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克强先生（1874—1916）英年早逝，“中驾先摧”，“二次革命”后，可说是他的“晚年”了。晚节如何？且看铁血写下的历史事实。
一、“二次革命”失败后，期于振刷，计划多端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的领袖及重要骨干先后流亡到了日本。如何引导全体党人看待失败，计虑未来，这就成了检验革命领袖胸襟气度是否恢宏、未来意志是否理智、胆识政见是否卓越的试金石。
尽管二次革命失败，有当时人于不可克服的诸多因素，但黄兴不辩解，不诿过：“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严于律己，一再检讨自己的过失，主动“进见中山先生”，虚心接受他的批评、“温温自克，不一校也”。与此同时，他“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筹谋善后办法”。当大批革命党人流亡到日本生活艰难时，他托日本友人“将家藏珍品出售济贫”；在东京创办“浩然庐”，作研究军事场所，曾任军职之党人均在肄业，他为这所军事学校亲题匾额二块曰：“汉贼不两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悬于醒目之处，用以对付提醒学员，激励他们奋斗不息；又创办政法学校，培训政法干部，“亡命党人到校听课的有两百多人”；又创办明明编译社及《民国》杂志，“只为收拾人心之举”；……流亡党人开始稳定下来，着于筹谋未来。党人反对黄兴好意劝导，并向孙坦诚陈述了实事求是整顿党务意见。无奈，“暮鼓晨钟不断敲，婆心苦口总徒劳”，孙中山没有采纳，还要黄“静养两年”，黄兴，本着平居自励之语：“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默默忍气悄声出走美国，行前还特意盛情宴请孙中山与之话别。
不无遗憾的是，黄兴提出的切合当时实际、符合党心、民心、较为完善的战略策略思想——“外察国势，内顾党情”，也未能一一付之实践，本可形成的革命新格局顿成泡影。
二、出走美国，宣传反袁不遗余力
本着“便于孙先生发展他的抱负”，黄兴于1914年6月30日离日赴美，可内心痛苦是无法言说的，有其《太平洋舟中诗》为征：
“口吞三峡水， 足蹈万方云。
茫茫天地阔， 何处著我身？”
抵美后，他理智战胜了情感，不但没有丝毫“静养”之意，而且立即投入反袁斗争之中。他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每到一地，便召集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或撰著文章，进行反袁宣传，其目的在于“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去袁氏不可”。他列举袁氏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指斥袁“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他对国民党寄托殷殷，认为是“国脉所系”，要求党人“蓄远势毋妞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从“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先生无所冲突，且有事吋得与以助力，实力正大稳健之至”。“他并嘱华侨同胞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寄东京交孙先生支配，声明他自己这次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谈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因为他惟恐因此使侨胞热爱祖国的情绪受到影响。”其时，袁氏政府正派代表与美国银行商洽借款，黄闻讯即赴纽约与华盛顿，会见报界，运动议员，“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在黄兴等的努力奔走游说下，终于促使美国总统下令财政部停止了与袁氏政府代表商谈借款事，沉重地打击了袁氏政府；一再致函日本政府，遣责其亲袁政策，组织人编印反袁宣传品散发；1915年春，开始组织、敦促党人回国谋求党内团结，参加反袁斗争；10月致函党人，预言“袁氏作帝必矣”。
黄兴在美的反袁宣传，鼓起了革命党人斗志，使华侨明白了国内政局真相，赢得了他们对革命的衷心支持，在美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争取了美国朝野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与同情。
三、反袁时机成熟，“极力疏通”反袁护国
1915年9月，黄兴接到蔡锷拟赴西南发难的密信，长达17页，陈述国内局势甚详，经过仔细研究分析，黄认为“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面计划在美筹款讨袁，作经济上的支援”，一面命其长子一欧“立即动身回日本，以便与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交信两封，“一致孙先生，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张继自法国来美，当即命随员石陶钧偕行返国，参加倒袁工作。
