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于1853年奉命办团练后，一方面招募乡民，编练湘军；另一方面物色才俊建立幕府。随着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劲旅地位的确立和曾国藩个人地位的不断上升，其幕府规模越来越大，其职能不再像以往幕府那样，仅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理，而是逐渐扩展到了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等相关事务的解决。它直接为战争服务，与地方政权相结合，成为曾国藩统兵作战的参谋和后勤部，给晚清政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演变过程

曾国藩幕府从1853年开幕，到1872年他本人病逝两江督署，前后20年，经历了四个时期。

1．1852年（咸丰二年）12月出办团练至1857年2月曾国藩弃军奔丧，是其幕府的初创期。1852年年底开始，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但在这一时期，因事事草创，兵微将寡，初战不利，一败岳州，再败靖港，曾国藩本人投水寻死，因而处境极为困难。特别是1857年，曾国藩原打算借弃军治丧之机向清政府索要督抚大权，结果弄巧成拙，反而丢了军权，弄得有苦难言。因此，在这个时期，入幕人数不多，人员和机构集中的只有两年：一是1853年，有26人。这年，曾国藩苦练湘勇，并筹建湘军水师，独自筹办粮饷，因而幕府人员较多，后来成为湘军著名将领的杨载福、彭玉麟、鲍超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曾国藩幕府的。这年创办的机构有在长沙成立的审案局、善后局、枪炮局、衡州军装局、冰路粮台、船厂及湘潭船厂分厂。二是1854年，有43人。这年，湘军在湘潭之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并相继占领岳州、武汉，清政府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这年的幕府机构有衡州捐局、岳州行营粮台、长沙行营粮台、后路粮台、采编所、湖北行营粮台、汉口转运局等。但随即因客军虚悬，无权无位，粮饷难筹，曾国藩既无太多的事可做，也无太多的钱养士，因此所设的办事机构较少。

1855年的办事机构还有新堤船厂、樟树镇督销总局、浙江盐饷督运局。1856年（咸丰六年）有南昌后路粮台、瑞州营务处。而1857年只有彭玉麟负责的水次粮台了。

  2．1858年6月再出领军至1864年（同治三年）攻破金陵，曾国藩力量迅速壮大，其幕府达到鼎盛期。1858年，曾国藩再次出山，重新登上镇压太平天国的政治舞台，无论其个人处世态度还是人事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变。就前者来讲，变得更加谨慎、圆滑、世故；就后者而言，曾国藩复出，两湖、江西大吏，尤其是胡林翼决心助其一臂之力，曾国藩终于柳暗花明，前来赞襄入幕者络绎不绝，当年入幕人数达44人。尤其是1860年7月，曾国藩受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改变，幕府吸引力越来越大，加以练兵骤增，用兵、筹饷、恢复地方政权和文化事业的需要，使机构越来越多，当年入幕人数为58人，是20年中入幕人数最多的一年。1861年攻克安庆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成了强驽之末，而曾国藩及其湘军则越战越勇，完全掌握了军事主动权，清政府对曾国藩也不再猜忌牵掣，转而全力支持他，赏给太子少保衔，经辖四省军务。曾国藩有权、有位、有地盘、有官衔，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在统治阶级中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年，曾国藩幕僚李续宜授湖北巡抚，彭玉麟授安徽巡抚（因彭坚辞不受，改以兵部侍郎候补），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充任曾国藩幕僚，一时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因而这一时期人员最多，曾国藩幕府中一些重要人物如李鸿章、李榕、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数学家李善兰、科学家徐寿和华蘅芳、留美学者容闳都是这个时期入幕的。期间，设置的幕府机构有江西牙厘总局、采访忠义局、长沙东征筹饷局等共70多个。

3．1865年5月曾国藩赴山东剿捻至1866年12月被撤去“剿捻”统帅之职，是其幕府的衰微期。湘军攻破金陵，曾国藩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在官场中混了几十年的曾国藩，知道功名太盛、权势过大，特别是拥有统率12万湘军的大权，必然会遭到清廷的疑忌。于是，毅然决定把这支军队大量裁撤，战争期间设置的一些机构，有的精简裁并，有的移交所在省份地方官员，遂使幕府萎缩。特别是两年剿捻，了无建树，清政府十分不满，走马换帅，新入幕人员也随之减少。1866年，新入幕的幕僚仅3人。这一时期保留的机构只有襄阳粮台、陕州粮台、金陵报销局、上海机器制造厂等共16个。

