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做京官期间，就目睹了“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且“痛恨次骨”。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在《应诏陈言疏》中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他还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了关于“转移人才之道”、“培养人才之方”、“考察人才之法”；又在《书札》、《日记》、《杂著》、《治兵语录》等篇章中，总结出了“访求人才之道”、“任用人才之方”、“待遇人才之法”等一整套的人才理论和作育人才的方法。曾国藩这种以如此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人才问题的作法，在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中是不可多见的。

曾国藩是十重视人才问题的。在他看来，“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把选拔、培养本阶级的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来贯彻。早在咸丰年间，他鉴于当时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的腐败吏治，曾尖锐地向咸丰帝指出：“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者也”。基于这种深刻认识，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饷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其比较系统的人才思想。

第一、“转移人才之道”。曾国藩所说的“转移人才之道”.即“学以成才”。在他看来，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识可渐进，才亦渐充”。他还认为。要使人人都知好学。又必须自君主以下均能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换言之，不仅仅是君主，而且包括为督抚者，为州县之官者，所有的负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者，都应担负着“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转移人才”的责任；同时，那些从事教育的教育家们也同样负有“转移人才”的责任。只有全社会人人都致力于“转移人才之道”的工作，就能全面完成转移人才的任务。可见，曾氏的“转移人才之道”，其内容是包含着培养、提高人才的气质与能力，其方法主要是通过磨炼与学习。

第二、“培养人才之方”。在“培养人才之方”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不是天才论者，他认为自己就不是天才。在曾国藩看来，有用的人才必须由培养、陶冶、磨炼而成。不但人的才能是由磨炼造就而成，即使是最好的玉石也须经过琢磨陶冶方能成器。曾国藩曾经提出过“树人之道”，其中之一曰：“陶熔造就”。所谓“陶熔造就”，就是培养。他还认为，衡量一个人不能“眼界太高”，因为人才由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不能“动不动就说天下无才”，因为不是天下无才，而是“掌握权柄的人没有去着力培养人才”。他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陈述了人才培养的四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形象地把培养人才比喻为种禾稼：“教诲，犹种植耕耘也，甄别，则去其粮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实际上，人才培养的四种方法可以用两点来概括，即一是“勤教”，二是“严绳”。所谓“勤教”，是指谆谆教诲，“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所谓“严绳”，是指严格的管束教育，对僚属、对子弟严伤督促。总之，曾国藩认为，人才先要经过“广收”而致，再要经过“慎用”而各尽其才，然后伤以“勤教”和“严绳”，自然陶冶而成。可见，曾氏“培养人才之方”‘其内容包含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其手段主要是“勤教”与“严绳”。

第三，“考察人才之法”。在“考察人才之法”问题上，他大胆地向皇帝呈言：“方今考九聊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这祥考察人才.是无法达到赏善罚恶、去愚拔贤的。“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那末如何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考察人才呢?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以考言为主，且主张“借奏摺为考核人才之具”。但“考言”、“看奏摺”之法只适用于君主，往往非普遍人所能为。因此，曾国藩考察人才不仅注意文字语言，而且注意志趣、品行、态度、思想等几个方面。就“志趣”言，“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所以人才之高下贤否，完全可以从其志趣中体现出来。就“品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既是选才的标准，也是考察人才的准则。就“态度”言，人才要能在艰苦环境中吃得苦、耐得劳，要能在恶劣条件下甘心忍受，要能使属员乐于亲近，要能彼此互谦互谅。就“思想”言，“亦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正因为曾国藩是以善于考察和识别人才而著称于世的，所以郭篙焘称他“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时。薛福成代李鸿章拟的奏稿亦颂他“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俞樾钦佩他“尤善相士”。曾国藩自己也认为“居高位者应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可见，曾氏的“考察人才之法”，其内容包含着文字语言、志趣、品行、态度、思想诸方面；其方式是通过谈话、观察对方的进言和所上奏摺去了解一个人，通过观察对方有无“操守”、有无“官气”去鉴定一个人，通过在艰苦环境中能否“吃苦”“耐劳”、在恶劣条件下能否“甘心忍受”去考验一个人，通过观察同下属的关系。看一看属员是否“乐于亲近”去评介一个人。

第四、“访求人才之道”。十分注重访求人才、搜罗人才。在他看来，人才应不分才能大小，“虽一艺一材，罔不甄录”；应不分籍贯区域，“江楚并用”；应不拘身份，“官绅并生”；应不限资历，“不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他还强调，求人之道，应有如“白圭之治生，鹰华之击物，不得不休”；又有如“蚨之有母，雏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馀”。然而他的“广收”又是有严格规定的。他又说过，“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黯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鲜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可见，曾氏的“访求人才之道”，其指导思想是在“广收”的基础上，一则以类相求，其具体作法是不分才能大小、不分区域、不拘身份、不限资地进行“广收”，但又要分别真伪、贤者、邪恶。

