”。曾、张关系严重恶化了。
在罗掘俱穷、军心溃散、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张芾忧惧不已，一再向咸丰奏请派“重臣”来皖南，最后直接要求曾国藩出马，“请旨敕下该侍郎督办皖南军务”。时徽州有人亦谓“文毅于此，盖日夕忧惶而不能已”，“欲解兵柄甚急也”。
咸丰十年四月，清廷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不久实授，六月以张芾去留咨于曾国藩。曾既对张不以为然，在奏折中丝毫不留情面：“所部各军纪律太宽，近日多住民房，或带妇女。张芾于各岭设卡之处，并未亲出查阅一次，即徽州城守之具，亦无预备。观其军心之懈，实已难期再振。”清廷据此解除了张芾兵柄，皖南军务归曾国藩统辖。曾国藩保举李元度为皖南道，进驻徽州郡城。
张芾虽被解职，但他留下的难题并未善了。曾国藩认为张芾所募各军难以再用，将其全数裁撤。被裁士卒向张芾索饷不已，张芾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派人遍贴告示，谓欠饷七月以后归曾管，七月以前归张管，实际上将烫手山芋完全扔给了张。士卒大哗，“纷纷来城，持械滋闹，喧彻街衢，以致居民惊惶，几将闭市”。曾国藩接张芾信得知“徽兵闹饷，拥至张公行馆，汹汹未已”，遂命李元度全力镇压，嘱其“徽兵如再闹饷，当严拿重办，亦是阁下之责。此外之事，阁下不必兼管”，对带头闹事者要“迅即正法，愈多愈好，愈速愈好。此次若能杀至二十人，则以后之事迎刃而解”。
正当曾、李忙于大杀张芾旧部的时候，太平军主力侍王李侍贤会合杨辅清、古隆贤、赖文鸿诸部，八月十二日攻克宁国，击毙周天受。侍王大军随即向徽州猛扑而来。张芾留给曾国藩的就是这样一副危如累卵的烂摊子！
三、曾国藩驻徽始末
曾国藩进驻徽州，其战略动机与部署与张芾完全不同。张芾属于何桂清系统，他的任务相对单纯——守住徽州，屏障浙江。曾国藩的局面要大得多、复杂得多。
曾国藩手创湘军，咸丰四年出师以来，保湖南，复湖北，救江西，为清廷立下战功，但以汉人握重兵，犯了清廷的大忌。咸丰对他一直不予实权，直到江南大营覆灭，何桂清溃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任他为两江总督，其主要目的是要他迅速出兵，收复江浙。咸丰十年四月十八日、十九日，清廷连下三道严旨，要求曾国藩“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自应统带各军，兼程前进”，“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情急责重，溢于言表。但曾国藩的战略重心一直放在攻克安庆上，早在九年十月他即上奏，以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对洪秀全、陈玉成等“窃号之贼”，必须“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窃以为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曾国藩为此拟了一个四路进兵、围攻安庆的详细计划。九年九月至十年二月，湘军在安庆外围战中屡屡得手，进逼安庆城下。曾国藩不愿撤安庆之围，又不能不应付来自清廷和江浙官僚士绅的强大压力，于是在坚不撤围的同时，亲自率兵渡江入徽，摆出规复江浙的姿态。他在上奏时，一面婉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另一方面又大作渡江南进的声势，“臣奉恩命节制两江，必须带兵过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还拟出了一个由池州、祁门、广信三路进取苏浙的计划，甚至表态说“无论兵之多寡，将之强弱，臣职应南渡，不敢稍缓”。实际上是与清廷虚与委蛇。
曾国藩进兵徽州除了应付清廷的压力外，另一层考虑是将徽州作为安庆会战在南岸的支撑点，以护卫江西的饷源和粮源。他根据截获的情报，判断太平军主力将于秋季大举二次西征，“直取苏、常，再攻徽、浙，以窜江西”，而他“自皖南进兵，应以江西为根本”。故驻兵徽州也是为了抵挡太平军的二次西征，保卫江西。
