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年的庚子自立军之役是唐才常领导发动的。唐才常（1867——1900）原为清末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与谭嗣同齐名。“两人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杰之称”。他之步上自立军起事的武装斗争道路，基因其维新救亡思想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并直接种因于戊戌喋血，特别是谭嗣同的临刑受戮的刺激。后来又进一步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以“公车上书”为讯号而在一八九八年所发生的戊戌变法，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瓜分豆剖之祸迫于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势中，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和爱国运动。代表着这次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目睹时艰，亟极思挽救，翼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拥戴光绪皇帝进行君主立宪，实行温和的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当时社会上层一部分具有爱国心、民族感，又敏于时艰的士大夫，响应于长城内外，大河南北，使维新思潮风糜一时。不过，卷进维新浪潮中的毕竟是整个社会中“薄薄的一层”，而且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文人学士。他们善良而又温和的变法主张并不见容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尽管他们满腔热血，辛辛苦苦地忙了几个月，但老于权谋的慈禧和荣禄、袁世凯于密室中一策划，在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场政变，象快刀斩乱麻似的，杀了“六君子”，囚了光绪帝，宣告了“百日维新”的夭亡。幸免于难的康有为远遁至上海、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友人的护送下坐着日本军舰逃到了日本。
当戊戌变法方兴未艾时，谭嗣同在北京致电其在长沙的至友唐才常，约其赴京共襄政务。唐才常欣然就道，抱着巨大的希望赴京酬其救国救民之志。
唐才常到达汉口时，政变的恶耗传来，把他从雄心勃勃，希望重重的高峰一下推进了冰窟窿。他想起他的挚友谭嗣同，不禁失声痛哭。他锥心泣血写下的一幅挽联，抒出了他内心的极度悲愤：“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三（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唐才常的满腹悲伤转为愤激，愤激形成力量。他那维新变法的壮图之中又深深渗入了为死友“两肋插刀”的复仇情绪，对慈禧的祸国残民遽萌反志，因而此时此刻的唐才常象加大了油门的发动机一样，腾起了一股更加猛烈的力量去寻找新的进击。他到湖南后，料理好家务，就急途上海，筹划新策。
在上海经过一番措商后，唐才常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联络流亡海外志士、侨胞、留学生和外国友人，以图匡救祖国。在日本，他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麦孟华、徐勤等康党人物。此次会康之后，一八九九年二月，他归国回乡，将到家门，路过浏阳枨市，为当地顽固派邹某聚众截殴，面额被铁尺击伤，幸唐姓族众闻讯，急往解救，得免于难。在家养息十几天之后，唐才常不避劳怨，又经江西至上海，于三月抵沪，积极活动于士林之中，唐所著诗文署名天游居士，咄咄和尚、蔚兰等。“其所撰述，大率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改革旧习，以激发其忠君爱国之志气为宗旨”。
一八九九年夏，唐才常从上海至香港、南洋、日本各地，在海外与康有为再度相会，并于是年之秋在日本初晤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这是唐才常第二次出游国外，对于唐才常来说，这次出游是其政治征途上颇带关键性的一行。唐才常先后和康有为、孙中山的会见，从两方面承受着政治影响，从而使他的政治性格染上了复杂的色彩，也导致了他所领导的自立军左右逢源的新格局。