其时，国內讨袁事急，在在需款，黄兴“叠向各方面筹措，迄未有得，只得将仅少之旅费汇归”，附言：“一有所得，当即电汇”；对讨袁方略，作了精详、具体的指导：“发难须急”；“发难不必择地”；“广设暗杀机关，造起种种恐慌”；“冯某（指冯国璋）未尽可靠，当有先防之心”；“陆氏（指陆荣廷）一武夫，以部下激发之自易”；“外交绝不必先有所顾虑，以起与不起，利害均相对，惟须尽力图之”。一再强调：“不论各党派政见为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在黄兴的谋划下，张孝准、石陶钧未辱使命，经周密安排，终于让蔡锷顺利逃脱袁世凯的监控，秘密抵达日本，然后绕道前往云南，黄还多次函、电在南洋筹款的李烈钧，促其回国起兵，这时也已密抵昆明，与唐继尧紧张谋划。袁氏称帝后，黄立即致电美国驻华公使与北京外交团，庄重宣称：“吾国民断不能坐视袁氏任意复行帝制”，“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驱逐国贼”；并分电上海、北京西报，各国政府、议会及实业家，“表示人民反对帝剖到底之意”，致书国内友人，备述平生誓愿与讨袁措施，对“内地将军等，视其尚可与言者，亦致书劝诱”；致书社会名流张寒、汤寿潜等，指出“所以衰恳于诸先生等之前者，亦不外世乱思君子之意”，“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希望他们不要“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致函陆荣廷，希望他“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12月25日，唐继尧致电黄兴对其“伟划，至为钦佩”，向其表示“国人景仰高山，已非一日，尚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共和前途，实利赖之。”并告已于当日“宣布讨逆，勉力前驱”，护国反袁枪声打响。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振奋不已的局面，乃黄兴在美遥控，”极力的疏通”结果，他“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当国人纷纷函电恳盼他回国主持一切时，他真诚告曰“不急急求归者”，乃“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且由于“发难前，将所有旅费并罗贷他款（不偿还不能动身）以汇归也”，“目前经济奇绌，不能成行”。
云南起义后，黄兴虽没有及时返国，但除在美加紧反袁宣传、对外交涉、筹款外，对国内局势也十分关注，多所指导。他命谭人凤、周震麟等“赴南洋筹饷”；嘱张孝准在东京与日本朝野广泛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要在天津的刘揆一去主动联合居正等“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此时蔡“以己之任重力弱”，“电促公归”，黄兴想，规划蔡锷去云南起义的是他，现在蔡锷要求他回国，岂能拒绝，于是决定起程返国。过檀香山时，他向报界表示，“讨袁军事斗争应继续进行下去，直到袁垮台为止；同时，他否认同孙中山有任何裂痕”。横渡太平洋时，天地为之一阔，即兴赋诗二首。
一首亦喜亦骄：
太平洋上一孤舟， 饱载民权与自由。
愧我旅中无长物， 好风吹送返神州。
一首焦灼惶感：
不尽苍茫感， 舟行东海东。
干戈满天地， 何处托吾躬？
充分表达了黄兴当时十分矛盾的心境。抵日后，即通电全国各界言志：“虽驽蹇无能，而报国之志犹昔，愿随国人后竭诚罄力，扶翼共和，勉尽义务，不居权位”。
黄兴避居美国二年，无日不以忧国忧民为念，为反袁革命日以继夜操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护国运动的筹划到顺利推进，更是与他的令名分不开的。
四、推动护国运动纵深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1916年5月初，黄兴返抵日本，就近深入研究了护国运动发展的形势，用了16个字作了概括：“义军益振，贼势愈穷，中外改观，成败立判。”但“袁尚负固，全赖猛厉进行”。因此，他连续分别致电护国军各统领唐继尧、邓显世、蔡锷，广西都督陆荣廷、浙江都督吕公望，惠州粵军总司令陈炯明等，希望他们“贯彻主旨，速除元恶”；指导黄郛，争取海军起义；致函英伯恒，“甚愿浙为云南第二”；……与此同时，他已预见“大局解决，当在不远”。为未雨绸缪，他已在殚智毕精谋画一旦护国战争了结，共和大业如何再造了。早在月初之时，他已向国内党人透漏了他的主见：“依约法解决大局”。15日，致电在沪国会议员，正式提出“根据约法解决一切，早肯国基”的政治主张，这就在国人、党人面前，为未来规划了一个目的明确的政治兰图，也加添了反袁斗争的政治色彩，激励国人更多投入，加速了反袁斗争的步伐。