综合而言，曾国藩与张芾所处地位完全不同，张为一徽州守吏，曾为全军统帅；张以守卫徽州为唯一使命，曾所关注的是安庆会战的大棋局。在曾国藩的大棋盘上，徽州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
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曾国藩率鲍超、朱品隆、唐义训、张运兰诸部一万多人进驻徽州祁门县。不久，曾国藩劾去张芾，代以李元度。李元度其人，与曾国藩为知交，时人谓其“年少负文誉，喜言兵事，为文正所重”，实则好为大言，举动轻率，非大将之材，其所率平江勇为新募之兵，未经战阵，战斗力低下，曾国藩用他守徽州郡城（歙县），为一大失误。
李元度于八月十六日抵达郡城后，依曾国藩所嘱，大肆镇压张芾旧部索饷者，于李侍贤大军动向，几无所知。曾国藩虽用李元度，但并不放心，他与李约法五章，要李戒浮、戒过谦、戒滥、戒反复、戒私。他知道平江勇无战斗力，遂命李弃险守城，“绩溪之丛山关，如果确有把握，或可由贵军先分一二营守之。若无十分把握，则贵军专保郡城，总不宜分”。李元度遂弃险不守，龟缩郡城。
李侍贤侦知徽防混乱后，乘间急进。张芾旧部索饷不得，反惨遭镇压，激而生变，“皆投于贼，为贼向导”。八月十八日，李侍贤破丛山关，二十二日占领绩溪县城，二十四日直扑徽州郡城下，“督率其众，具梯絮攻城”。城内一片混乱，“衢巷之间，奔走号哭之声不绝”。“城兵亦不意贼至之速，又皆新募之勇，遇大股贼，志益恇怯，遂各开城门遁。”李元度仓皇逃命，一直逃到浙江开化。李侍贤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徽州郡城。二十八日，乘胜占领休宁县城，控制了大半个徽州。
曾国藩初闻徽州失守之讯，不得李元度确息，以为李已阵亡，伤心不已。九月初六，曾国藩上徽州失守折，竭力为李粉饰，说什么“李元度亲督各营，出城接仗。自辰至午，毙贼数百”，“率平江四营，人城固守”，“身卧城头，竭力堵御”。清廷接报后，为其忠勇动容：“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迅速查明具奏。”不料就在上折当晚，曾国藩接到李元度来函，得知李不但贪生怕死，而且逃到浙江，托庇于政敌王有龄，不禁大怒，当晚日记中谓“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此后一连几天日记内都有痛斥李元度的内容：“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与作梅围棋一局，鬯论次青在徽误事之情。日内，心中恼怒殊甚”。九月十六日，曾国藩上折参劾李元度，指出“徽州之陷，皖南道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辞”，奏请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曾国藩很清楚徽州人痛恨李元度，“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惩处李元度，也是为了给徽州人一个交代。
李侍贤攻克徽州后，占领郡城长达10个月之久，成为他的重要根据地。咸丰十年十月之后，除李侍贤外，太平军主力李秀成、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诸部按二次西征计划，纷纷向皖南进发。从十年十月至十一年二月间，太平军与湘军在休宁、祁门、黟县间数度血战，双方动用兵力之多，战况之惨烈，在徽州历史上称得上空前绝后。对曾国藩来说，最危险的有两次：第一次为十年十一月，李秀成率大军出徽州赴江西，十一月十七日破羊栈岭天险，即曾国藩所谓“大股贼匪窜人羊栈岭，去祁门老营仅六十里，人心大震”，曾国藩为之“寸心忧灼，夜不成寐”。幸赖鲍超部于黟县庐村力挫李秀成，加之李秀成急欲赴江西，迅速绕道婺源入赣，曾国藩逃过一劫。第二次为十一年二月间，李侍贤、杨辅清、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诸部围攻祁门，李侍贤于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景德镇，切断了曾国藩与江西后方的联系。