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参与过两湖战场具有关键性的一些战役并督师河南；在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尽管他大部分时间征战在外和留驻武汉，但一直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对农民运动未予干涉；当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他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统兵东下安徽，威胁南京，“要求蒋介石下野”；在蒋介石于1927年8月中旬“退隐”奉化后，唐自己也在同年11月被南京“西征军”赶下台而亡命日本。从上述情况看，唐生智似乎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左派。可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中，曾将“暴动打倒唐生智”列为宣传鼓动口号的第一条。这样说，唐生智又好象是当时的国民党右派。因此，如何评价当时的唐生智，并不单是对他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问题，也是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时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所以本文试图作一评述，以求教于同志们。

（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唐生智可说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在“一战”时期经历了由“向左跑入革命派”和“向右跑入反革命派”这样两个鲜明的阶段。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辛亥革命发生时，在长沙参加学生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为湘军第四师师长，不但深为赵恒惕所器重，就连吴佩孚也对他“待为上宾，留在家里吃饭，同看军队出操”。很明显，如果不是后来斗争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唐生智是不会参加国民革命的，更不会成为武汉国民政府显赫一时的军事首脑。

唐生智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1924年1月，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5月，又在黄埔创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从此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势力蓬勃兴起。1925年因“五卅”惨案而爆发的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更大大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国民政府因而于这年7月在广州成立，为出师北伐和深入开展国民革命准备了条件。这年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秘密成立，选举了第一届执监委员，其中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著名共产党员夏曦、郭亮等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负责人，他们积极组织全省人民开展反英、反日、讨吴、驱赵斗争，迎接北伐战争。

面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崛起和湖南人民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高昂革命情绪，唐生智逐渐感到不能老是依附赵恒惕。为了适应形势，他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利用所部多驻湘南并自任湘南善后督办的有利条件，积极扩充势力。他在衡阳“专心致力于训练队伍，并办军官讲习所，……除选调一部分连排长来所受训外，另吸收一部分青年学生，予以训练，作为充实基层干部之用”。同时，唐还利用“水口山的矿砂蕴藏丰富，由湘南善后督办署派人经营开采……，出卖矿砂的收入，仅以小部分解省，大部分截留，作为买枪费用。”第二，他陆续派人到广州，摸南方革命势力的底。他的弟弟唐生明，“当时在旧制中学还未毕业，也被送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受训”。在“1924年到1925年间，广东政府与唐生智之间，已有信使往返，建立了初步联系”。第三，当共产党人向他“做了许多工作”，“希望（他）早日参加国民革命的行列”时，他既不拒绝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又不公开支持湖南共产党和南方革命势力，而是在赵恒惕和革命派之间周旋。为此，他会见过夏曦、郭亮，又指定邓寿荃、邓介松两人与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易礼容等保持联系。这引起了赵恒惕的警惕。1926年春，赵恒惕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所谓禳灾祈福的金光明法会，名义上是召集各师师长来长沙参加法会，实际上是想诱捕唐生智。唐因“怕吃眼前亏，没有应邀参加”。在这前后，赵恒惕还曾借口召开财政会议，邀唐生智来长沙，唐也托词没去。

1926年春，湖南人民反英、讨吴、驱赵斗争的进一步高涨，是促使唐与赵决裂的关键。

这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确定了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要求“加紧在北伐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湖南党组织便于3月2日发动各界再次在长沙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湖南省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请广州国民政府立即出兵北伐。为了张扬民意，各界代表公推谢觉哉等四人向赵政府请愿。当时赵恒惕名为湘军总司令，其势力并不雄厚。湘军共四个师，一师贺耀祖与二师刘鉶，势力均较薄弱，势力较大者为叶开鑫的三师和唐生智的四师。叶开鑫虽是赵恒惕死党，但所部多驻湘西，一旦省城有变，远水难救近火。赵恒惕的靠山吴佩孚此时又正与奉系军阀联合，夹击北方的冯玉祥部，无暇南顾。正由于这样。唐生智“有取赵而代之之意，群众亦即联合唐部进行驱赵活动”。3月8日，唐生智令所部第十五团自宜章、郴县向衡山开拔，逼近长沙。同时，自衡阳急电赵恒惕称：“现因郴宜米贵，给养困难已极，特调第十五团驻衡山，以便就食，且资整理。敬恳钧座移节衡山，检阅该团，并面授生智以整军防边机宜。”赵恒惕接电，恐慌万状，所属官员多闻风逃走。湖南各界人民见唐部有驱赵举动，赵成了孤家寡人，就于3月9日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络长沙各群众团体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市民大会，一致通过“对湘局主张之二十四条”，公开提出“打倒赵恒惕”、“取消省议会”、“请国民政府北伐”、“释放工农领袖”等纲领，选举周以栗等组成“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组织全省人民起来驱赵。唐生智见此情景，便于10日发出一个附和民气的电报，调子比八日的电报硬得多，公然提出三事责问赵政府，要赵立即答复，终于将赵逼走，唐遂于15日“带着李品仙的第八旅来到长沙”，达到了“取赵而代之”的目的。

