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字孟潇，1890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东安的一个官宦世家、望族家庭。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经历了拥赵（恒惕）反赵、拥共反共、拥蒋反蒋的奇异反复，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早年投身革命，中年率军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老年领导湖南和平起义。这些行动，又使他那纷繁复杂的一生，时时放射出绚丽的光彩。本文拟对唐生智一生的主要活动，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简要的评论，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以革命者的姿态踏上人生的舞台
1909年春，唐以弱冠之年，考入设在武昌南湖的第三陆军中学，并于1911年初夏毕业时，经居正、谭人凤等人发动，与数十名同学集体加入中国同盟会。
唐生智于第三陆军中学毕业后，即于同年秋，到河北保定陆军入伍生队学习。未及三月，辛亥革命爆发。他决心投入革命洪流，遂与同学欧阳起莘、刘兴、刘文岛等人结伴到了上海。他先在上海新都督府任科员，后又到烟台都督府任参谋及下属部队的连长。
1912年秋，唐生智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4年11月毕业，1915年春被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当见习军官。1个多月后，即结束见习，先后任代理排长、学兵队教官和机枪连代理连长。这时，他因秘密参加反袁活动，事败离队，藏匿于耆宿刘人熙家中。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7月，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入主湘局，刘人熙被推为临时都督，唐生智出任警卫营长，负责警卫都督府。
1917年8月，孙中山针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拒复国会的行动，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这时，在湘军第1师中担任营长的唐生智，坚决主张护法，并于10月率部正式加入护法军，与北军对垒；旋升任第3团团长，并率团克复长沙、岳州，雄据湘北。
青年唐生智，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后又参加反袁、护法斗争，是一名封建王朝的叛逆者。当时，他虽只是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影响范围有限，但对于推翻清王朝和袁世凯的统治，建立与巩固民国政体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二、从拥赵到驱赵顺应了社会潮流
唐生智自19l7年夏调湘军第1师任营长起，便在师长赵恒惕麾下，东征西讨。
1920年五六月间，在新民学会的带动下，湖南学联等单位发起了驱逐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运动。此时，同为湘军首领的谭延闿、赵恒惕，各率本部人马直逼张军。充当赵军前锋者，即为唐生智团。唐团在衡阳以南猛袭张军，大获全胜。张敬尧见大势已去，乘轮船狼狈逃离长沙。唐生智在驱张行动中，为赵恒惕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后，唐生智又在谭、赵为控制湘省局势的军事行动中，大显身手。赵恒惕坐镇长沙，谭延闿据衡阳以守，谭、赵均派专使至唐生智处说项。唐权衡利弊，以为助赵更可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便定下援赵决心。1923年10月18日，赵恒惕对谭用兵。唐生智受命担任驱谭前敌总指挥，先与贺耀祖等击败谭军谢国光部，断谭后路；复躬冒矢石，率师克衡山、入衡阳，占耒阳、郴州、汝城，于11月底，将谭军全部逐出湘境。战后，唐生智升任第4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
赵恒惕乃一地方军阀，只知争夺地盘、搜括民财，并蛮横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唐生智在为赵冲锋陷阵的过程中，也逐步认清了赵的真实面目和社会人心所向。他经苦心扩军，至1925年1月已拥有3旅11团之众，其实力在湘军中举足轻重。
3月1日，唐生智召集全师团以上军官到衡州（今衡阳市）开会，开始策划驱赵军事行动。为掩人耳目，特假借举行金光明法会的名义。6日，唐电赵称给养困难，特调第15团驻衡山，邀赵前来检阅；数小时后，即令熊震率第15团移驻衡山，向长沙进发。其势咄咄逼人，赵恒惕惊恐万状。时共产党人夏曦、郭亮等，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联络长沙各群众团体，于3月9日召开了3万余人的市民大会，一致通过《对湘局主张之二十四条》，其中“打倒赵恒惕”口号赫然居首。12日，赵恒惕见大势已去，遂通电辞职，推荐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行省长职权。
唐生智从追随赵恒惕，驱逐张敬尧，与谭延闿争夺地盘，到反戈驱赵，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唐当时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与主张，行动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争权夺利的动机。但他先驱军阀张敬尧，后驱军阀赵恒惕，客观上顺应了湖南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历史的潮流，与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三、以佛学修身治军自成一家