曾国藩以为“景镇为大营后路，被贼占据，则粮路立断，可虑之至”。在极度无奈之下，曾国藩一反在徽期间一向坚守不攻的既定方针，派兵进攻徽州郡城，“能克徽州，则祁、黟、休三县军民有米粮可通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亦不能保，是以忧灼特甚”。不料唐义训部于三月初五日被太平军劫营，全军惊溃。曾国藩反攻徽州落空，只能继续龟守祁门，几至坐以待毙。幸赖左宗棠于乐平击败李侍贤，收复景德镇，曾国藩再度躲过一劫。曾国荃从安庆前线多次来信，苦劝其兄不可留于危险之地，曾国藩于是留朱品隆、唐义训、张运兰诸部守徽州，三月二十六日拔营离祁门，四月一日抵达东流。
曾国藩驻徽的282天，是他一生最为艰苦的时期。当是时也，“环祁门无安土”，曾国藩忧惧丛生，“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月十三日家书，皆似遗嘱状，可谓驻徽十月，三作遗嘱矣。徽州民间传言，“曾文正在祁门，当事急时，悬利剑帐中，云败即自刭”。其事真伪难知，然其时情境窘迫可见。
虽然如此，从全局来看，曾国藩驻徽还是达到了重要的战略目的。此举成功化解了清廷要求他救援江浙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太平军大量主力，太平天国后期四大战将英、忠、辅、侍，除英王陈玉成在江北外，其余全都被吸引过来。在“南岸之兵少于北岸三分之一，而贼多一倍”的严峻形势下，湘军在徽虽屡吃败战，但终于坚持到了最后，有力地支撑了整个南岸战局，陈玉成在江北陷于孤立无援。这就更坚定了曾国藩围攻安庆的决心，在徽期间，他多次致信曾国荃，嘱其务必坚不撤围，“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驰，不可复围，故余力主不驰围之说。”至十一年八月一日，湘军在多次挫败陈玉成的救援之后，终于攻克了安庆，取得直捣金陵的建瓴之势。这一胜利，南岸湘军的支持亦是关键。
曾国藩驻徽完成了重要的战略任务，但他在徽期间作为多有不惬徽州人心之处，饱尝兵凶战危之苦的徽州民间，逐渐形成了“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
四、“切齿湖湘”的徽州民间舆论的形成
徽州民间，尤其是士绅阶层，对曾国藩曾经抱有极高的期望。早在咸丰四年，曾国藩誓师出征，《讨粤匪檄》沿江传播，黟县人黄德华大喜过望，慨然赋诗曰：“好音传至喜心生，百万军声振楚荆。为国御灾今保障，毁家纾难古公卿。沿江莫虑邻为壑，捣穴能教海扫鲸。指日晋公亲破蔡，旋师郡邑遍郊迎。”诗未见佳，其期盼之情，殷殷可见。曾国藩驻徽之初，士绅普遍热烈欢迎。他们认为区区张芾都能“守徽有成”，“几忘境外之贼踪”，曾国藩率湘军进驻之后，益发有恃无恐，“六邑人民以为中流砥柱，从此永庆安澜，咸登衽席”。不料李元度旬日间失徽州，此后连场大战，无日无休，徽州遭受了空前未有的兵灾，对曾国藩抱有的极高期望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下，迅速转变为失望以至绝望，逐渐出现了“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徽州人对曾国藩的“切齿”之处，其大端约略如下：
1．曾国藩用人不当，战术多误。曾国藩误用李元度，已如前述。至于李元度弃险不守，实际上也是曾国藩的安排。徽州郡城失守后，徽州人将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在李元度身上，避居休宁的各县士绅发出檄文，痛斥李元度“刚愎自用”，“遽膺重寄”，“不能鼓励将士，而反撤徽防各军，致军心解散”，“以八千之众，一战而溃”，“数千百万之生灵，一时复遭荼毒”。骂的是李元度，其矛头所指实际上是曾国藩。曾国藩本人也清楚这一点，致张运兰函中嘱张吸取教训：“徽州皆不主守城而主守险，牢不可破，官绅之论然，庶民之论亦然，即兵勇亦然，即贼匪之见亦然。众论之所在，势之所在，亦即理之所在也。次青违众，故诸事大为失势。阁下向顺人心，此次尚希三思。”