6月6日，袁世凯“自遭诛灭”，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要求其退位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临死前留下了按1914年所造约法办理政事的遗言，继袁而起的段祺瑞，决心继承他的衣钵，于6日下午3吋，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所谓“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这样，就与护国军、革命党人以及国人愿望相左，因为护国军早就宣称：“黎副总统继任乃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宪法会议所宣布之《人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事关信誓，自然反对所谓袁的遗命和段通电所称“代行”“职权”之说。按继任与代行职权大有区别：“继任”尚有二年任期，“代行”仅止三日。由此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旧约法之争。黄兴闻讯后，即于9日致电黎元洪等，全面提出“明令规复旧约法”，“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祸首，昭大信于天下”的要求。迟到13日，孙中山才以类似意见征询黄兴看法，本着素来抱定的“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态度，以及前不久向国人所作之表态：“勉尽义务，不居权位”，立即回电对孙的“主张”“无任感佩”，“尚望主持，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
由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段祺瑞被迫同意“约法复旧”，但又在恢复手续上大做文章，主张由各省推任本省旧国会议员3人，克期到京会议，“议决后据以发表”。这表明同意是假，因为护国独立省份这时仅存滇、黔、桂、浙、湘5省（粵、川、陕3省此时已取消独立），可以想象，这样的会议一旦开成，是绝对作不出“约法复旧”决议的。其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护国各方的拒绝。16日黄兴首起致电驻沪国会议员，抗议“段袭袁故智”，明确指出，“北京召集各省代表议约法，意在破坏旧约法及国会，请沪国人择安全地方早开国会，并速电请独立各省不派代表”。随即梁启超、孙中山也表述了相似见地，段祺瑞强词夺理，拒不实施，两厢纠葛，直到25日，原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人联名发表宣言，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后，僵持局而才被打破。段氏政府意识到，万一诉诸武力，得到海军支持的护国军，“纵可以驶至津沽闽粵，横可驶入长江”，“不数日间，即可主捣燕京”，倘链锁反应，义发生其他“独立”的话，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黔驴技穷，北京政府迫于无奈，于29日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说：“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力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并同时宣布定于本年8月1日续行召开国会。这是南方护国军及革命党人继袁世凯被逼取消帝制后、在维护共和制方面取得的又一胜利。至此，历时近一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结束。
五、扶谭延闿二次督湘，为革命党争得一块徐图发展的阵地
袁世凯死后，护国阵营各方虽尚能在新旧约法之争中保持一致，但其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是显而易见的，6月7日，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省似宜力予援助”。9日，蔡锷也通电全国说：“伏望内而中枢诸贤，外而已独立各省长官，蠲除成见，以福国利民为前提，以拥护中央为要义”。这表明以梁为首的进步党人，又回到以前的立场，转而又与北洋军阀妥协言和了。为此，梁一面推动冯国璋“力助”段祺瑞，以加强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的团结；一面为段涂脂抹粉，不止一次地向独立各省保证“段绝无野心”，称段“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现在数派人专以排彼为事，无非欲达个人权利目的”。
梁指的排段“数派人”，实际指以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以孙洪伊为首而又倾向黄、孙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的确，他们与以梁为首的进步党人对袁死后的国内政局及北京政府估计不一，因而，采取的方针也就有异。黄兴不满梁启超的拥段态度，当即于6月7日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说：“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7月回国后，指责梁一派妥协论调为“大谬”，“北京当局之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胡汉民、张继、章太炎、李烈钧等人，也纷纷发表谈话或宣言，指出，“今日尚在革命状态中”，“万不可主张软弱”，更“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主张护国军进驻北京，用以保护国会。原进步党党务副部长孙洪伊也主张“军事仍积极进行，必俟实行约法、国会、内阁完全成立始行停止”。所以，海军宣布独立时，在袁死以前曾一度盼望“海军归附”并“稍有间接交涉”的梁启超，生怕因此而激怒了段祺瑞，佯装“事先既未有闻，骤听不禁失色”，随即致电刘显世等人，叮咛“以军院行将解散”，“严拒”李鼎新加入抚军。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既有黄兴致电李鼎新表示祝贺于前，又有岑春煊宣布接受其为抚军于后，它反映了梁与他们之间矛盾的根深蒂固。