就在唐生智节节高升、处于从拥赵向着驱赵变化的关键时期，佛学大师顾伯叙介入到他的生活之中，使这位驰骋疆场的军人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与佛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1924年秋，唐生智借赴省开会之机，前往“二学园”听顾伯叙宣讲佛学。不听则已，听后对顾之学问深为折服，便相约亲往会晤。从此，唐与顾形影不离，永结善缘。唐尊称顾“老师”，笃信佛教，学佛修身，取法号法智。
唐生智深受顾伯叙佛学的影响和启迪。他曾这样总结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变化：“我信佛之后，是杀恶人如麻，挥善金如土，慎真才如命。”他还悟识到，佛门惮机与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自由、平等、博爱”有异曲同工之处；佛化党化可以“二位一体”，唯心唯物可以“两极相通”。
唐生智用自己对佛学的领悟和解释，来治理军队，在部队里提倡佛学，传授五戒，以此来加强部队的纪律，使军队为人民做好事。他在1925年末、1926年初出巡湘南各地时，带着顾伯叙，到处给军队讲经说佛，散发宣传信佛的传单。传单号召大家莫妄作，莫乱想，不造罪孽，省下精神，念阿弥陀佛。
此后，唐生智在率军北伐期间，又对“佛化党化”的思想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佛的大无畏的精神，自由平等的思想，是异常彻底，异常勇敢的”，表示“愿以革命的佛化去督促我们革命的工作”，要“本着大慈大悲的精神，实行救人救世的三民主义”。
唐生智在顾伯叙居士的影响下，深受佛学熏陶，将佛学“大慈大悲”、“修身行善”的思想与大开杀戒的军人生涯统一于一体。这在民国史众多的将领中，实不多见。在军中与社会上，大兴佛事，空谈佛学，当然有其消极与可笑的一面。但他以自己独特的构想，把政治与宗教、革命与佛学、战斗与遵戒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了佛家思想中积极的因素，以此来团结民众、治理军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北伐战争的有功之臣
1926年春，广东国民政府派陈铭枢、白崇禧为代表，来湘劝说代行省长职权的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行列。唐表示，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战争，在群众大会上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并于此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5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委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6月2日，唐在衡阳正式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加入北伐战争行列，并就国民革命军军职。这对于唐生智来说，是一生中政治立场的重大转折。
5日，唐生智先于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多日，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第4、第7、第8军分三路全线出击。唐自兼中路指挥，率第8军主力，强渡涟水，从正面发起攻击；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任右路指挥，率所部人马，攻击醴陵，牵制敌军；何键为左路指挥，向北追击。虽连日大雨，湘江、涟水暴涨，唐生智仍指挥大军，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奋力猛进，终于11日攻占长沙。
8月中旬，唐生智率部，沿武长路攻击前进，以夺取武汉为作战目标。他亲率第8军组成左纵队，正面进攻岳阳；李宗仁指挥第4、第7军组成右纵队，侧击平江。一路所向披靡，终在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俘敌将陈嘉谟、刘玉春以下1万余人。至此，吴佩孚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北伐军在两湘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唐生智虽出身湖南地方军阀部队，但在参加打倒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中，不仅身居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要职，而且在实际指挥中，显示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并取得卓著的战绩。应该说，北伐战争中的唐生智，是一名反封建军阀的勇敢斗士，是一位革命将领。
五、对共产党的态度不同一般
唐生智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和接触，自1925年末的驱赵行动始。当时，由李维汉任区委书记的中共湖南区委，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名义，派夏曦与唐联络，建议建立反赵联合阵线。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续派王基永去衡阳，向唐提出反吴（佩孚）驱赵、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等7项最低要求，获唐大体赞同。唐并“进一步表示支持广东国民政府之意，还送二千元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作活动经费”。4月，唐生智与共产党人夏曦、何叔衡、郭亮、凌柄等，共同组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领导湖南工农运动；夏曦、凌柄先后被唐聘为政治顾问和政治研究所所长，以加强部队的政治训练和对政工干部的培养。