此时孙中山正谋发动武装起义。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所云：孙中山于一八九九年居日本时，“特召集同志，会议于镰仓，决定在珠江长江两流域起兵。命郑士良在香港组织机关，史坚如赴长江联络会党，鄂人留日学生有革命思想者，若傅慈祥、吴禄贞、戢元丞等亦欲乘机起事，谒国父（孙中山）请示方略，国父告以已派史坚如赴长江布置，可共同进行也。慈祥等喜，惟经费无出，颇为焦虑。适毕永年谓：‘唐才常已得康有为款二万元，由华侨邱菽园输将，都数为三十万元，当可源源而来，余为之反复陈说，才常大为感动，决脱保皇党而同吾辈革命。’慈祥等愈喜。”紧接着经湖南长沙人毕永年的引见，唐才常于一八九九年秋会见孙中山于横滨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画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张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总理（孙中山）曰：‘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才常闻之大悦，愿约梁启超同向有为进言”。孙中山那时正酝酿惠州起义，部署革命斗争。唐才常受到启发，虽还未树立推翻清政府的目标，但也表示“树大节，行大难，行大改革”。接唐才质回忆：“公（唐才常）当年尝告我，此次与中山先生会见，商讨湘鄂及长江起兵计划，甚力周详，先生认为可行。关于两派合作问题，先生亦慨然许诺。公与孙先生订殊途同归之约。与康先生时通声气，共图起义”。以上两段叙述不无小异，但都说明唐才常和孙中山相会时，共商了回国武装起义，且谋求过双方的合作。孙、唐两方虽然未合而为一，但却愿殊途同归。但唐才常并没有完全转化成为孙中山派的革命党，从组织体系和政治思想流派来说仍未完全脱出康梁的窠臼，与孙中山只能是“殊途同归”，而不能完全志同道合。不过，通过和孙中山的接触、措商，唐才常已经确立了在长江流域起事的总战略。
为了发动起义，唐才常在日本的工作重心还是联络同志，以谋大举。在他的资助之下，一八九九年，范源濂、蔡锷（艮寅）、唐才质得以赴日留学。在此稍前，时务学堂的一批进步青年如林锡圭（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因感戊戌政变后反动势力之煎迫，亦东渡至日本高等大同学校留学。他们“日夕高谈革命”。在东京其他学校留学的革命分子、进步青年如戢元丞、吴禄贞、傅慈祥以及黎科、沈翔云、郑伯刚、吴念慈、郑葆晟、蔡丞煜等，亦表同情。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约七八十人，其中有一半人卷入了上述活动。这一批人后来就成为自立军起事的骨干。
唐才常延纳了一批同志，锐意回国发难，并选择自己比较熟悉而新思潮、新风气亦比较开通的两湖作为突破口。由于林圭和湖南哥老会头目有交结，乃约林圭和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回国大举。复由林圭邀集湖北人傅慈祥、吴禄贞以及广东人黎科、福建人郑葆晟、直隶人蔡丞煜筹相助。傅慈祥、吴禄贞等本已受孙中山之命赴长江流域发动军事斗争，乃欣然赞同。
不久，唐才常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会议于东京，商措起义的战略和具体部署，共同决定首先经略长江流域，以武汉为基地，利用会党作为基本力量发难。推林圭为首，回国联络会党。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在红叶馆举行饯别之会，特请孙中山、陈少白陪宴，以示精诚。席间，“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以示彼此一致的决心。戢元丞还说：“佛尘（才常）已与孙公（中山）秘密结盟，用保皇党出面，利用军费耳”。那天参加饯别的，还有宫畸滔天和平山周等日本友人。林圭还在行前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热情地将兴中会员容星桥的行止告知，以便联络。容星桥为容闳之弟，当时任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来送别唐才常、林圭，以大义相责，重任相寄，这说明当时双方显出接近、合作的趋势。孙中山以革命共和为己任，已经发动过广州起义，又正在策划惠州起义，因而对唐才常等回国发难也是支持的。梁启超在戊戌喋血后一段时间内，态度趋于激进，有投向革命活动的表示，也在试探武装起事的发动。这样，他们就从不同方向走在一起来了。此时，唐才常回国起事已成为双方各怀目的的一次联合行动。当然，尔后的事态表明，康有为乃为花岗岩式的顽固保皇党，与革命势同水火，而梁启超则是一个动摇不定的两面派要角，他虽能够一时或一事与革命派“合作”，而终究是康门弟子，不可能皈依革命。而在合作共事的大旗之下，甚至弄得革命派、保皇派面目不分，一些革命党人亦投向梁启超，其结果是东京、南洋一带鹊巢鸠占，兴中会的一些群众被拉入了保皇党的组织，革命派的某些地盘转化为保皇派的阵地。