第五、“任用人才之方”。在“任用人才之方”个这问题上，曾国藩历来主张“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并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之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才既已访求，势必加以任用，然人才互有短长，末能尽善，自不能将所有搜罗之人才，不加区别地悉数任用。在他看来，“广收”必须同“慎用”结合。广而不慎，则必有滥竿充数、位置不当的弊病出现；慎而不广，则又渐有乏才之患。总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然而，曾国藩所指的“任用”，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因量器使，量才录用。比如他的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才录用”；又比如他勉励李瀚章，“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他十分别致地提出了“因量器使”的主张。所谓“因量”，即量其才能大小予以安排；所谓“器使”，即指如同使用器具一样，只要有一种长处便可，不求样样全能。所以黎庶昌赞颂曾国藩“囊括天下之才而各任其器能”。同时，曾国藩还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不是没有缺点，社会上“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他主张用人不拘一格，用人不求全责备。曾国藩对将材的选用，既遵才德并备的原则，但同时又分清高下主次。即是说，若德才二者不可兼备，宁可取才能差欠，也不可取无德。因此，他观人识人用人，一方面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录用；另一方面又每以德行操守为主，有操守而无官气的人，很受他的器重。可见，曾氏的“任用人才之方”，其指导思想是“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其具体作法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因量器使，量才录用”、“用人不拘一格，用人不求全责备”、“用人要德才兼备，同时又要分清高下主次”。

第六、“待遇人才之法”。曾国藩“待遇人才之法”，也比较别致。在他看来，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为廉”，对待这一部分人，应该“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株，驭之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曰肆”，对待这一部分人，“当以来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在他看来，对于人才必须礼遇之。换句话说，对于前来投效及向他提意见的人均应以礼相待。事实上，曾国藩对各种人才都很尊重，讲究“礼遇”。将士来渴，“无不立时相见，殷勤训诲”；对部下的疾苦，他“能以长者之风去关心”；部下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拜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驰书言诫，“有师徒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在他看来，要重视人才，就要对才识异等之人必须另眼相看。可见，曾氏的“待遇人才之法”，其主要内容为“对高明明和卑琐者区别对待”，“对人才必须以礼遇之”，“对才识异等之人必须另眼相看。”其具体办法是对高明者“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对卑琐者当使之“循循于规矩之中”：对将士“殷勤训诲”，对部下“关心疾苦”，以礼相待；对于才识异等之人则另眼相看，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曾国藩重视人才，因此，在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专长、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容闳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侯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俞樾说：湘乡曾国藩，“尤善相士，其所识拢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李鼎芳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故一时用人，往往出自国藩之荐”。邓云生说：仅从仕宦一门看，据现有部分资料统计，曾国藩湘军中官至总督的有13人，尚书1人，将军1人，巡抚13人，布政使11人，按察使7人，提督21人，总兵17人，副将6人，道员14人、(均为实授，不包括计名。府县以下官员略而末计)。而其他方面的人才就更多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可见，曾国藩的确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正如学者们所评介的：“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其所识拔者，名将名相，指不胜屈”；“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故一时用人，往往出自国藩之荐”；“湘宫简直成了晚清人才的渊薮。”

曾国藩死后一百多年以来，无论是低毁他的人，还是毁誉他的人，几乎都不得不承认他在人才问题上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功。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任，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郭篙煮说过曾国藩往往：“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已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何璟说过：“曾国藩昔官京师，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薛福成说过：曾国藩“遭值时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鞭楠以至木头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塞，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棁,●●启楔，位置适中程度，人人各如其意志，斯所以能黑伦轴而变风气也”。左宗棠刚直自负，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挽联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任，当代学者亦给予较高的评价。邓云生认为：曾国藩的一生都很注重物色、结交、培养和造就人才。早在青年时代.“便注意结交人才.并且有超越流辈的识人眼光”；为官翰林期间，“以学问会友，联系团结了一大批有学有志之士”；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更尽心尽力地为朝廷选拔人才”；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在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期间，“认为治国与治军一样，首在用人”。正由于他随时随地留意人才，所以在他的人才档案中，记下了许多人的生平资料、特点、长处及短处，以备不时之需。成晓军认为：太平天国的最初几年，太平军所向无敌，势如破竹，清军节节败退，而曾国藩的湘军却能与太平军长久相持，最终残酷地镇压了这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湘军的最高统帅曾国藩“能识别贤将”，知人善用，的确是湘军能够战胜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曾国藩的人才观，也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邓云生指出：尽管曾国藩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方，他没有也决不可能招致天下的贤才而供其驱使。在太平军中，在捻军中，在回民起义的部队中，在山野民间，都有许许多多的奇才逸士，他们没有也不愿意投靠曾国藩。张跃铭指出：曾国藩访求人才不分地域，任用人才不分亲疏，这是主要的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他任用人才亦特别住意同乡、同学、同年、师生、亲戚、故旧，地域观念也是很深的，借用这种封建关系而形成一个封建集团，从而加强了镇压农民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