此时的唐生智仍不能说是革命派。唐入长沙后，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曾于当日将3月9日长沙市民会议议决之“二十四条”交给他，请他接受和公开发表对湘局意见，并迅速出兵讨吴和解散赵的省议会。而唐“此时犹心存观望，对赵政府及赵的省议会和各军官不愿有所变动，不愿即就代行省长之职，仍以督办名义令省政府各司照常办公，还表示‘欲收官绅充分合作之效’；表示维护‘宪法’，保护由‘省宪’产生之省议会”，甚至还“下令‘防范毁宪市民’”等。唐生智与革命派的驱赵，是协力而不同心的。

唐生智到达长沙不久，“即电邀贺耀祖、刘鉶、刘重威等旅长以上军官来省，共商善后事宜”，想既不倒向南方革命派，又不倒向北方反动军阀，大家都来“拥戴”他唐生智统治湖南。但这个“合作”没有搞成。军阀叶开鑫一面令其一部军队开往岳州，一面令其驻湘西的两旅向宝庆一带集中，对唐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第二师刘鉶及各师亲赵军官亦暗中组合，进行反唐活动。唐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地位，不得不于3月25日正式就任代行省长职，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第二师师长刘蜘、秘书长肖汝霖、旅长唐希扦及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蒋锄欧等，并于同日令所部第四师向驻在湘阴、新市、桃林及岳州一带的叶开鑫部进击，将叶军赶往鄂南通城。

正由于唐生智入长沙后思想游移，在“附南”还是“附北”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而湖南的战略地位和唐的政治态度在南北战争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1926年3、4月间，唐生智成了广东国民政府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争夺对象。唐从衡阳到长沙刚就任代理省长，吴佩孚就派谭道南到长沙，要唐“宣布‘讨赤’”，“或者率部回驻湘南，并让叶开鑫部回到湘西原来的防地，恢复赵恒惕被迫出走以前的状态”，以阻止南方革命势力往北发展。广东方面也先后派白崇禧、陈铭枢和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与唐联系参加北伐的问题。”以后由于吴佩孚“兵临城下”的威胁，使唐生智必须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间作出抉择，再也不能徘徊下去了。

　（二）

1926年4月中旬，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在北方打败冯玉祥后，转而图南，组织了所谓“讨贼联军”，纠集豫、鄂、赣军队及湘军叶开鑫、粤军谢文炳部，声言“讨赤讨粤”，以阻挠南方革命势力。吴见唐生智不可靠，遂令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先行攻湘。又令宋大霈、余荫森、孙建业、王都庆、唐福山组织三路“援湘军”入湘，想胁迫唐“附北”。从4月20日开始，余荫森旅同叶开鑫部进攻湘北的岳州、平江、湘阴；王都庆部从鄂西进袭湘北的澧县；赣军唐福山（皖系）会同粤军谢文炳部自江西进窥湘东的醴陵；原留湘西辰州、武冈的叶开鑫之邹振鹏、刘雪轩部则攻击宝庆。唐见腹背受敌，于4月30日全线整队退向衡山、衡阳。叶军于5月2日复占长沙，随后又乘胜向南进逼，抵达衡山、湘乡、湘潭一线。