7月，唐生智指挥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在他的主动要求下，经夏曦联系，与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淮汉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李表示，中共将尽力发动群众，支持北伐战争；希望唐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唐生智对中共方面的要求，予以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重申军队需实行三民主义，制止各县团与农协作对。
北伐期间的唐生智，明显地表现出亲俄、亲共、亲工农的态度。他取消了赵恒惕政府颁布的“工会规程”，代之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会法；取消了旧农会组织，重新颁布湖南农民协会暂行总章；并致函国民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表示联俄愿望，称自己指挥的第8军是“世界革命的军队”。随着北伐军之胜利入鄂，唐生智又与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多次谈判，表示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绝对支持两湖工农运动，并任用彭为第8军政治部主任，要求派苏联军官来第8军当顾问。1927年1月，唐拨出巨款，支持由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创办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
这年的五六月份，是唐生智政治态度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蒋介石发动“清共”，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政治气温骤然下降的形势下，属于国民党中派人物的唐生智，从自身利益出发，其政治态度逐渐由亲共、亲工农，开始转向暧昧、犹豫，真至明确支持分共。
“马日事变”发生后，唐生智于6月下旬受武汉国民党中央推荐派遣，“查办长沙事件”。唐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他认定：“湖南以前的种种惨劫，完全是在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在湖南做工作的共产党要负完全责任”。尽管如此，唐生智在“分共”的做法上，仍与汪精卫、谭延闿等人有所不同。他对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彭泽湘表示，自己“本心不反共，但为了团结军心去反蒋，才决定分共，但仍希望和共产党作朋友”。他在武汉亲自将总部的黄克诚、陈赓、罗瑞卿、陶铸、柯庆施等共产党人送走；并指示刘兴、周斓等人，将王恩茂、王首道、张平化等人礼送出境。
不可否认，唐生智从拥共到“分共”，反映了其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同时，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影响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不过，考虑到唐生智原本是一位国民党中派人物，在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随大势所趋，实行反共，向右倾斜，亦属意料之中的事。同时，也应当看到，他“分共”的时间、办法和程度，都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有很大不同，不仅走上反共道路的时间较晚，而且主张“好来好去”，反对“化友为敌”。这样做，毕竟比大量、血腥的屠杀，危害较少。
六、与蒋介石的关系错综复杂
唐生智在走上分共道路之后，作为国民党内一个独立派系的首领，与其他派系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组合、分化和争战关系。其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尤为复杂和微妙。唐蒋关系，对立是基本的，合作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他曾表示：“老实说，我几次反蒋，总不相信他会把国家大事搞好，觉得他自私得厉害，没有一点为人民为国家打算的念头。只要自己想怎么作，就什么事都可以作出来的。”
唐生智在率军取得第二次北代胜利后，便于1927年6月回师武汉，出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指挥。
8月9日，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指责将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以军治党，以党窃政”。与此同时，即发兵东征，部署为：何键率第35军为江左军指挥，刘兴率第36军为江右军指挥，分别沿长江左、右岸东下，直指南京。
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法，于8月13日宣布下野。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通敌叛党”罪名，免去唐生智本兼各职，并下令讨唐，以程潜、李宗仁分率江左、江右军，溯江而上。24日，特委会又决议永远开除唐的党籍。接着，粤方李济深、四川杨森等亦起兵攻唐。此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对唐不利。11月11日，唐率龚浩、张翼鹏、顾伯叙等人，租用一艘日本轮船，东渡日本。