4．1867年5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至1872年2月病逝督署，是其幕府的终结期。这一时期，对于曾国藩有两件大事，一是同治八年调任直隶总督，受到慈禧四次接见，参加两次国宴，享受了莫大的“尊荣”。这一年，加入幕府的人数达23人，为当时几年中之最。二是因处理天津教案一事，外惭内疚而回任两江总督，最终怀着凄凉的心情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曾国藩幕府也就到此终结。

二、主要特色

中国幕府制度，上起春秋，下讫清末，历时二千六百多年，历代幕主不可胜数，与曾国藩同时代者如林则徐、胡林翼、僧格林沁、李鸿章等，都拥有自己的一班幕僚、宾师。然而，无论就其规模、能量，还是职能、主僚关系而言，曾国藩幕府均具有其独特性。

1．规模宏大。一般幕府的规模较小，少的几人、十几人，多的几十人，但曾国藩幕府却有数百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号称“神州第一幕府”。作为地主阶级经世派中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因此，他从走上与太平天国两军对垒的道路开始，就设立幕府，广泛征士，将发现和造就人才作为着力点。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搜罗，两湖人士纷纷投幕，“一时思自效者，无不投趋辕门”，出现了“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的景观。1863年，容闳在安庆目睹了当时曾幕的盛况，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中追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对曾国藩幕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东安教授在《曾国藩幕府研究》的专著中，认为曾国藩幕僚总数有421人；惠州大学成晓军教授统计出曾幕幕僚超过400人，重要幕僚100人以上；台湾学者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的专著中指出，曾幕幕僚总数为497人。

2．幕僚的薪水来源不同。传统幕僚的薪水是幕主从其官俸中开支的，曾幕因其规模大，人员多，活动频繁，巨额的薪金不是作为幕主的曾国藩所能负担的。于是，曾国藩根据幕僚工作岗位职责的不同，分别在军饷、粮台、厘金及其他军饷中开支，因而，幕主将幕府的大部分负担转移至国家头上，而幕府的所作所为也主要是为国家谋富强。这样，本来只属幕主私人的幕府也因之政府化。

3．学术气息浓厚。早在青年时代曾国藩即以道德文章名满京师，赢得了士人们的敬重。当他组建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取得赫赫战功后，更是受到士人们的崇拜。于是，曾幕中荟萃了不少宿学名儒。据有关资料统计，曾国藩幕府近500位幕僚中，出身进士的74人，举人73人，贡监生员154人，共计301人，占其总数的60％。幕府中，近70位幕僚有著述。因为幕府文人多，湘军将领也多为知识分子。湘军帮办、营官以上将领182人，书生出身的104人，占58.1％；高级将领出身书生的更多，32人（即曾国藩以及3个统帅、14个统领、14个重要幕僚）中有27人是书生出身，占84.4％。曾国藩经常与其幕僚问学论道，和诗酬文，幕府中还设立了专门校刊书籍的书局和培养英才的书院，幕府学术气息浓厚，文事活动频繁。

4．幕府中宾主关系并不完全平等。传统的幕宾与幕主以“宾师”相处，幕府中主宾关系是平等的，只有私人情谊，并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曾国藩幕僚在大营和湘军中担任了某种角色和职务，具有了一定的官阶，而且经常有的升迁有的降职，这就造成了宾师、主僚之间的实际不平等，由朋友关系变成了主从关系。一方面，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曾国藩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同时，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另投新主。冯卓怀和李元度是两个最为典型的事例。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困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拂袖而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掉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三不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曾国藩第一次参劾李元度，是因为李失守徽州，曾国藩很有挥泪斩马谡之意，并无私恨。不料李元度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很快开复一切处分，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感到不能忍耐，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曾国藩在与友人通信谈到同李元度的关系时，曾引春秋时豫让故事，称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说明此次参劾全出私恨，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可见，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