唐生智在被反动军阀压迫而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感到“中间路线”走不通，便倒向革命，急请广东派兵入湘。南方革命势力乃于5月5日派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和第七旅胡宗铎部先行入湘，抵达湘南永州一线。唐生智见后方巩固，即以全力收复宝庆，并于9日攻下湘乡，直逼湘潭。此时，衡山、衡阳、醴陵、攸县、宝庆、岳阳、临湘各处农民在讨吴行动委员会及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大力进行了援助唐军和打击吴、叶军队的活动。如为唐军侦察敌情、运输辎重、破坏电线和铁路等等。与此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又派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和叶挺独立团入湘增援。正是在这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唐生智于6月2日在衡阳正式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受广东国民政府委任的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职并兼理湖南民政。于是，唐在衡阳成立了湖南省临时政府（唐任主席），宣布取消“省宪法”，讨吴、驱叶，积极联合北伐各军进行北伐。这一些，对唐生智来说，是政治立场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

唐生智率五万余人枪投入革命营垒，使南方革命势力大增，有力地改变了当时南北抗衡的局势。吴佩孚见北伐战争形势紧急，遂倾巢而出，又以董政国、陈嘉谟、陆沄等四旅之众，组织所谓“第四路援湘军”，进入湘北岳阳、平江、湘阴一带；令刘玉春率所部精锐第三师守鄂南，节制各路“援湘军”；海军第二舰队亦参加“援湘”战争，进入洞庭湖内。

唐生智既已投入革命营垒并且又有工农群众的支持，他对吴佩孚的调兵遣将并没有畏惧。7月5日，他以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组织国民革命军第四、第八两军同时向吴、叶各军进攻，全力向北推进，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此开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扫荡两湖，势如破竹。其功劳当然应归于北伐军革命战士的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特别是叶挺独立团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英勇善战，纪律严明，为北伐的节节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应归于两湖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的大力支援及苏联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但是，从军事指挥方面来说，唐生智作为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运筹帷幄，也是立下了功劳的。正由于此，唐生智声名大振，获得了革命人民的拥护：1926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唐生智被选为第二届执监委员；1926年12月，成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唐生智是组成人员；1927年3月，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是政府成员、军事首脑，又是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国民党代表。

几个月前还徘徊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唐生智，一跃成了国民革命队伍中的得力人物。但他既不象宋庆龄、邓演达那样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又不象蒋介石、汪精卫那样是道地的国民党右派或假左派真右派，而是比较典型的国民党中派人物。他的政治态度，是随着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看出来：

先看他对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为了实行军事独裁和准备公开叛变，1926年冬在北伐军攻下南昌后，就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南昌召集会议，整编军队。唐生智参加了这次会议，发觉“蒋私心很重”，“从此就对蒋不满”。可是，因当时哪派得势胜负未定，唐生智并没有流露出对蒋的不满情绪，他照样执行蒋介石的决定，撤消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成立第四集团军，下辖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副军长叶琪）、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副军长周斓），唐任总司令，回武汉坐观形势的变化。

这年冬，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诸人到了武汉，掀起了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斗争，接着开展了以“迎汪复职”（当时对汪精卫的本质还缺乏认识，对他存在幻想）和反对迁都南昌的运动，使反蒋浪潮澎湃于武汉三镇。此时唐才开始流露对蒋介石的不满。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等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诸人的共同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重要决议案、宣言和训令。唐见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势力迅速上升而共同掌握了武汉革命政权，就进一步倒向左派一边，表现比较坚定。“宁汉分家”的局面出现后，武汉政府处于东有蒋介石，北有张作霖，西有杨森，南有李济深、陈济棠的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不利。在军事上拥有最大势力的唐生智，此时的表现是好的。他未执行蒋介石要他“讨伐武汉方面的共产党”的“密令”，而是坚定地执行武汉革命政府的决议。1927年4月19日，他又毅然于武昌东湖誓师，率所部第四集团军及贺龙独立师和张发奎的第四军等部，由武汉沿平汉铁路线向河南进军，迎击进军河南的张作霖，并争取同冯玉祥的部队会合，以扩大革命根据地，打破反革命的包围。

