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公元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危及清廷生存的时候，曾国藩在湖南组办了地主武装湘军，于1864年7月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镇压了这场农民运动。曾国藩能够在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末世一度挽回危局，引起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极大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考察研究曾国藩其人，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和结论。但有一点是殊途同归的，就是他们都一致肯定曾国藩知人善任，在用人方面有其过人之处。如曾国藩的主要敌手、太平天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石达开说他“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方宗诚则称“搜求人才，容纳众议”是曾国藩“革生最得力处”；近代著名军事家、民主平命者蔡锷也说，曾国藩“以知人晓事为职”，其“持论至为正当，可见，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之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一、曾国藩用人的指导思想——封建理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英雄史观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封建意识的集大成者，他把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文以载道”与龚自珍、魏源的“经世致用”的改革主张融于一炉，而他的思想体系总的说是唯心的。他接受了传统的天命论，宣称“人之生死，有命存焉”，借此来欺骗、愚弄士兵。
和历史上的儒学政治家一样，曾国藩也是实用主义地看待天命，他一方面用“天命”来震慑士卒，解释溃败；另方面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天命与人事之间，他更重视后者。他认为：“皆由人谋而探必胜之权，所谓祸福无不由自己求之也”。重视人事的思想导向了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他决心“以人事与天命争衡”，并进而得出“中兴之道，在乎得人”的结论。
曾国藩坚信英雄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声称清朝社会风气的转变，气节的树立，政治颓势的挽回，全都“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基于唯意志论和英雄史观，曾国藩总是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将收集和培养人才作为挽回时局的着手点，在他的一生中，在这方面曾作出过巨大的努力，他的幕府就是汇集和培训人才的学校。
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不是任何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曾国藩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和英雄史观的本身就是反科学的。同时，封建制度的衰亡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挽回的。曾国藩在他的晚年时，看到清王朝正在半殖民地道路上沉沦，他对自己无力挽回颓势而深感失望，忐忑不安地把希望寄托于他所培养的“好种子”李鸿章等人身上。
二、曾国藩识拔人才的标准与方法
取乡气、斥官气，崇实黜华，这是曾国藩识拔人才的标准。曾国藩把人才分为“宫气”和“乡气”两种，认为官气重则心窍太多，圆滑取巧，不能体察下情；乡气多的，则有朴实廉洁的本质，遇事能劳苦忍辱。所以，湘军人才的选拔，凡遇官气重者，屏弃不用。
人才是有阶级性的，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曾国藩崇实黜华的取才标准，说明他十分注意培养、选拔忠于封建统治的死心塌地的奴才。他认为，那些乡气多而又朴实廉洁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低下，没有社会背景，亟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处于农民起义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保卫身家性命，图得晋升，必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在微贱中识拔他们，就可以博得这些人的忠诚，利于驾驭。
曾国藩识拔人才的方法是“广收”。他认为取才太少，“不足以分布海隅”，无法形成集团势力，来按照他的意志完成“中兴大业”；其次，个人见闻不可能很广，思虑也有不周之处，广收人才，才能“借以博采周咨，用匡不逮”。因此，只有广收，才可比较鉴别，便于识拔和使用。
广收的方法，又可分为四点：第一，衡才不拘一格。曾国藩认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自古绝无。所以，“要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不要因为些微的短处而弃置不用。第二，不限资历。曾国藩以卫青由奴仆而拜将封侯一事为例，对确实卖命效死、能征善战的将士，主张相应授以官职，“不宜复以资地限之”。第三，互相汲引，不得不休。曾国藩认为，选求人才应该象鹰隼击物，不得不休；又应该似蚨之有母，雉之有媒。这样，“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第四，悬格不可太高。在曾国藩看来，人要经过教育陶冶才能成才，所以，在满意的人选寻觅不到的情况下，“姑且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切不能眼界过高，“动谓无人可用”。
显然，曾国藩的广收方法是为崇实黜华的标准服务的，他必须把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调动起来，而这些人囿于乡野，学识、才干、经验与资历都比较有限，因此必须放宽尺度，广为罗致，才能识拔、培养与使用。这样就可以网罗出一批党羽，构成湘系集团的骨干力量。
三、曾国藩培养与使用人才的方法
曾国藩曾说：“树人主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陶熔造就，指的是培养方面，知人善任则指使用方面。