而此时此刻的唐才常既和梁启超存于同一体系之中，又以比梁更激进的步伐向孙中山靠拢，与革命派合作。唐的纲领和行动可以说是两派折冲、粘合的结晶休。他向孙中山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虽然用保皇的名，实际还是革命”。“惟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由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唐才常甚至对毕永年恳切表示，愿意脱离保皇党，加入“兴中会”。
然而决不能把唐才常的思想状态简单化，他的政治观念仍然是一个多元结构。维新保皇的阴影仍然盘据在他的脑海深处，而投向革命的思想新机亦萌发于胸臆之间。这是一个矛盾，过去和未来衔接，新与旧交错。唐才常恰恰成了这个矛盾的奇妙的体现物，一方面拥光绪、倒慈禧，实行君主立宪，从而上承维新运动之余绪；另一方面，近中山，谈革命，下启大规模武装起事的先声。他在思想上、实践上正经历一个从维新派到革命派的转化，但他毕其一生并不是这个转化的完成者，而只是转化途中的先行人。在他的身上，存在着列宁所指出的“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份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的矛盾情景。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唐才常步上了自立军起事的征途。
一八九九年冬，参与起事的人员从日本分批乘轮西渡上海，唐才常、傅慈祥等首先回国，稍后返国的有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云、李渭贤等。据田野桔次的记载：“预与冈志林述唐（林圭）偕先发于神户，有四人十月前已先发，越日木海于一睡之中，到埠时，唐君（才常）与张通典相俟已久，由是始得晤唐君”。
二
一八九九年冬，唐才常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大约过了一周，林圭、沈荩和田野桔次等人，就告别唐才常西溯汉口，再进湖南。林丰号述唐，别号悟庵，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幼聪颖，涉猎经、史、诺子、百家，年及冠，毁家资，广交游，重任侠，结纳哥老会。已亥夏留曰，肄业东京牛■区东五轩町高等大同学校，和秦力山等同学，日夜高谈革命，并结织宫畸滔天等日本友人。此次回国，林圭等初欲以湖南为立脚点，在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但哥老会为清廷所侧目，不好公开发表，于是从创办报刊、学校入手开展工作，运动起事人员，并知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取得支持。
此时，由于慈禧在一八九九年立溥■为大阿哥，欲废光绪帝，国内舆论哗然，外国公使亦出于其各自利益而表示反对。康有为在海外联络四十六埠华侨，致电国內，请救光绪而反对立嗣。唐才常在上海参与其事。
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章炳麟、沈荩、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人。同时，发布《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力争，否则就罢市、集会。
唐才常返沪后，全力进行起事的策划，但恐以此事贻累家属，由是唐才常托词到江苏候补，派人回浏阳料理家务，护送祖母、父母以下老幼九人，尽行迁居到沪，赁居于虹口隆庆里。为了便于联络上层，唐才常拟捐内阁中书，但其事未果。当然，此时当务之急是建立组织，广事联络。于是有正气会的成立。
正气会于一八九九年冬建于上海。“唐才常、沈荩、林圭、毕永年等所创也”。唐为正气会主持人，沈荩为正气会事务员，会址设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正气会对外亦托名为东文译社。东文泽社以日人田野桔次挂名。据田野桔次言：“唐君等皆因满清政府之注目，不能公然揭示该会之宗旨，故伪名之东文译社，以子之名为社主”。
为了配合正义会工作，田野桔次又在上海出版《同文沪报》，“该报即汉口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机关报也”。正气会存在时间极为短限，不久后（大约在一九○○年三月间）改为自立会。
唐才常等知道，以“正气”号召起来的人是胜任不了兵战之任的。而在江湖任侠的会党倒是一支可供驱使的力量。自立会乃在江湖会党中迅速发展组织、吸收会员。但源远流长的哥老会等会党，向以“反清复明”自许，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新形势下，又扯起灭洋的战旗，自立会既不取会党反清复明的过时主张，又作难于会党反清灭洋的“过激”口号；因为这后一个口号和北方义和团如出一辙，而唐才常等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在国內的唐才常和在国外的梁启超相联系，都主张将会党纳入自己掌握之中，并仿会党组织办法建立山堂，发行票布。于是有富有山堂之建立和富有票的发行。
