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上。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一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一）
自立军起事背景，论者或曰保皇，或曰革命。其实情况远为复杂，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
发动两湖地区会党武装起事，最初是兴中会的计划。1899年，孙中山派史坚如往汉口，“晤各党豪客并湘鄂问志士，莫不倾结”，又派毕永年与日本人平山周赴湘鄂考察哥老会实力，据其“各龙头多沉毅可用”的报告，决定在湘鄂粤同时起义。是年冬，哥老会渚首领至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以孙中山为会长，预谋克期大举。孙中山遂遣各首领回国候命。
但此计划旋遭保皇党破坏。康梁此时正谋起兵勤王，梁启超见会党与兴中会建立关系，急切催促康有为设法，恰巧会党首领因缺乏资金与孙不谐，康遂“厚赆之”，“哥老会复与孙文离”。康有为又在华侨中募得巨款，以两万元交唐才常，商定由唐联络哥老会在两湖起事。这样，保皇党挖了兴中会墙脚，并借以制定了自己的勤王计划。
兴中会的计划被康梁破坏后，孙中山又在日本镰仓开会，仍决定于长江、珠江同时举事。主持长江方面的吴禄贞、傅慈祥无从着手，听说唐才常得到康款，便通过其好友毕永年劝他“殊途同归”。唐当时“大为感动”，“决心脱离保皇党而同兴中会革命”，即由毕介绍与孙相见，讨论起兵事，孙中山认为可行。吴禄贞等遂决定与唐一道回国筹划，保皇党对此未表示反对。
计划的最后落实，可以1900年春梁启超在东京为唐才常等归国举行的送别会为标志。此会十分重要，但意义常被忽略。不仅孙中山亲自出席了这次送别会，而且归国者除唐才常外，其余吴禄贞、傅慈祥、林圭皆是兴中会员。席间，“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以示彼此一致的决心”。显然，至此，起事计划已成为各有目的的两种力量的一次联合行动方案了。
两派所以能达成联合，是与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分不开的。当时，康梁在海外仍有相当强的影响，不少华侨视之为“志士”，因此纷纷参加保皇会，并大量捐款资助，其实力比革命派仍占优势。但“保皇党多官吏，而起义人材不能不联合革命党及留学生”，革命党人肯于参加，正好被其利用，他们当然欢迎。
兴中会当时正处于最困难阶段，资金尤感匮乏。因此，对唐才常所得康款也有不小的兴趣。但除物质原因外，主要还在于理论的不成熟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尽管保皇党人一再破坏，革命者仍热衷于联合。1899年冬檀香山兴中会的被破坏，即是因孙中山轻信梁启超“矢言合作”所致。此次抱“殊途同归”之望，主动参加康唐联盟，其原因仍在于不认识革命与保皇根本对立的实质。
总之，双方初因宗旨不同而离异，终因相互需要而结合，形成以唐才常为中介的孙康联盟，这就是自立军事件的真实背景。对唐才常和自立军的活动，必须放在这一特定背景下考察。
（二）
唐才常在这个组合体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他在哥老会中威望颇高，双方都竭力争取。康梁要他充当自己的“徐敬业”，完成复辟大计，革命党想通过他将此事转为反清起义。唐才常的抉择具有重要影响。
在起事筹备阶段，双方都展开积极活动，唐才常曾有过几次摇摆。
回国后，他先与林圭等在上海创立正气会，“暗中进行反清活动”。康有为随即以资助经费为手段施加影响，使正气会“宗旨乃稍稍易”，其宣言虽表示反清，却又声称“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不久即从康命，更名正气会为自力会，以明“挟藩勤王”之志。6月，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容闳任会长，唐才常为总于事。“会中各省文武官绅甚多”，文廷式等帝党名流是其中坚，实际已成为保皇党的国内活动中心。国会又联合哥老会设富有山堂，康梁皆为付龙头，而以大力联系会党的革命党人林圭、毕永年仅得总堂职务。在这两个机关中，保皇党都抓到了主要领导权，唐才常则与之关系密切。
康有为踌躇满志，6月6日给各埠保皇会信中称：“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将来迎上南迁”。似乎拥立光绪已不成问题。
革命党人则在两湖串连会党，筹建武装。吴禄贞“联合会党，造成潜势力”。林圭“出入险阻，纠集会党渠魁”。并运动清军将士。傅慈祥从日本购置武器，又联络同学操兵柄者数十人。另有兴中会员戢元丞“不露头角，回湘鄂阴为指示革命党联合动作，与保皇党共同举事”。6月，义和团进京，局势紧张，起事步伐加快。唐才常至汉口筹划军事，在林圭等人活动基础上正式组建自立军。此时他同革命党人有较多接触，态度也与在上海时不同。
首先，与国会关系疏远。起事失败后，国会重要成员阴亭等曾攻击起事时机不当，说“新党不应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可见国会实际并未参与制订起事计划，更未行使其领导权。
其次，唐才常的不少行动也未听从康有为指挥。龙泽厚是康派来的联络人，但唐才常与他屡生龃龉，“其后才常势益盛。凡事不使泽厚知”。
相反，他对革命者却相当信任。自立军分中左右前后五军，布于湘鄂皖赣各重要地区，唐才常自任总司令，各路统帅七人中无一保皇党徒，而随他归国的革命者吴禄贞等都列名其上。中军为本部林圭统之，会中称大帅，地位仅次于唐。
孙中山于起事前又派人来联系，约定“在广州、惠州同时起义，以相策应”。革命党方面显然认为，反清革命的目标实现在即。