再看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唐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逐步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在湘南任督办期间，曾创立过“挨户团”，把农民丁壮按户编练并用梭标、鸟枪、马刀之类武装起来，想用以为自己服务。1926年7月，“唐任湖南革命政府主席后，欲以此代替其他各县团防组织，但施行不广”。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执监委员夏曦、谢觉哉、熊亨瀚、周以栗等的领导下，农民运动的发展大大突破了唐生智原来所意想的框框。尤其是通过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和毛泽东同志返湘考察农民运动后，湖南农民运动形成高潮，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五百多万人，并公开“成立农民自卫武装”，在广大乡村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唐生智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是不可欺的，所以，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尽管不符合自己的意愿，但他与武汉的顾孟余、谭延闿不同，与南昌的蒋介石、张静江更不同，他没有赤裸裸地攻击农民运动。甚至到蒋介石背叛革命，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已退出革命统一战线而投入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时，他对农民运动也不公开表示反对。1927年4月下旬，唐在率部去河南讨伐张作霖之前，由他一手提拔的国民党右派、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在他面前大肆污蔑农民运动，“将湖南农民运动无法无天的情况向他详细报告过，问他怎么办”，他仍然不表明态度，只是要何键“有事和汪先生（指汪精卫）商量”。

后来，何利用唐去河南前线的时机．曾在汉口邀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清党反共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第四集团军的李品仙、叶琪、周斓及鄂军反动军官夏斗寅等人。当有人提出第四集团军“自己有部队驻在汉阳，何不就在武汉三镇动手？”时，何键不赞成，李品仙更不敢负“首难之责”（李当时兼武汉卫戍司令）。“原因之一是此刻大家对于唐总司令对反共清党的态度都不完全了解，怕闯下大乱子没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马日事变”前夕，何键派余湘三回湖南策划军事叛变。余“将何的清党反共阴谋详告张翼鹏”（张为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部总参谋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唐生智出湘北伐后，一直委张为省政府军事厅厅长并代行省主席职权），请张以省代主席名义调驻在长沙的第四集团军警卫团团长周荣光“听用”。“张翼鹏对何键的叛变阴谋虽衷心赞同，对余湘三的奔走策划极力支持，但同样也摸不清唐总司令的真实态度，怕他泄露秘密，影响自己，因此不敢下命令要周荣光来干这个罪恶勾当”。当年国民党右派在策划阴谋时对唐的这些顾忌，正好证明：唐生智在“四•一二”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还并没有倒向右派一边。

（三）

唐生智由“中派”逐步倒向右派一边，是从湖南“马日事变”之后开始的。1927年5月21日晚，在何键派驻湖南的军事叛变代理人余湘三等人的策划下，驻扎在长沙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和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人，率兵一千余人，分途袭击省市党部、省工会、农会、党校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机关，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革命群众一百余人，是为“马日事变”。5月24日，在长沙正式组织“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篡夺国共合作后成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推举仇鳌、彭国钧、许克祥、肖翼鲲等所谓“真正国民党员”为委员，宣布脱离武汉政府，服从蒋介石命令，通令恢复全省的团防武装及都团组织，令各地土豪劣绅武装摧毁农民协会，捕杀农工群众。当武汉国民政府派谭平山、邓介松、陈公博、彭泽湘等偕同苏联顾问鲍罗廷来湘查究事变真相时，也被他们赶回了武汉。

唐生智看到继“四•一二”之后，湖南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居然也获得了成功，反共已成定局，所以他在“马日事变”后尽管“也有电来省，说是要坚决维护三大政策”，但其政治态度已开始明显地向右转了。谭平山等被逐回武汉，唐生智就将大革命高潮时期留在湖南的代理人张翼鹏涧回武汉，委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从武汉回湖南任军事厅长并代行省主席职权。周斓于5月26日赶到长沙后，一方面令许克祥立即率部开往湘潭、湘乡一带，一方面对其他叛乱首要分子进行安抚，说什么“事情全是许克祥搞的，与你们无关”。6月1日，周斓以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的名义，发出通缉李维汉、夏曦、郭壳等共产党湖南领导人的通电，使猬集在长沙的各色反动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6月9日，“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在长沙举行所谓各界欢迎周副军长大会，通过了十多项反动决议，“公推”周斓为“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委员，要求他以“实力”参加“救党运动”，还明目张胆地要求周以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名义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自此之后，湖南进入了空前的反革命恐怖时期，从现象上看是周斓干的，似乎与远在河南的唐生智无关。但是，从“马日事变”前第四集团军反动军官们在策划军事叛变时对唐生智的顾忌中可以看出，周斓如果没有得到唐生智的默认和支持，他作为代理省主席，是决不敢如此大胆妄为的。