三、幕府影响

曾国藩幕僚虽然出身各异，阅历不同，但都博学多识，而且许多人还一身二任，既是幕僚又是将官，因而，无论对曾国藩个人的事业，还是对晚清政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维系了清王朝的统治。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但它却并没有导致清王朝的灭亡，相反，清王朝还残存了半个世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国藩及其幕僚起了重要作用。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兴办军工科技等等，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湘军不同于绿营兵和八旗兵，它是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军队。这种向心力来自于它的将领对曾国藩的忠心。这些集幕宾、将官二任于一身者，分置于湘军各部门，或充统治营官，或主持营务粮台，曾国藩用他们如臂使指，每项决策，每一个命令都能得到迅速、正确的执行。同时，因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都是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研求经世之学，主张革除弊政，重振纲纪，具有安邦治国的政治理想，这就使得湘军成为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战后，他们不仅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积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重新建立清王朝正常的统治秩序，而且自觉引进西方科技，兴办军工企业，发起洋务运动，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垂而不死，又恢复了些许生机。

有一批幕僚，虽然不曾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肉搏之战，但他们为曾国藩筹粮措饷、制枪备械、出谋划策，他们所起的作用显然不亚于那些率兵冲锋陷阵者。如湘军初起，移驻衡州后，一方面募勇造船需饷日增，一方面因与湖南司道关系弄僵而无法再向藩库领饷，被迫无奈，只得另起炉灶，请旨在湖南、江西等地劝捐筹饷。在江西，曾国藩任用在籍侍郎黄赞汤主持劝捐，在1855年一年之内，就筹款80多万两。至于湖南东征筹饷局，自1860年设立至1865年裁撤止，共解给湘军款饷银200多万两。自1860年至1864年，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曾国藩因此而对它感激涕零，认为它“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迥非寻常粮台、厘局所可相提并论。”至于参与戎幕策划者，以汪士铎为典型。在曾国藩攻陷安庆节制四省，兵锋直指太天平国首都金陵时，汪士铎献策，先肃清金陵城外各地，移军牵制苏、常，断其外援，再攻金陵。后来曾国藩在奏请攻取金陵计划说：“与其急进金陵，师劳无功而后退，何如先请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实际上就是采用了汪士铎的谋略。

2．幕府中的新型知识分子推动曾国藩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倡导者和最早的实践者。曾国藩引发了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洋务运动，对于他本人而言，主要有四件大事：一是倡导制器；二是组织译书；三是选派学生留洋；四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洋务思想。而这四件大事都是在幕僚的推动佐理下实现的。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都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制器实践始于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它出自徐寿华蘅芳的建议，并由他们负责设计和施工。这个军工厂一开始虽然仍是一个手工业作坊，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难怪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江南制造局。这一工厂的设立者是李鸿章，但大规模地将西方的机器设备引进该厂则是在曾国藩手上完成的。它出于幕僚的计议，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并于1863年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最后由李鸿章总其大成。此外，徐寿、华蘅芳等人参加了机器安装工作，该局的大政方针由曾国藩、李鸿章商定，具体管理工作则先后由曾氏幕僚丁日昌、冯光、李兴锐负责。江南机器制造局还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提出的建议，与李鸿章一起积极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但仍然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家，詹天佑、唐绍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导致了满汉权力格局的再调整。清王朝满族入主中原，由于牢固控制政权、维护其自身统治的需要，历来注意以旗人官员尤其是满洲旗人官员执掌中央和地方大权。不仅军机处、六部等中央机构里面满族人占多数，就是在省级政权中，满族人也构成了统治的主体。但自湘军集团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860年8月，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总领军务之职，次年11月受命统辖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悉归节制。曾国藩拥有了一方大权后，为解决湘军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缺粮少饷的问题，设局捐输，遍立厘卡，就地筹饷，甚至大开保奏，自行奏请任命地方级官吏，以笼络人心。这样，使得原属中央的军权、财权、用人权落入他们手中，特别是曾国藩将他认为“才堪任用”的幕僚荐任到巡抚、提镇、按察布政的位置上，使得满汉势力的起落消长发生了根本变化。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级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如果不是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1858年末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并因此而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