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在其为后世留下的几十卷一亿数千万言的著述中，亦有十分丰富的教育心理思想。学习心理思想作为教育心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据笔者归纳曾氏的学习心理思想可以概括为——
一、曾国藩论学习的目的意义
人类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我国历代思想家、教育家都对学习的目的意义作过探讨。曾国藩是怎样认识的呢?
(一)学习的目的是“进德”与“修业”
曾国藩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认为读书学习能促进道德成长和学业进步。他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现代学校教育也是将“进德”——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个性，“修业”——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能力作为基本任务的。所不同的是，曾氏将“进德”与“修业”的作用和关系绝对化了。在他看来，只有“进德”——“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才是利他的，利社会的举动，即所谓“无忝所生”;而“修业”则是利己的，个人的行为，只能“自卫其身”。事实上，无论是“进德”还是“修业”都具有利他性，也都有利己性，既是一种社会要求，也是一种个人需要。
在曾氏看来，在人的一生中只有“进德”和“修业”这两件事靠得住。因为只有这两件事是可以由自己作主的:“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进，则家私时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曾氏不仅自己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即使在戎马悾惚的岁月也坚持不懈，而且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人努力学习。
(二)学习可以变化人的气质
气质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及行为的强度、速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动力特征。对此我国古代思想家已有深刻认识。如《黄帝内经•灵枢•寿夭刚柔》就有“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的见解。曾国藩的卓识独见在于，他认为气质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他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短短数语却足以显示出他对气质认识之深刻。首先他明确认识到气质的天赋性和稳定性。据现代心理学研究，气质主要是由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和特点以及内分泌系统决定的，具有较大程度的天赋性，一旦形成往往比较稳定。曾氏的观点与此不谋而合。同时，曾氏也看到了气质的可变性，即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可以使人的气质发生某些改变。这与现代心理学也是异曲同工。曾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把学习看成变化人气质的唯一手段或途径。
在曾国藩看来，通过读书学习变化人的气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自己已有的气质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是要改变自身现有的气质弱点。对于前者，他认为应当选择那些与自己气质相近作家的作品进行学习。比如他认为儿子纪泽的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所以劝他:“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他还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对于后者，曾国藩主张要读那些与自己气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作家的作品，这样才能克服自己气质乃至性格上的缺点。曾国藩亦曾这样告诫纪泽:“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曾国藩本人“好读《庄子》，认为它能“发其豁达足以益人之胸襟也。”曾国藩十分赞同昔人姚惜抱先生将古代作家及作品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类，并认为庄子、扬雄、韩愈、柳宗元的作品属于典型的阳刚之美，而司马迁、刘向、欧阳修、曾巩的作品则具有典型的阴柔之美。所以当曾氏发现一位朋友“气质近柔时，便劝其熟读扬雄、韩愈的文章，并参阅两汉古赋，以补救自己的短处。
(三)学习可以发展人的心理潜能，促进身心健康
曾国藩从自身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学习可以发展人的心理潜能，促进身心健康。首先，曾氏认为学习可以使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即所谓“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也就是说人的心理潜能是在学习和使用中不断发展的。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认为，人的自立精神也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他说:“守坐室内，一书不读，悠忽如此，何以自立。”中国的封建文人，大都将“学而优则仕”当作金科玉律.曾国藩却与此不同。他说: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见解。这是一种完全摆脱功利的人生哲学。一个人有此四“不求”自然会“陶然有余欢”，将学习看作怡然自乐的事情。曾国藩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用读书学习陶冶性情，而且不厌其烦地劝说家人通过读书学习克服气质上的弱点保持身心健康。咸丰八年八月，他在致澄弟、季弟的信中写道:“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一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同治元年七月，他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也谈了同样的道理:“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学习的目的意义的认识，即使今天看来仍不失真知灼见。
二、曾国藩论智力因素与学习