分析曾国藩培养人才的方法，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第一，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曾国藩从其英雄史观出发，认为世俗的形成及改变，均由一二“贤者”所决定，在上位者要以身作则，感化属下，改造和培养属下的习俗和气质。他教人早起，自己就首先放醒炮即起。他提倡以诚为本，勤慎为用，身体力行，也要求别人遵行。他的这种培养方法，李鸿章后来大叹“受益不尽”，认为这是“老师造就”的结果。可见，用这种理学法则培养封建人才，还是收到了一些封建效果的。不过，封建理学本身就是虚伪的，曾国藩实际上并未能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他只是在一些形式上下了功夫，自然只能达到表面的虚伪的效果。但是，屏弃其封建理学的虚伪性，其以身作则地培养人才的领导作风，还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互相劝诱，互相灌注。曾国藩认为，“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这样，对人才之“林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有着促进作用。他对部属和后学的意见比较重视，他的部下陈作梅提议他全力经略淮阳，大处着笔，他嘉为“名言至论”；李鸿章以学生的身份指摘他办事懦缓，他也颇有许意。
第三，宽严并济。曾国藩认为人才教育要勤教严绳，宽严并济。一方面，要有父兄爱护之意，师弟督课之功。另一方面，对有舞弊之举者，要严加惩办。“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者，痛惩一二辈”。这样，“自然人知儆慎，可望振兴”。曾国藩就是这样恩威并施，将人才牢牢地禁锢于其彀囊之中，他的殷殷教诲，使李鸿章等人感激不已；而其严加惩办，又使李元度等受劾者如哑巴吞黄连有苦难诉，至曾国藩死后，李元度还不得不有“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之叹，足见曾国藩驾驭人才权术之高明。
第四，设备环境，借资锻炼。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他主张在严酷的环境中锻炼人才，他的弟弟曾国华、曾国荃都被派到前线督率部队作战，没有留在幕中或后方。曾国藩这种培养人才的方法，是有其借鉴价值的。
在使用人才上，曾国藩主张知人善任，强调要“慎用”。
第一，扬长避短，量才器使。他认为：“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所以说，不应该担心世间无才，最怕的是能否量才器使、用人得当。这个当与不当，又有两重含义：一曰当其时。人才有时适用，有时不适用，用人者要因时制宜。二曰当其地。要把贤才用到适当的地方及部门，这样才能发挥其长处，人尽其用，用尽其才。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当时已注意到知识的老化问题，他提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人才有其时间性，如果不努力上进，更新学识，就会走向反面，变成“非才”。这种见解是颇有见地的。
第二，博采周咨，集思广益。曾国藩认为，人才之用在于集思广益，使“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据说，每天早晨，曾国藩在早餐时与幕僚会议军情要事，大家各抒己见，他再集中思索，形成决策。这样，可以听到各种不同见解，有助于决策的正确可行，也使各色人才的特长得到发挥，避免一言堂与偏听偏信，也能使幕僚们认真议事，不敢懈怠。
第三，破除情面，不拘成见。他很赞赏胡林翼“破除隋面、著诚去伪”整饬吏治的方法，认为选人用人亦当如此。他又注意到“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娇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这一点，故他教训其弟：“其阔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不过曾国藩此招并未能贯彻始终，他标榜破除情面，任人唯贤，实行的却常常是狭隘的“任人唯亲”路线。湘军将领都是他的至亲密友，他最信任的是他的弟弟曾国荃。可见，他的任人唯贤只是对任人唯亲路线的某些补充手段而已，具有较大的欺骗性与虚伪性。
第四，因人而异，分别待遇。他曾教导李鸿章，人才有高明和卑琐之分。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这种人则要“薪水稍优，夸许稍过”；而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这种人则应严加管束。“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不同人物，具体分析，采用不同的使用与驾驭方法，不过是封建官僚的权术而已。但曾国藩这种使用方法，却有其充分发挥高明者的积极性，促使卑琐者向上的积极一面。
四、曾国藩考察与升贬人才的方法
对人才的考察，不仅是升贬的依据，而且是选用的前提。曾国藩考察人才，方式很多，主要有志趣、品行、态度、思想、语言等几方面。
就志趣而论，曾国藩认为人才之高下贤否，都可以从其志趣中有所体现。“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恪守封建的志趣与道德是他考察人才的主要标准，是确定贤否智愚的主要依据。
就思想品行而言，曾国藩认为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既是选才标准，也是考察人才的标准。这也是德育方面的考察，曾国藩的人才观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就态度而言，曾国藩的考察又有如下几方面。一曰忍耐。他认为人才要能“耐苦”、“耐劳”，要甘居人下，踏实工作，这样才能做出成绩。二曰含浑。意思是说不管环境条件如何，都应能甘心忍受，没有怨言，这样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三曰亲爱。他教将领们平易近人，这样才能使属员乐于亲近，而“无孤立无与之叹”。四曰谦虚。他说“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亮。”值得重视的是，曾国藩看到了人才被嫉妒的另一方面，“小人”德量狭窄固是人才被嫉妒的一个原因，而曾国藩似乎更注重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才者”骄狂致招人嫉。因此，他告诫诸将之间互谦互谅，不能嫉妒水火，损害集团利益。
就语言方面而论，他很注重口才。他说的“口才”，并非指能言善辩，他反觉得这是“浮滑”，是无德无才。他要的是“有条理而少大言”，他认为，“才堪治民”首先得表现在说话有条理方面。他曾说杨镇南不可用，主要原因是“渠说话最无条理”。
曾国藩经广收、培养、慎用几个步骤，在湘军中造就了一批人才，又在工作中从志趣、品行、思想、态度、语言等方面综合考察，这样，就掌握了人才升贬的依据。