梁启超依持段祺瑞执掌全国局势，自己内心则有个“小九归”，企图控制、独步西南六省。这六省中，贵州是进步党人天下，广西仰承梁的鼻息，云南唐继尧虽别有野心，但进步党人任可澄仍有相当潜在势力，需倾力相谋的实际上只有湘、川、粵三省。梁的如意算盘戴戡督湘，蔡锷督川，两广由龙济光与陆荣廷对调。在他看来，“蔡、戴稳健，顾大局”，“龙部悍将，惟陆能驭。龙虽颟顸，在桂则必就范”。为此，他向黎、段提出“于我西南数省，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力图排挤国民党人。后者联合以孙洪伊为首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除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对立外，也与以梁为首的拥段进步党人展开了争夺，他们的目标是岑春煊督粵，谭延闿督湘。
黄兴是扶谭复出的组织者与推动者。
7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袁世凯生前所宠信的陈宦为湖南都督兼省长，“带两旅督湘”，未到任前，着陆荣廷暂时兼任（陆在护国战争期间，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率军入湘）。为抵制，黄兴与谭廷闿等取得了联系，展开了一系列紧张活动，给派回湘活动的湘军旧部、国民党军队将领曾继梧、程潜等指示机宜，密电他们“设法阻止”，考虑到“湘军力薄”，要求他们“一致主张”“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此外，湖南各界电请北京政府委派黄兴督湘，黄知急后，立即致电湘省议会及军政界，对自身进退作了申述：“弟德薄能鲜，承推举”，但“刻难回湘襄助”，但“对于湘事，自当竭力援助。安桑梓，保大局，不论在湘在外，责任则一”；赞赏他们：“苦心谋湘，屡经事变，卒赖维持，深为感佩”。指出：“大局甫定，宜防内讧”，“一致进行，湘事自可就理”。
北京政府在获悉陈宦督湘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后，于是又放出风来，有改派吴光新（历任北洋第三镇炮兵管带、陆军第二十师师长等职，时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驻岳阳）或戴戡（1915年冬，继蔡锷之后离京赴昆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率部入川）之议，并密令第七师及二十师各一部赴湘。黄兴收到情报后，立即密电曾继梧“预防”；又密电蔡锷，明白指出，戴戡督湘是名，吴光新督湘才是实。因为，“中央有吴光新督湘之內命”，而“戴君功高，湘人不敢明言反对，然本心实惬洽。稍有微言，北兵总托词侵入。中央阳以湘督与戴，实欲激成变乱，授以北军，其计甚毒。望兄力劝戴君，辞不赴湘。为湘计，为戴君计，均得。”在黄兴启示推动下，蔡锷保荐戴戡任四川军务会办，旋又荐充四川省长。与此同时，黄还派专人赴京疏通，又电告有关人士：“速催中央明令组公（指谭延闿，字但庵•祖安）督湘并兼省长”。密电湖南说：“京情复杂。宜速邀在湘议员赴京商议国政，认湘事或可挽救。”其潜词是，要他们利用议会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又说：“中央政象复杂，……惟有坚忍镇静，免至破裂；保全吾湘，即保全大局。”
黄兴坚毅不拨，精心策划，终于为愿以偿，谭延闿得以“台旆重旋，军民兼任”，被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都督，从而挫败了北洋军阀以及梁启超为首进步党人抢夺湖南地盘的图谋，为革命党争得了一块可以继续耕耘、徐图发展的内陆阵地。
黄兴对政局洞若观火，窥脏见结。他在9月19日即明确指出：“京中政态百变，自在意中”“目下北京空气霾塞不通，入其中者俱多不觉。以兴冷眼观之，或少清平”。一月后，他即因积劳成疾，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他未来得及荡涤“霾塞不通”的污浊空气，即带着无限的遗恨走了。他哪里知道，他生前的遗愿，直到1949年人民掌握天下以后，这种空气才廓清，“清平”之乐才高奏入云！
黄兴一以贯之，在他晚年，也矢志不渝地为共和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国家民族经济的复苏振兴，综合国力的加强，战胜外侮，以及为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生活的改善，呕心沥血，竭忠尽诚，深受党人赞赏，国民爱戴，后人景仰！
黄兴的精神与业绩流庆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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