保皇党也看出自己预谋落空。康有为“知唐通孙，电上海截留其款项”，给自立军致命一击。龙泽厚与唐才常发生争吵，“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从背后补上恶毒的一枪。这表明，康梁已将唐才常视为异类。
但这并不意味唐才常有了根本的转变。起事前，革命者为明宗旨，要求删除国会宣言中的忠君词句，唐才常执意不肯。至大通前军发难，更贴出“讨贼勤王告示”，赫然宣布“请光绪帝复辟”。最激烈的革命者先后与唐决裂。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毕永年“以勤王光复相与辩论一昼夜，卒以宗旨不合，痛哭而去”。吴禄贞“见此布告，慷慨赴日本复学”。
至此，以东京送别会开始的联合行动，已以革命派出走、康有为扣款为标志相继告终。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既因其革命而被保皇派抛弃，又因其保皇而被革命派抛弃的唐才常及其同志，孤零零地站在台前，演出了这幕悲剧。举事原定在7月15日，因待康有为海外资助，屡告愆期，最后定于29日在武昌、汉口、汉阳同时发难。而大通前军因军情阻隔，仍按原计划准备，13日谋泄，遂于15日起事，苦战七昼夜失败。汉口总部未及发动，即遭张之洞镇压。28日，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慷慨就义，张之洞大肆搜捕，两湖维新志士二百余人殉难。
为什么唐才常要坚持反清与忠君并存，致使起义未能按任何一方的意愿进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追溯其思想道路，探求他思想矛盾的渊源。
（三）
唐才常186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寒儒生家庭，早期家境艰难，事业无望，使他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1895年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的刺激使他痛感清政府腐败无能。同年他考入两湖书院，于读经书之外，并悉心研究各国政治，变法维新的要求于是萌发。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也正在兴起，因得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上层人物倡导赞助，进展很快，各种新事业纷纷兴办，新式企业应运而生。以长沙论，戊戌前已发展到“省垣居民三万有奇，商户居其大半”。唐才常也与好友谭嗣同共同经营了几处煤井、钱庄。
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先进思潮的向往，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推动唐才常以极高热情投身于维新活动，成为南学会等主要维新团体的骨干。他撰文著述，慨然以新兴力量的代言人自任，不仅要求在经济上“保障士绅工商种种利益”，而且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暴秦而降，恃压力之重，私天位之宅……天地惨怛，日月晦冥，于斯剧矣”。他宣告向封建统治者发起攻击完全是正义的，说：“予痛悉其利弊，为天下告曰：……扃鐍天下者，天下盗之矣；愚罔天下者，天下暴之矣”。中小资产阶级对封建重压的感受和追求自我发展的要求，从历经坎坷而又深于思索的唐才常反映出来，带有明显的急进色彩。然而，直到戊戌变法，唐才常未曾提出反清口号，他那对二千年专制毫不容情的批判笔锋一转向清廷，就变为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圣清受命，仁德如天，网罗大驰，士气宽和”，他“力主文明进比”，未能从康梁改良派中独立出来。
唐才常政治思想的这种状态是和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稍加考察即可看出，倾心改良，正是那时湖南中小资产阶级的普遍状况。他们的幼稚软弱性决定了对母体的依赖，不得不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旧统治的“开明”和“宽容大度”，因此湖南当时就有“康梁之言盈天下”之说。改良思潮在当时虽是进步的，但从开始之日也便隐藏着妥协的基因。唐才常在其中汲取思想力量的同时，也感染了他的隐疾。
戊戌变法开始，唐才常的幻想达到顶点。他说：“变自上者顺而易……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于是买舟北上，准备应谭嗣同之请入京参预新政。
变法失败造成唐才常思想的又一转折，尤其受到至友谭嗣同死难的强烈刺激，”用是弥切九世之仇，以革命实行家自任”。他们的企业被顽固派彻底搞垮，更使他无所留恋。正是在这一转变基础上，他与革命派结成了联盟。这一行动，是国内资产阶级中下层开始转向革命的先声。
但对唐才常来说，要走向革命还有难以挣脱的羁绊。首先，有个人的因素。戊戌变法中，光绪曾据谭嗣同荐，欲召唐才常重用，虽因政变未果，但他“感圣主一日之知，固以誓死以报之矣”。
