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集儒徒、卖国贼、刽子手三位于一体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蒋分石都把他奉为师祖,顶礼膜拜。叛徒卖国贼林彪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嫡传弟子”,其反动思想体系和曾国藩也是一脉相承的。把曾国藩这个儒徒拿出来示众,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看清林彪尊孔卖国的真面目。
儒门理学的卫道士
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首先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对孔家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大扫荡。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政治思想危机。
为了维护清王朝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曾国藩跳将出来,扛出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破旗,招摇撞骗,充当卫道小丑,大开历史倒车,反革命意志极为坚定。他承袭祖宗“有名孟学者”的传统家风,“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以克己复礼至诚不息为自课之方”,吹捧孔老二是“圣之盛矣”,把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当成救命稻草, “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毛主席《反对党八股》)。他狂热鼓吹:“自六经之奥,百氏杂家有用之言,无不究索其终,折衷于五子”,“朱子集传,一扫旧障”。他深研程朱理学,每天温读抄写,满脑子都是孔孟程朱的秕穅。他诫子要“慎修礼书纲目”,要“熟读精考”四书五经,要成为“明理之君子”。由于尊孔读经特别卖力,曾国藩官至一品太傅,谥号文正公。反动统治阶级给他戴上了“孔孟之亚”、“富于中国传统之儒门理学家”等桂冠。
曾国藩为要对农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进行大“围剿”,纠集了一帮孔孟之徒,“穷极程朱性道之蕴”,把程朱理学的核心,即忠孝伦理和纲常名教,大肆渲染,大如发挥,死心蹋地地为其主子和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效劳。
当时,农民起义军把清王朝视为“富儿当权”的反动政府,把地主反动派总头目清朝皇帝说成:“妖魔头”,“阎罗妖”,使之威风扫地。曾国藩气急败坏,提出对皇帝要“剖心肝以奉至尊”的反动口号。他鼓噪说:“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对皇帝、封建制皮讲“诚”,就是讲“道”,讲“理”。为了向反动地主武装灌输反动的“忠君”思想,他竭力宣扬“移孝作忠”,胡说什么有了“至诚之心”不仅能为“圣道”、 “伦常”出钱出力,还可为之卖命、死战。
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势如暴风骤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对这四条绳索的一次大扫荡。对太平天国起义英雄们砸孔庙、毁木主、焚经书、删儒典、反理学的革命行动和提倡男女平等、经济平等等革命实践,曾国藩大骂为不守“伦常义理”,大肆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力竭声嘶地号召反革命的“抱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胡说什么: “五常之性”是“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的法宝, “三纲之道”是“天柱”,是“地维”,谁敢违抗就是“反天之道”。他还炮制了“神道治幽”, “王道治明”的谬论,把“天”、 “神”统称为“理”,用天命神权等唯心论来愚弄人民,庇护封建四权。
在太平天国“革故鼎新”的革命口号卞:“经史文章尽日烧”,搅乱了曾国藩“世守礼义”的酣梦,破坏了他的“礼”是“经纬万汇,纲维万端”的教条。他抱着“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动员了整个反动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显出了狰狞的面貌。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从孔丘的“克己复礼”到曾国藩的“世守礼义”,都是反动派妄图阻挡历史前进、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政治纲领。林彪如同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在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今天,也把“克己复礼”作为他的政治纲领,用“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纪律约束其死党,对付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人民,破坏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的小王朝,复辟资本主义,他的罪恶行径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以“理”杀人的刽子手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迅速胜利发展的时候,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跳出来顽抗。一八五三年,他借母丧居家的机会,在湖南办了“团练”,后又扩大为“湘军”,亲自统领,在农民起义军的血泊中发“家”。随着残酷镇压人民革命的愈演愈烈,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他始终都把“隆礼” (复礼)作为挽救反动统治的手段,把“存天理”作为进行血腥屠杀的反动理论根据,把“去人欲”作为他残酪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借口。
曾国藩宣扬“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的反动伦理,唠叼什么“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到处兜售“在人为性”的程朱黑货,把“仁敬孝慈”说成是天理所固有的人性。为了欺骗人民,笼络人心,他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标榜自己是“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剥下曾国藩的羊皮,剩下的就是豺狼的本相。他三令五申,对所谓“犯上作乱”的人要“认真缉拿”,“严刑审讯”,“正法枭示”,“不必拘守常例”;并且把自己的弟子也推到了屠杀人民的第一线。对人民实行“斯民如鱼耳”的高压政策,这就是曾国藩的“存天理”。镇压农民起义,他更是出生入死,特别卖力。从创办湘勇、亲加教练、调兵遣将、 日夜督战,到转战湖广、江西、江淮,鲁豫,不知杀害了多少农民起义者和无辜百姓。打着“存天理”的旗帜,干着灭绝人性的勾当,是他的拿手好戏。正如他在家书中所供认的: “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 “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断无以多杀为悔”。这不仅暴露了他“存天理”的虚伪本质,也说明了一切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是从來不会手软的,是从来不讲什么“天理”“恕道”的,是穷凶极恶的。