2．曾国藩一意主守，无意早日恢复徽州，极为徽州人诟病。曾国藩的战略重心放在安庆，南守北攻，是他既定的方针。徽州郡城失守后，更一意主守祁门，坚不出击。咸丰十年十一月，避难于休宁的众绅士两度合词公禀曾国藩，“沥血陈情，号叩恩宪大人，俯念穷黎莫非赤子，早日发兵进剿”，情词极为哀切。曾国藩虽亦表示“本部堂悲愤交萦，无时或释”，但对出兵表示为难，“惟以现在兵力，仅敷分守，一经进剿，非立克休城，必有跋前疐后之虞”。景德镇失守后，曾国藩不得已反攻徽州，又遭大败，“徽人以文正无意于徽，克复益不可期，愈益失望”。 3．入徽湘军军纪不一，多有扰民之举。人徽湘军诸部，有的纪律较好，如张运兰部，“入驻郡城，严启闭，禁淫掠，贼余粮尚多，皆平价以售于民。徽人感焉”，其御军尤有纪律，故大乱之后，兵民极其相安。至今徽人言及老湘营张家之军，皆谓不愧名将，前后驻郡城者，未能逮也”。唐训方部“亦与民相得”。但也有军纪甚差者，如鲍超所率霆字营，为强悍之师，但军纪极差，王闿运作《湘军志》亦不讳言“其军在湘军为无纪律”。加以湘军在徽屡尝败绩，溃败游勇四散劫掠，所在皆有。平江勇溃败后“沿途劫掠”；峰字营“在黟日日下乡掳掠”；良字营“至万安街掳掠，后放火烧去房屋数十间，挑物回休城”；强中营“城中掳掠”。此类记载不胜枚举，物议沸腾可想而知。
应该说曾国藩对军民关系还是很重视的，自谓“吾自三年初招勇之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亦曾嘱咐其弟“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观其所作《爱民歌》，亦不能完全视为虚伪。但总的来说，“行不到”的时候甚多。曾国藩在徽虽未“纵兵大掠”，湘军亦不曾如在安庆和天京那样有屠城之举，但扰民之举确实存在。
徽州人既然怨恨曾国藩，自然愈加思念张芾，“呜呼，公一去而吾徽遭此未有之奇祸，宜民之念公不忘也”。民间出现了“张长李短送终汤”之谚，“终”者，“曾”之谐音也。“吾徽故老相传，尚有‘瘟骨灰’之谚，盖‘曾国藩’之谐声也，足见当时民心怨恨之深。此即胡文忠书中所谓‘士女怨望，发为歌谣’之实例也。”曾国藩本人对此心知肚明，“现不能克徽，徽人甚颂张而怨我”，他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极表歉疚：“徽州数年来，幸得安谧。国藩新接防务，李次青观察莅任八日，遽遭此变，使珂乡罹此浩劫，鄙人办理不善，且愧且愤。”然则“送终汤”、“瘟骨灰”之谚已成，“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就此一直流传开来。清季的革命党人陈去病在微州一接触到此种舆论，很自然地就做出了曾国藩“纵兵大掠”以致“全郡窖藏一空”的结论了。
五、余论：关于徽州咸同兵燹之责任归属
咸同之际的兵燹，对徽州是致命一击，在战争中，“人口损十之七八，庐舍损十之六七。其时焚掠屠戮之惨，殆不下于明末之蜀、清初之嘉定扬州也。至今创夷未复，父老言及，犹流涕吞声”。咸丰十一年五月，太平军撤离徽州郡城，湘军进驻，难民返乡。“贼未退以前，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贼既退，米价每斗至二干钱，肉每斤五六百钱，日不能具一食。绩溪近泾太之乡村，有至于食人者。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大乱之后，复遭大疫，同治元年夏秋之季，江南遍发瘟疫，据曾国藩奏报，“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驻徽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诸军十病六七，张运兰之弟张运桂病死。民间疫情自然更重，“庚申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疾疫属于天灾，无可如何，兵燹实为人祸，其谁致之？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回答。
综合各类史料，似可作如下判断：徽州咸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分阶段而言，前期（咸丰四年至六年间）清军负有主要责任；后期（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间）太平军破坏得更多，在曾国藩驻徽期间，太平军的破坏作用超过了湘军。