唐生智兵败武汉后，国内政局剧变。蒋介石于1928年初复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了对付在第二次北伐期间加强了实力的桂系，他在1929年初春，又开始了与唐生智的接触。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5路总指挥，并于3月29日在北平通电就职，下辖第51师龚浩部，第53师刘兴部。唐重掌平津湘军，帮助蒋介石在与桂系的争战中节节取胜。
此后，蒋为削弱唐生智对部队的控制，于5月末调唐到南京，先后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和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委兼编组部主任。10月，蒋冯战争爆发，不得已，蒋复任唐为讨逆军第5路军总指挥，下辖第8、第9、第10三个军，并电令平汉线北段各军统归唐指挥，电文中对唐大为称赞，表示“即本总司令亦惟唐总指挥之意见是从”。唐生智亲临前线督战，于平汉线以西大败冯军。蒋介石亲至孝义前线视察、慰劳，并与唐亲切拥抱，推许备至。
蒋唐合作，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表面现象；实际上，他们之间，互存敌意与戒心。在蒋冯战争期间，唐生智一方面助蒋攻冯，一方面又在暗中组织反蒋的力量。他对亲信刘兴、龚浩等人说：“非常的事，应有非常的动作。”
12月1、2、3日，唐生智认为时机已到，接连领衔发表东、冬、江电，表示反蒋、拥汪（精卫）、联张（发奎）。石友三于2日在浦口通电反蒋、炮轰南京，遥相呼应。唐于5日在郑州就汪精卫所委“护党救国军第4路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对唐之异动，也早有准备。7日，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免去唐生智本兼各职，并通缉拿办。24日，在汉口设讨唐行营，由何应钦指挥南路军刘峙部，沿平汉路右翼、杨虎诚部沿左翼向北进击。
27日，唐指挥所部，趁弥天风雪，发起总攻，初有所获，但蒋军阵线未动，且唐军多南方士兵，不能适应北方过胫大雪，被迫后退。1930年1月3日，唐军主力师龚浩部被围，纷纷投诚。同日，原与唐联袂反蒋的阎锡山，又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自太原到达郑州，指挥讨唐战事。
唐生智见大势已去，已无回天之力，便于6日，带少数随从，经归德、天津，转香港，流亡东南亚。
唐生智在1927年—1930年间，与蒋介石的关系反反复复，其性质属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既有争权夺利、涂炭生灵、激化社会矛盾的消伋一面；又有揭露和打击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客观上有利于人民革命力量发展的一面。
七、指挥南京保卫战有功有过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共纾国难。唐生智表示：“只要举国团结抗日，我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敢背叛祖国遗臭万年”。1932年初，他到南京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年底，兼代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1934年12月，改任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此后，又兼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专事筹划抗日准备工作。这一年，他主持制定了《京沪保卫战军事设想和计划》，“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为第四线。”12月，在句容、汤水镇一带指挥部队进行了以保卫南京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12日，上海失陷。蒋介石一连召集了三次幕僚会议，研究南京守弃问题。多数人主张不守南京，或只以少量部队作象征性防守。只有唐生智力主守卫，他说：“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唐生智在守卫南京的思想为蒋介石接受之后，又以带病之躯，主动承担了防守南京之责，当面向蒋保证：“临危不乱，临难不苟”。唐于11月19日接到蒋介石任命的手令，20日就南京卫戌司令长官职。他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唐之就职，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其战斗勇气，殊属可贵。
唐生智统率的南京卫戌部队共有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约15万人。他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守军分为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两个层次配备。激烈的战斗，首先在大胡山、淳化、牛首山、光华门等处进行。守军英勇拼搏，使敌伤亡极众，尸横遍野。
9日正午，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利用飞机，在南京上空撒下了《投降劝告书》，规定中国军队须于次日正午在中山门外步兵哨所接洽投降，否则，即对南京城发动总攻。唐生智完全无视日军的劝降，于9日傍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下达了“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的命令，并将一切渡船收缴，准备背水一战。日军劝降不成，恼羞成怒，于10日下午1时，开始对南京城实施总攻击。