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停步。真正的问题是，唐才常所属的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大多数群众还远未成熟到能够起来革命。清廷的反动引起的不是反抗，而是“只黾勉从命，无忤逆于当道而已”，曾活跃一时的湖南维新团体政变后“会员四散，杳焉无由知其消息”。唐才常不可能不体察到这一现状，他在与革命者的多次辩论中曾流露出隐衷：“满清之网罗正密，民党之反动尚未足以寒其胆而使之敛手……且中国有数千年之习惯，即满清亦有三百年驯伏，非籍忠君爱国之名词不足以鼓动天下”。这种思想是反映了本阶级当时的实际觉悟水平的。例如，自立军事起，大通合埠商人立即散发传单表示拥护，说：“自立会……其宗旨为讨贼勤王，不比寻常土匪滋事，我等其为感激，为此特此通知，免至他处居民纷纷逃避”。身后赖以支持的力量如此，作为一个急于展开实际斗争的政治家，不可能独自走得太远。唐才常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步调，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实际上只是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寻求妥协，陷于停步不前。
1899年，唐才常曾会晤康有为，陈说孙康二派亟宜团结合作的见解，被断然拒绝。但他未放弃努力，在自立军计划中，两派通过他互相利用，而他则真诚地想把双方联合起来。他“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种保国”，曾被一些论者斥为“两面派”，其实不是他故意玩弄狡诈手法，而是他内心矛盾的真实反映。
此外，保皇党“名为保皇，实为革命”的宣传，对唐才常也有恶劣影响。他拥护这个模棱两可的口号，以为它可以将保皇与革命兼容并包起来，其实这种虚假的解决矛盾方式必然招致失败。
还应指出，矛盾是在革命派很不成熟的背景下展开的。令人惋惜的是，当唐才常已经倾向于革命时，却未能从革命派那里得到应有的推动。他们只注重发展武装，忽视了对唐做进一步争取工作。当时已有人问戢元丞：“唐佛尘（才常号）之宗旨究竟如何？……既标举皇上为题，又如何孙公与之结合，派君迅来？”戢元丞说：“用保皇会名义出面，利用军资耳……子无疑”。这表明革命派对唐的思想脉络缺乏认识。即使在分歧公开后，革命派也拿不出有力武器，从理论上战胜改良主义。他们所能采取的最高斗争手段，只是最软弱的简单决裂，一走了之，从客观效果看，实在近于对唐才常的抛弃。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唐才常终于未能完成向革命的转变，于是造成了深刻的悲剧：就义前，他遗弃了起义的全部实质内容，而向皇帝表白心迹，高呼“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谋保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而已”。有人以此作为唐才常立场反动的确证。我认为，应该把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他毕生的言行结合起来研究，应该说，唐才常身上既有惊人的英雄气概，也有卑怯的奴才气息，但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
（四）
纵观自立军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向革命转化而未完成质变过程的横截面。在革命与改良关系极为复杂的时代，它必然是许多力量交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表现为某种单一的性质，我们应该加以具体地历史的分析。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它对清廷的关系。而在于对革命和改良运动嘶造成的影响，这远远超过事件本身。
参与起事的三方面都失败了，但后果是极不相同的。
激进改良派在又一次严酷事实的教育上，开始与保皇党决裂。秦力山“对康宣布绝交”，在日本创刊《国民报》，“高唱民族主义，风行一时”。陈犹龙等事败后亡命东京，“群向梁启超算帐，梁不胜其扰，竟迁居横滨避之”。陈犹龙与章太炎发起成立支那救国会。其他如龚超、黄兴、汪子厚等人，以后都转入革命运动。正如《庚子武汉首义烈士墓碑》所说：“躬与是役而未死者，其后皆卓然有所树立”。起事的失败，成为一批激进改良派走向革命的起点。
革命派从失败的教训中觉察到自己的弱点，开始注意划分敌我友的营垒。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乙未（1895）庚子五年间……有保皇党发生，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廷尤甚”。从他后来与秦力山“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可见，他是没有忘记汉口之役的教训的。“然庚子者，则固可以断为勤王、革命一大鸿沟也”。随着革命派的逐渐成熟，1901年，两派的最初论战就开始了。
保皇党是实实在在地失败了。“康有为自经此败，深自晦抑，西游欧洲，不复谋革命”。“保皇会从此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未几易名帝国宪政会”。
我认为，对唐才常的评价也应当从同样的角度出发。不能把他简单归于革命或改良某一类人中。他是从后者向前者转化的过渡性人物，因此兼有二者混合的属性。他的思想矛盾是时代从改良向革命演进的初潮的反映，尽管未走出关键的一步，但他转变的方向与历史潮流是一致的；而种种顾虑、徘徊，则是前进过程中复杂性、艰巨性的生动投影。他的活动表明，从改良到革命是曲线的发展，他以自己的失足标出了路边的深坑。后来的革命刊物《浙江潮》曾评论说：“当戊戌之际，康梁谭杨等伏阙上书……其意欲平和改革也。政府以为未足，执而诛之，以造成唐才常等数十辈。然唐才常等虽实能行流血主义，而其名犹曰保皇也。政府以为未足，执而诛之，俾以造成数万民党。”在推动时代潮流的发展中，唐才常的牺牲与谭嗣同的死难有同等意义。
因此，可以说自立军和唐才常活动的失败换来了历史前进的一步，这失败是可纪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