一九○○年七月，唐才常见时事日非，人心浮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亟思广为发动，又考虑自立会名目近于激烈，不易为社会所赞助，遂以挽救时局为辞，假上海张园召开囤会（又名中国议会。）这个国会并不是由全国各省推选出议员，而是由唐才常邀结了一批社会名流，加上自立会的领导人所组成。一共有数百人，其中著名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葆初、叶浩吾、宋恕、张通典、沈荩、龙泽厚、马相伯、毕永年、狄葆贤、林圭、唐才常、戢元丞等。
参加国会的名流多为维新派人物。他们在戊戌变法失败时，有的人在北京站不住脚，乃麇集在上海。如容闳自云：“迨一八九八年秋，……予以素表同情于维新党，寓所又有会议场之目，故亦犯隐匿党人之嫌，不得不迁徒以逃生，乃出北京，赴上海，托迹租界中”。容闳在上海成立中国强学会，并任会长，主持讨论有关维新事业诸问题。严复是在义和团运动趋于高涨时，避地南下至上海。文廷式亦因赞助光绪帝亲政，为慈禧太后所疾，被参革职，辗转到达上海。因为唐才常继维新之余绪而发扬之，所以以上诸人参于国会，自乃意中之事。他们均热衷于“国会”、“民权”、“自立”等新说，力图东山再起，创一个光绪复辟的新局面。
但是国会中人，流品不一，其中不少人的政治品格相当复杂。即便像容闳这样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也受到过孙中山的影响，和孙中山有一定联系。至于章太炎与会时，颇不以国会所奉为圭臬的“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救国之实”等语为然，劝唐勿为康有为党所利用。“唐志在利用康有为保皇会款，以举大事，故不能从，章因言不见纳，乃愤然剪除辫发，拂袖离沪，以亦决绝”。
章是在一八九九年从日本归国结识唐才常，参预《亚东时报》编务工作的。他曾对唐说：“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名失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至于林圭原本为维新派，但态度颇激进，武装起事堪称人先。毕永年则“劝唐断绝康有为关系，唐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
国会的总部设在上海，汉口设有中国国会分部。不久，自立会和国会合并。自立军形式上统属于国会之下。故自立军前又冠以“中国国会”四字。
紧接着，为了实现军事发难，唐才常又组织自立军。实际组建的结果，自立军成立了七军，即中、前，后、左、右五军；在五军之外，另置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为二万人，并联络会党十多万之众作为后备和应援力量。
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太帅）和傅慈祥，李虎村为总文案，汪楚珍为粮台。中军的主力乃湖北新军驻汉标营的中下级官佐及兵勇。
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
后军在安徽安庆，田邦璇统之。
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
右军在湖北新堤（今洪湖县城关），由沈荩统之。
自立会总会亲军、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直接指挥。唐才常对以上各军全而节制，并担任自立军总粮台。
三
一九○○年八月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逃往西安。林圭力促唐才常兼程至汉口，利用时机进行军事发动。唐才常于八月九日溯江西上汉口，同行者有日人田野桔次和甲斐靖。在船上，唐才常对田野桔次说：“此行专欢纠合武汉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底。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勅，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先一蹶彼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又复慷慨言曰：“安徽之铜陵南陵地方，昨日既皆举事，余当速赴鄂，以节制诸同志云云”，“其言谈之间，尚未有方寸”。