唐生智率军，在紫金山、杨坊山、光华门、中华门等复廓阵地，与日军进行了更为猛烈、悲壮的战斗。在城垣多处被突破的情况下，唐又下令各部队“增厚城防、作巷战准备”。11日，蒋介石连发“真侍参”和“真戌侍参”两电给唐生智，命令：“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下午，唐生智根据蒋的指示，向各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书面撤退命令的原则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但在会议上，唐忽又口授命令，规定教导总队及其他4个师也可渡江向滁州（今滁县）集中。唐生智在撤退的组织实施上，匆忙紊乱、朝令夕改，以至数万官兵滞留江边与城内，惨遭日军杀害。他自己也只好在当晚9时，于乱军之中，乘轮渡江，坐一辆沾着牛粪的板车，狼狈撤离到江北。
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以带病之躯，挺身而出，率军守土抗敌，并毅然拒绝敌人劝降，这是不容抹杀的功劳，不愧为一名抗日爱国将领。但是，他指挥失误，战略呆板，撤退不善，又给中国军队和战事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八、参加和平起义倒向革命一边
唐生智以他独特的平静和热情，度过了多难的抗战时期。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就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难忘时刻，蒋介石已经在调兵遣将，将兵锋直指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唐生智身居重庆，静观局势，深为忧虑。于是，他毅然拒绝了蒋介石委任的西北行政长官要职，以“奉母归里”为由，率全家返回东安。
在风雷激荡的形势下，唐生智的思想也在迅速变化。1948年春节期间，他利用刘兴、周斓等老部下前来拜年的机会，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守转入了战略反攻，指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他发起组织“同人会”，誓以坦白真诚。互信共信，响往真理，追求进步之精神，为建立真正和平、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948年3月，行宪国大召开。唐生智是东安县选出的国大代表，蒋介石又亲电邀请，但唐却以“修母墓茔”为名，拒绝出席。11月中旬，唐生智在去南京见蒋途经上海时，通过其弟唐生明的关系，会见了中共上海市工委负责人吴成方与地下民革领导成员郭春涛。这次会见，促使唐由反战主和走上了决心起义的道路。
1949年4月底，唐生智应湖南省主席程潜之邀，去长沙共商举义大计。唐、程连日紧张与各方人士磋商，对许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5月2日，湖南省参议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公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唐生智致词说：“以天下人为朋友，湖南为救命而团结，能团结自救则存，不能团结自救则死。除了团结自救，没有第二个办法。”会后，唐悉心组织和平自救运动，负责编组地方武器，实行自保自救，并串联湖南部队反对内战，对桂系部队进行策反工作。
湖南解放前夕，以金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湖南地方代表团于8月初进行了谈判，唐生智派生明为代表出席。4日，由程潜与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领衔，湖南30余名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由唐生智领衔，湖南100余名各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支持湖南和平起义。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接着，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唐生智被推为委员会委员。
10月10日，东安解放。唐生智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过去，迎接这生命中新的历程。唐生智在东安迎接了家乡的解放之后，仍继续在湘南做策反工作。他在11月，终于又配合中共地下党，策动了湘南国民党军欧冠、曹茂琮部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智先后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南省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直肠癌复发，经救治无效，逝世于长沙，享年81岁。
唐生智在中国社会处于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一边，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他总结自己数十年军政生涯后作出的正确抉择。湘省的和平起义，避免了战火的恶性破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不必要损失，不仅是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而且对于促进华南、西南、西北的解放，有着深远的影响。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记下了唐生智在建国前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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