面对太平军“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壮丽局面,曾国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认为这是万恶的“人欲”,必须“迅速剿办”,他怂恿部下肆意抢劫烧杀,指使湘军在捉到太平军时要“全数斩决”、 “一律剜目凌迟”,并令湘军割太平军人肉生吞。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太平天国京城南京被攻陷后,曾国藩纵兵大杀三日,搞烧光杀绝政策,使南京尸横街巷、 “秦淮河尸首如麻”, “三日夜火光不绝”。据他自供就杀死了十多万人。他对洪秀全的尸体也不放过,命令挖出其尸, “戮尸,举烈火而焚之”。由此可见, 曾国藩的“去人欲”,是专门对付农民起义军和老百姓的,而对他手下的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则让其兽性发作,疯狂扑灭农民革命。有了反动派的“人欲”,就没有劳动人民生存的权力。据估计,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被反动派屠杀的人民约有二千五百万。
曾国藩的“去人欲,存天理”,就是叫人民无条件地服从代表“天理”的清王朝统治,服服贴贴,不要有丁点的欲望和要求,甘心受宰割,俯首当奴隶。这就不难看出,他对起义人民进行的空前大镇压,就是将“隆礼”的反动纲领付诸实施的反革命行动。林彪步曾国藩的后尘,也是一个用“仁义”来粉饰他挥动反革命屠刀的刽子手。他对人民实行反革命的两面策略,用“韬晦”之计、“忍耐”功夫、“以屈求伸”的方法作为遮羞布来掩盖与人民为敌的面目。他当面高喊“紧跟”、“高举”、“忠于”,背后却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让千百万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把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上台,开历史的倒车。林彪和曾国藩真可说是孪生兄弟,一丘之貉!
“忠信笃敬”的洋奴才
鸦片战争后,面对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的力量,极端腐朽虚弱的清王朝已经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其反动统治,必然要乞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向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尊孔与卖国成了中国近代反动派须臾不离的东西。
因此,太平天国在“不与清妖两立”的激战中,也喊出了不能“引鬼入邦”的豪言壮语,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但是,民族败类曾国藩,在“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信条指导下,把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结合起来,媚外、降外、联外,以镇压人民革命。孔丘的“忠信笃敬”论就是他推行卖国投降路线的“经典”。
怎样把尊孔和崇洋勾通呢?曾国藩说:“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他的所谓经世济用的“经济之学”,就是“通经致用”,通晓载着孔孟圣道的四书五经,致封建买办“借洋兵剿贼”之用和出卖主权之用。农民起义烈火熊熊,清朝反动统治危如累卵,他除了高喊乞求洋大人是“第一要务”外,并向其主子献策说:“目下形势,舍借助洋兵,实别无良策”。帝国主义强盗占天津、攻北京,烧园明园,他无动于衷,反而建议主子要“礼让”,要实行“安抚”之法,对侵略者要按“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行事,还无耻宣称:“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还说什么“洋人之患,此天所为”。把出卖民族利益当作天经地义,从孔孟之道中引出对洋主子忠顺厚道的卖国主义理论,为其主子“善全和局”的卖国反动路线辩护。正如列宁所说:“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 是家庭里的模范, 是优秀的公民, 但他必然要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标志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供应仆人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的主要特性就是虚伪和胆小。”(《论才气》)曾国藩就是标准的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奴才。
南京条约订立时,曾国藩曾为清王朝的投降卖国行径拍手叫好,说这是“以大事小”的“乐天之道”,是“上策”。一八六○年冬,老沙皇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并表示愿意派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以谋 戈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曾国藩又表示“该夷与我素无嫌怨”。把侵略说成是友谊,这就是曾国藩的帝国主义的“忠信笃敬”。
帝国主义派洋枪队攻打太平军,他感激涕零,表示要永远不忘“洋大人”的恩典,一再声称“洋人……助我攻剿发匪”是“有德于我”;帝国主义在中国办“育婴堂”,杀害中国儿童,进行文化侵略,曾国藩却吹捧为“善举”;造轮船要与“外国公使议定”,行船要用外国人作“船主”,把出卖国家主权说成是“永收其利”的事。这些就是曾国藩最彻底的“忠信笃敬”论!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指示其同党,对洋人要“谦卑逊顺”,就是“洋兵掠杀老百姓”,也要“相敬相让”。真是一副没遮拦的“黄脸干儿”、卖国求荣的奴才相!
以尊孔作护符,以崇洋作靠山,投降有理,媚外光荣,这就是理学加买办、一身而二任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原形。
从曾国藩这个形象,我们看到了一切孔孟之徒的影子。叛徒、卖国贼林彪把孟轲“师大国”的信条,抄在纸上,贴在墙上,日夜念诵。他鼓吹对帝国主义要实现“合理”的中庸之道,攻击我们党反修斗争“做绝了”,以取得苏修的欢心,好换取“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地位,做超级奴才。曾国藩和林彪,一个以“忠信笃敬”崇洋媚外,一个以“师大国”投降卖国,真是无独有偶,活现出两个孔门信徒的脑袋,一副卖国贼的可憎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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