关于智力，目前心理学界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关于智力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也是众说纷纭。但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大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使用智力定义，即智力是保证人们有效进行认识活动的那些稳定心理特点的有机结合。其因素包括:感知或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等。如果按照这一观点检阅曾国藩的著述或言论，我们认为，他涉及到许多智力因素与学习的问题。
(一)感知与学习
感知及观察在学习中的作用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曾国藩借杜元凯之口形象表述了见闻与学习关系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学习必须广见闻，否则“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犹如一勺水很难左右逢源、驾轻就熟。用曾氏的话说就是“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曾国藩十分强调“识”在学习中的作用，所谓“识”就是见识。他常将“有识”与“有志”、“有恒”并列，认为在学习中“此三者缺一不可。”而有识的关键就在于广见闻，如果见闻不广就“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那就不可能有识。曾氏认为广见闻绝不能仅限于书本，必须到书本之外下功夫。他说:“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若仅仅在书本上“寻行数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则去之愈远矣。”
关于感知在学习中的作用，曾国藩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不同的感官在学习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据此他将学习分为“看书”是与“读书”两种。看书主要靠视知觉，读书则不仅靠视知觉，而且要用听知觉和动知觉。曾国藩认为，有些诗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看书与读书在学习中具有不同的效用。他曾以“富家居积”为喻，形象地说，“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他还以战争为喻说道:“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简单地说:“看书”是解决“博”的问题，“读书”是解决“精”的问题，曾氏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不仅如此，曾氏还主张学习者应当通过多种感官通道去获取知识。他说:“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这就是说，学习应当是视、听、触、动等各种知觉的协同活动。
(二)记忆与学习
记忆与学习的关系也早已受到我国古代学者的重视。曾国藩对记忆在学习中的作用也有自己的体会。这从他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可以洞若观火:
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后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以能背诵为断，如……之类，皆宜熟读。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曾氏不仅认为学习必须记忆，而且重要的内容还要“以能背诵为断”。他曾指示儿子纪泽与纪鸿对“高一格”的作品“当手钞熟读相互背诵。”但曾氏所提倡的记忆或背诵并非机械记忆，即所谓“强记”，而是理解记忆，即在“熟读”基础上的记忆。同治五年(1866)八月三日，他在写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指示他们:“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在此曾国藩强调的是通过“所作”加深理解，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曾国藩特别反对“强记”，即根本不理解实际内容的机械记忆。他说:
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
曾氏来看，良好的记忆是在“全无名心”或“心宽然无累”的境界中发生的。如果“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而进行强记就愈记不住。他认为“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
(三)思维与学习
思维是智力活动的核心，在学习中更是不可缺少。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曾国藩也承袭了这一思想，认为在学习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学习中“征诸古籍”或“诹诸人言”，必须“慎思而明辨之”，才能有所收获。他认为只有“事事勤思善问”，才能“一日千里”。在他看来思维在学习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质疑来实现的。
首先，曾国藩认为学习中最重要的不是记住所学内容，而是运用自己的头脑理解消化所学内容。用他的话说就是“宜求个明白”。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他教导儿子纪泽的一段话吧:
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这里的“宜求个明白”即是理解。在曾国藩看来，在学习中理解远比记忆重要，是学习的关键，至于能否记住倒是在其次的。
当然要真正理解非有一翻“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功夫不可。曾氏认为“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但在具体理解方式上，曾国藩认为读经与读史是不同的:“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为了真正理解经书的微言大义必须做到:“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读史就不同了，“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醉笑语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概括地说，曾国藩的“宜求个明白”就是:“经以穷理，史以考事”他认为“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其次，曾氏认为在学习中思维的作用还表现在善于疑问。他说：“凡读书笔记，贵于得问”。他例举“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曾氏对质疑在学习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三、曾国藩论非智力因素与学习