太平军初起时，军纪极严，天京建政之后，严令禁止扰民，李秀成回忆当时“何官何兵，无令敢人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人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人]民家门口，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咸丰四年二月太平军初入徽州，军纪相当好，徽州人当时获得的印象是“以前之贼，假仁假义，不杀百姓，不烧民房，不打掳，只杀官兵劫库而已”。五年二月，太平军破徽州郡城，“人城即严启闭，禁其党四出掳掠”，“乡人皆谓贼不甚扰民”。
与太平军的严明军纪相比，人徽清军军纪败坏严重。尤其是浙江来的台勇，臭名昭著，给徽州人留下极坏印象：“台勇川兵，到处为民害，明抢暗偷，狠比长毛倍。”即何桂清亦在密信中自承，台勇“贼来先跑，贼去即抢，已成习惯”，以至于“到处百姓皆要杀，到处军营皆不要，恶贯满盈，神人共愤”。客军如此，徽州土军又如何呢？由于“徽人志气不齐，又不习战斗，无帅之者”。在无人可用之下，官府找到了尚在狱中的开花会赌徒头目吴定洲，“吴定洲者，绩溪人”，“有勇力，躯干甚伟”，“道光季年，与其徒为花会之戏，有众数千，府公率兵役亲往擒之，置于狱，而遣其众”。“府公即破械出之狱中，延为上宾。定洲亦感激用命，其党皆闻风就募。”徽州防军既以赌头为帅，以赌徒充军，其纪律可想而知，“花会遂复炽而不能禁”，“公费取于花会，不足，则胁取富人之财”。
由于清军军纪败坏，而太平军不扰民，故徽州人对太平军初时并不排斥，“六年九月七里亭之战，村人皆隔岸观战，妇女亦有聚观者”。
咸丰六年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精神信仰崩溃，人心解体，诸将帅开始各自为政，视其防区为“份地”，威福自专，纲纪倾颓。李秀成说“惹我天朝之心变，刘、古、赖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杨辅清、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诸将咸丰十年后都曾入徽州作战，其破坏作用超过湘军。至今徽州关于“长毛”的恐怖故事甚多，大体都是关于这一时期的。随手摘列数条如下：
以后之贼无信无义，放火、杀人、打掳三者当先。
如鹊得深巢，如蚁赴荒垤，虏掠尽家有，不复遗余粒。逢人便摉囊，勒索金银亟，或以刀背敲，或以长绳絷。嗟哉彼何辜，惊魂时战慄。
盖自去年八月郡城失守，贼踞郡几十阅月而始退，深山穷谷之中几于无处不被其扰。其焚掠之惨，胁迫之苦，较他郡为尤烈。微人向之累于捐输者，今且为贼掳胁，火其居，拘其身，而索其财矣。向之惮于迁徙者，今且无地可迁，无物可载，壮者不能挈其家，老者不能顾其子。其始奔窜山岭，惟畏贼至；其后则寒饿困殆，求一饱而不可得，不复能奔窜，亦不知贼之可畏矣。
贼复蔓延四乡，大肆荼毒，无山不搜，无地不到，无暴不极，无毒不臻，掠人日以千计，破产何止万家！杀人则剖腹抽肠，行淫则威劫凶迫。村村打馆，丝粟无存，处处焚烧，室庐安在？死亡枕藉，骨肉抛残。
曾国藩谓兵燹中的徽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同治三年十二月，他上奏称“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经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要求将徽州各县钱粮、糟米，咸丰九年以前一律免除，九年以后依损害程度进行豁免，其中绩溪豁免6年，歙县、黟县豁免5年，祁门、休宁豁免4年，婺源豁免3年。其后，曾国藩并命安徽省大吏，“给民种籽牛谷，以开垦而行剔征之法”。对徽州劫难后的恢复，曾国藩也算尽了心力。至于“纵兵大掠”、“窖藏一空”云云，已辨之于上，不复啧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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