曾国藩提升人才的方法是举荐破格请奖。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时候，曾国藩即有保举与超擢之议。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奏请保举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三员，开了超保的先例。保举依据就是这三人“才能卓越，又建非常之功。”咸同之际，清政府要依赖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不得不畀以用人特权，故一时用人，往往出自曾国藩的举荐。咸丰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卒，曾国藩奏请以李续宜署湖北巡抚，朝廷即以调授；而左宗棠授浙江巡抚，也是曾国藩奏请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曾国藩举荐的部分幕僚中，看出其依据所在。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他奏请任用李鸿章留营襄办，考语是“在军日久，久著懋劳”。这主要是从态度方面考查。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他奏请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考语是“才能可当一面”，这主要强调其才干。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他奏请黎庶昌为直隶知州，考语是“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授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这里学识、态度、志趣、思想及言论各方面都是其保荐依据。
曾国藩举荐的重点是书生，足见其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视。罗尔纲先生作过一个统计：湘军受任将领179人中，有104人是书生出身，占总数58％，而最高统帅3人及幕府重要人物15人则全部是书生任之，而这18人中又有12人在曾国藩保荐下，官至总督巡抚。现代军事学家蒋方震先生则称曾国藩及其湘军的“胜利”是“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重用书生，就是使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层，构成湘系集团网络。这些书生深受理学熏陶，又被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当会极力图报，效忠故主，隐为后援，扩大曾国藩的集团势力。重用书生，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极为重要的伎俩。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我们不能不对此点特加重视。
曾国藩很少降贬其培养的人才，偶尔有这种情况，也只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李元度两次被参劾，均由战败而致，成为曾国藩向清廷开脱责任的替罪羊，又为其整肃军纪装装门面。他还经常自贬自责，承担责任，博取虚名，使下属感恩图报。升贬是曾国藩用以驾驭部属、笼络人心、扩展派系的重要手段，他严加把关，不委他人，终于构筑了绵延不绝的湘淮集团。这种升贬的伎俩是我们应该彻底批判而引以为鉴的。
五、制约曾国藩人才思想的两大重要因素——封建宗法思想和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
曾国藩尽管标榜其用人“不拘一格”，“量才器使”，但是封建集团的利益追求，使他的人才思想受到封建宗法思想和狭隘地方主义观念的严重制约。
在领导骨干方面，曾国藩主要是利用同乡、师生、亲戚进行联系的。统率淮军的李鸿章和统率湘军水师的彭玉麟都是曾国藩的门生。受到曾国藩举荐重用的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等都是他的“亲家”，这种千丝万缕的宗法关系贯穿着整个湘淮集团。曾国藩的举荐，多为其至亲密友，门生故吏，他的弟弟曾国荃升官速度之快，超过了湘军其他宿将，但并不见得比别人能干。在“任人唯贤”的幌子下任人唯亲，这就是曾国藩之虚伪所在。
封建地方主义色彩除表现在其选拔干部方面外，还可从其招集士兵方面得到反映。曾国藩招募水军都要招湘乡人，其借口是“同乡之人易于合心”。实际上，其目的是为其集团的形成和巩固服务。他的老弟曾国荃的军队，竟“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其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可见其地方主义色彩的浓厚程度。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是建立、培植和扩展私家山头派系的重要手段，其恶劣的历史影响不容忽视与低估。清朝灭亡后，中国一度出现了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大小军阀们无不以“曾文正公”为楷模，他们控制私家武装，以为角逐争夺的工具，在选拔任用部属上，努力效法曾国藩，虽然没有曾国藩那样一套人才思想体系，但基本路数——宗派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如出一辙，其流毒贯穿整个近现代史。
六、结论
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煞费苦心，其方法也算缜密。经过识拔、培养、任用、考察、升贬等几个步骤，曾国藩罗致了大批有封建才干的人物。所以湘军幕府人物称盛，军中治兵治饷各方面人才得以兴起不穷。当时，聚于曾国藩大营的各处军官有200人左右，幕客也有100余人，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主人才精华，汇集于此。”这班人物，都是湘军治兵、治饷、参与机要的骨干人物，更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凶悍将领。甚至于同光两朝，湘淮集团头目常常参与清廷重要决策的商定。故湘军幕府成了晚清人才的一大渊薮。可见，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付诸实践后收取了较大的封建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中小地主阶级力量，加强了镇压力量，加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改变了清朝统治层的人才结构。但是，曾国藩和他一手栽培的封建人才们，不仅没有救活清王朝日趋衰亡的国运，相反地，由于他们掀起的晚清兵为将有的风气，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最后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把清皇朝断送了。事实证明，历史车轮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顺应历史潮流，人才和人才理论才能表现出其应有的活力。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主体是逆潮流的，反科学的，故只能落于空谈。唯一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些合理的点滴和一纸深刻的教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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