关于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及其构成因素目前心理学界也有许多争论。但一般认为:所谓非智力因素就是智力因素以外一切对人们学习活动发生影响的心理因素。它大致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而我国古代学者所使用的非智力因素概念主要可以概括为:“一志五心”。一志:指立志;五心:指专心、好心、乐心、恒心、虚心。曾国藩也承袭了古代非智力因素的基本思想。但他较多涉及的是:立志、专心、恒心、虚心等几个方面。现依次分析它们在学习中的作用。
(一)立志与学习
立志是我国古代自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的一个非智力因素概念。曾国藩继承了我国古代的传统，把立志看作学习中第一位的事情，即所谓:“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为什么学习必须“立志”呢?从曾国藩的言论中可概括为:1、立志在学习中具有定向作用。他说:“盖志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曾氏认为，不立志则“心无定向”这个观点与王阳明将立志比作舟中之舵，比作大树之根如出一辙。2、立志能使学习者摆脱周围环境的干扰，发挥学习的自觉性。他说:“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是真正立下了学习之志，那他就会不择时、不择地、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自觉学习;如一个人立志不真.那就在什么条件下也不能学习。3、立志能使学习者独立自强，充分发挥学习的能动性。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二)专心与学习
专心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注意基本是一回事。我国古代最早提出并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以后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曾国藩也十分重视专心在学习中的作用。他说: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
在此，曾国藩将“专”与“精”连在一起。在他看来，要想学业精进，只有专注于某一学科，所谓“心一而不纷”，舍此别无他法。所以曾氏特别强调学习“当力求主一之法”，即“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凡看书只宜看一种”。因为只有坚持主一之法，才能“养得心静气恬”、全神贯注:“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反之，不坚持主一法，“东翻西阅”，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往往要“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其结果是一事无成。曾氏曾多次自我反省:“读书时，心外驰，总是不敬之咎”。
(三)恒心与学习
恒心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意志。我国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恒心”在学习中的作用。曾国藩从自己切身的学习实践中体会到恒心的重要:“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为什么学习必须要有恒心呢?因为在曾氏看来，学习是一件十分艰苦、长期的事情，非经刻苦努力、株积寸累不能成功。请看: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
“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
这三段引文至少可以概括为三层意思:第一，曾氏认为不存在“生知之卓识”者，人的一切才能只能通过艰苦磨炼才能获得。对此曾氏还有一段话:“因思古人成一小技，皆当有庖丁解牛、●蝼承蜩之意。况古文之道，至大且精，岂可以浅尝薄涉而冀其有成者!”第二，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可就的事情，非经日积月累难以奏效。即所谓“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第三，曾氏认为天地间不存在不经艰苦努力就能获得的“可久可大”的成就。相反，“人而无恒，终身无所成。”
怎样才能做到学习中“有恒”呢?
根据曾氏的言论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要“步步前进，日日不止”，即是说学习中有无恒心的标志就是看学习者是否能坚持不间断地学习。曾氏曾以自己练字为例说明持之以恒的重要性。他说:“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所以曾氏得出结论说:“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他也这样劝弟弟:“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贴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曾氏特别强调“万万无间断”、“久不间断”，他认为:“无间断”是学习中有恒的关键。在学习中要“无间断”就必须做到“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他还具体指导几位弟弟道:“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二是要做到“五勤”，即“身勤”、“心勤”、“眼勤”、“手勤”、“口勤”。有时他也表述为“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曾国藩的“五勤”思想，显然是对韩愈的继承和发展。韩愈就十分强调口勤和手勤在学习中的作用，在学习中要“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曾氏将韩愈的两勤发展到五勤是值得珍视的。但同时曾氏又主张“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
(四)虚心与学习
“虚心”也是自孔子开始就受到历代学者重视的一个非智力因素概念。曾国藩也十分重视“虚心”在学习中的作用。他认为“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曾国藩以亲身经历告诫自己的几位弟弟，许多人一生无寸进，并非因为其材质不好，事实上他们都是“美材者”，一生终不进步的原因是由于“恃才傲物”所致。由于“恃才傲物”，他们“不肯反求诸己”，只苛求于人。因此曾氏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反之就是“骄傲伙，他曾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这确是至理名言。
那么怎样才能在学习中保持虚心的优良品质，而杜绝骄傲自满的不良品质呢?那就是要有见识:“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曾氏本人一生都是一个虚怀若谷，勤奋学习的人。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他高人一筹的见识:“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一个有如此见识的人，又如何会骄傲呢?