唐生智的政治态度此时已开始向右转，还可以从他在郑州会议中的表现看出来。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为着所谓“调解宁汉纠纷”，和唐生智及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在郑州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武汉政府北伐军全部由河南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的军事完全由国民军担任。唐生智不但是这次会议的积极参加者，也是这次会议的坚决执行人。他在“郑州会议”后立即召集第四集团军军、师、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明当时国内形势，会后即将部队全部撤回武汉”。反动军官何键，这吋也就一反“马日事变”前的那种“怕唐老板不支持”而不敢跑向前台反共的姿态。他肆无忌惮，于6月29日向所部三十五军发布部队与共产党分离的反共训令，并开始拘捕和惨杀共产党员，为“宁汉合流”铺平道路。

不过，唐生智毕竟同何键等右派有区别。这可从他在“宁汉合流”前夕的“七月返湘”举动中看出来。1927年7月初，唐生智以“解决湘事”为名，从武汉回到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一听唐生智要回湖南，深怕会“要查办他，又把部队带往郴州，投奔范石生”去了。这说明右派当时还是怕他的。唐生智回湘时，市“救党委员会”受“省救党委员会”的指使，曾贴出过“欢迎唐生智同志返湘清党铲共”、“欢迎唐生智同志领导救党运动”等反动标语。这说明右派当时又是衷心拥唐并想获得唐的支持的。可是，唐生智尽管在省政府的职员大会上也大肆指责“农民协会的举动太过火”，使右派“安了心”，但他不仅没有公开支持“救党委员会”，而且解散了“救党委员会”，把仇鳌、肖翼鲲等无聊政客和许克祥等民愤极大的反动军官撵走，在“救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当然，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变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这是湖南国民党领导班子的质变：前者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掌权；后者是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不过，“改组委员会”毕竟比“救党委员会”多少要好一点。正因为这样，唐生智回湘后，湘事在表面上暂时和缓，唐本人也仅在湖南停留几天就仍返武汉。

唐返汉后，宋庆龄、邓演达已被迫离开武汉出国；中共中央也于7月13日被迫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党员退出政府并发表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汪精卫于7月15日举行所谓分共会议，正式背叛革命。在由湘返汉的这段时期，唐生智一直是跟汪精卫跑的。他以自己的十数万军队作为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军事支柱，参与了“宁汉合流”的罪恶行动。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唐生智是7月中旬“宁汉合流”的积极参与者，为什么他在8月又有“东征讨蒋”之举呢？这是因为，当时的所谓“宁汉合流”，只是宁、汉之间在背叛国民革命、镇压共产党这一点上合流了，但汪和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立即消除。唐生智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汪精卫当时极力主张倒蒋，我和张发奎都是拥汪的。”“当时张发奎的部队已经按照汪精卫的意图开到广东，我早已答应了他共同反蒋的，不能自食其言”，“自应采取一致的行动”。就是说，唐生智此时的“东征讨蒋”，与“四•一二”之后武汉革命政府曾一度筹备的“东征讨蒋”不同，算不上是革命行动。或者说，唐生智的八月“东征讨蒋”，只是和汪派站在一起，为汪派出力罢了。

谈到这里，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唐生智是“一战”时期的国民党“中派”人物，为什么到秋收起义时他竟成了湖南革命人民切齿痛恨的对象呢？大家记得，“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的工农革命群众为了反击敌人的屠杀并夺回长沙，恢复全省的革命组织，在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农会柳直荀等同志的领导下，长沙附近各县曾组织了十万农民军围攻长沙。正当农军可以一举攻下长沙而扭转局势时，陈独秀竟以“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武汉国民政府翻脸，这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武汉”为由，下达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的可耻命令。农军执行命令而撤离长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组织观念，另一方面也确有一部分人在当时对唐生智还存在幻想。可是，农军撤退之后，省政府镇压工农的嚣张气焰有增无减。特别是唐生智亲自回湖南后，虽然在形式上解散了“救党委员会”，赶走了几个十分露骨的反动军官和无聊政客，然而反革命的罪行却愈演愈烈。当唐生智回武汉后，为唐所遥控的湖南省政府竟下令各县大办团防，发给团防枪枝，颁布“清乡”条例，划全省为十区并分区驻军“清剿”，导致工农群众被“日杀数十人，尤以醴、浏两县的屠杀最为惨酷”。这样，当醴陵、浏阳等湘东农军参加秋收起义时，他们要求“暴动打倒唐生智”，这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