四、曾国藩论学习方法
曾国藩除注重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外，也很重视学习方法。根据他的言论，我们认为他特别推崇的几种学习方法是:主一法，煮肉法，摹仿法，练习法。现依次分析。
主一法。主一法我们已在专心与学习一节中涉及到，现进一步加以分析。主一法是中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的一个方法，但使用主一法这一名称却是曾国藩的创造。所谓主一法，即指在学习中善于精选某一人的著作，或某一家之言，或把握住某一问题进行认真钻研、反复切磋、以求融汇贯通的学习方法。曾国藩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叮咛自己的家人学习必须“心有专嗜”:“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因为在曾氏看来，人类的知识“浩如烟海”，不主一则无从下手，只靠“东翻西阅”浅尝辄止，就不会获得学习成功。曾氏甚至将主一法看作通向学业成功的唯一捷径。他常因自己未能坚持主一法而叹息，如“因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大概正是基于此教训，他一再强调:“吾教弟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
根据曾氏的言论可将主一法在学习中的作用概括为:第一，坚持主一法才能有心得，有心得才有长进。曾氏说:“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而“读书贵在有心得，”，只有坚持主一法，专学一家才会“有心得”，反之“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第二，主一法能使学习者专心致志，排除干扰。对此在“专心与学习”一节中已有正面阐述，现仅从反面略加说明。曾氏认为，那些在学习上不能主一的人就会“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第三，主一法可以满足个人嗜好。曾氏认为读诗、读文，各人兴趣、爱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嗜好选择某家或某人的专集。他说:“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曾氏本人“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第四，主一法可使学习者触类旁通。曾国藩认为，读书学习所以要师法一家，一旦精通一家就可触类旁通、举一返三。例如他曾劝温弟“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这是颇有现代心理学意义的。用现代认知心理学解释曾氏的观点就是:通过学一家集可迅速获得该学科较完整的认知结构，一旦良好的认知结构形成之后，就能很好地同化其他各家之言，使其纳入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来或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总而言之，主一法是中国历代学者都很重视的学习方法。
摹仿法。摹仿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曾国藩认为摹仿是记忆和运用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说:“凡奇僻之字，雅古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曾国藩不仅认为学习时“手抄及摹仿二者必不可少”，而且认为一切创造都来源于摹仿:“《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篇》摹《虞箴》……几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的一段话，可算是对曾氏观点的最好注释。他说:“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胡适认为“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大概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反复告诫自己的儿子:“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摹仿古人间架。”曾氏认为摹仿是学习的有效途径。他教导儿子“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
煮肉法。煮肉法亦可称煮饭法。该法来源于朱熹的形象比喻:“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如果将曾国藩的有关言论联系起来看，所谓煮肉法，即是将学习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步骤:即猛火煮阶段——学习的初级阶段，学习者应全力以赴、迅速高效地集中时间、精力获取知识。如他要求儿子纪泽看《汉书》“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页，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他认为不能“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其一部。”曾氏认为就象煮肉或煮饭，“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因此在此阶段“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而漫火温阶段——学习的第二阶段，学习者对第一阶段获取的知识含英咀华、忧游玩索、消化领悟。曾氏认为这两个阶段都是学习不可缺少的。他以自身的学习实践反省到:“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其结果“如未沸之汤”，“将愈煮愈不熟矣。”
练习法。曾国藩也很重视练习法在学习中的作用。因为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天下事皆须沉潜为已〔之〕，乃有所成，道艺一也。”其意是说天下事都必须潜心去做，才会有所成就，道德修养和技艺学业都是如此。曾氏以自己练字为例形象生动地说明练习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早年虽“苦思力索”、“困心横虑”，即使“胸中有字”亦“手下无字”。后来在行军之暇，“每日笔不停挥”、“不甚间断”结果“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因此曾氏认为思维与练习都是学习中不可缺少的。
从上可见，曾国藩的学习心理思想是十分深刻而丰富的，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作用，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挖掘与研究，以发展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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