这次起事以汉口为中心，湘、鄂、赣、皖等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起事之所以以汉口为中心，主要是因为武汉为中原重镇，九省通衢，起事力量比较雄厚，一旦义帜一举，可以号召天下。据吴禄贞的想法：“默相天下大势，自以生产楚地，悉江汉间情势，谓夏口（即今举，但因军费不继，只好展期，待款而动。原来自立军的经费，一靠国内会员的捐纳，这是很有限的，一靠康有为在海外华侨中征募。唐才常“相信当时坐拥巨资，安处海外的康、梁、对这个勇于兴师勤王的党徒，是能源源接济的，也就愿以此自任。不料康有为……所谓‘源源接济’竞是一句空话，求援函电，也竞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弄得这个‘总粮台’（唐才常，成了‘无粮台’，结集起来的起义军连饭都没有吃的。他们原巳商定庚子年八月初九，各地同时举事，就因康、梁汇款不到，只得一再延期”。各路自立军均派代表驻上海、汉口坐催军资，唐才常屡电海外，促康梁汇款，但一无所得。此时，自立军领导人对康梁颇生恶感。哥老会的杨鸿钧、李云彪首先离去。辜洪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发“回天票”，另募资金，各自为谋。
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事的中心。自立军总机关设在英租界和华界相交的李慎德堂楼上。这是一幢半西式洋楼（位于今上海路教堂之侧），其前门临英租界，后门通华界。据吴良愧的回忆：“到汉不久，虎村即离开威字营，专负自立会政治工作，办事处设于江汉关附近一条街上，门上写着‘李慎德堂’几个字。我也常到他那里去，因而也参预进行大计。李慎德堂以前本是一家关了门的照像馆，因系由虎村经手租定主持，故用他家堂名，以为掩伏，办公就在楼下柜房中”。所以后来清方把李虎村视为自立军“总窝户”。
自立军机关除李慎德堂外，还在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有一秘密活动点。“查宝顺里，位于今汉口黄陂街百子巷附近，在前英租界尚隔有二三十步之遥，胜利后（抗日），改为复元里，即在今百子巷莱场前端，是个极小的里份。先前内部房屋整洁宽敞，在当时里份中，实居翘楚，如汉口中西报、广州鸿江酒楼，都在该里份里开设过”。唐才常、林圭就住在宝顺里内。
前面说到，自立军原定八月九日在两湖和安徽同时起事。但因军费不继，只好展期。然各军相隔遥远，展期之讯未遑通知到各地。秦力三与吴禄贞仍在大通如期发难。
当大通起义爆发之后，林圭在汉口宝顺里还在焦灼中等待康有为从海外的汇款以济军需。原定的八月九日各路同时大举，首先在汉口未能实现，只得展至八月十三，后又稽延至八月二十三日。
原先大通起事，指望武汉应援，结果大通失败，又牵动了武汉局势，“大通势孤弱，遂为刘坤一所败，败报频至，唐由是心气昂进，又闻张之洞将尽拘康有为之党人，唐闻之，谓彼于新党，呈不两立之势，与其我为彼制不如谋先发之机，遂期二十二日，先夺汉阳兵工厂，以为军资，然后率军渡江，赴武昌，拘禁统将张彪、吴元惭及督抚，自取代之，以一展平生之抱负，其将举事之前日，欲向在汉各领事及外人公启之，乃由自立会宣言，欲兴义兵，以革新中国之意旨”。
唐才常、林圭起事的总体计划，乃以汉口为中心，五路并举，首先经略长江中游，并拟引兵至西安，然后北击幽燕。其在武汉的具体行动计划是，在二十二日先夺汉阳兵工厂，解决起义军的装备、军需，一举攻占汉阳、汉口，第二天（二十三日）进攻武昌。当武汉三镇行动时，湘、鄂各州县亦同时并举。鉴于当时慈禧，光绪逃向西安，北京被联军攻占，唐才常拟引武汉义师西指长安，拦击慈禧，救迎光绪。在起事前夕，唐才常有一致沈荩书，其中谈及各地起事进展状况及其军略。如“麻城竟推宕不可恃，令人闷杀。大通之师，已逾九华山，攻宁国矣云云。”“蒲圻消息极佳，万不可再缓。”其中尤关重要的记述是，“尊处既举，除策应屯间外，能分枝向荆、沙更妙，盖两宫西窜，我不可不预图向西之策也，至要至要”。唐才常指示沈荩进兵荆州、沙市，是考虑到两宫西窜，因而需“预图向西之策”。这里的“向西之策”是什么？唐才常未说清楚。据《清议报》的解释：“汉口七月之变，唐君才常以一布衣网罗数十豪杰，号召数十万众，总统各路勤王之军，拟欲直抵西安，迎回圣驾，复行新政，共奋中兴”。
正当唐才常、林圭执戈待举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已抢先一步走在事变的前头，一举将唐才常等抓获。“张之洞侦知唐等所为与己绝反对，且将布告各国领事，据武昌独立，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
据说，汉口泉隆巷有一个剃头匠常出入于李慎德堂，“一日来为唐君剃发，旁有唐君之同志，与唐君议论，皆谋革命之事，其语为彼所闻，急走告官吏，官吏闻之大喜，入告于张之洞。张即夕遣部下兵队三四百人围唐宅”。或云，这位理发匠“就是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来的‘水客’”。他知情后，即向都司陈士恒告变，陈即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并悉党人克期大举。张之洞闻报，即照会各国领事，特别和英国领事达成协议，采取行动破获自立军。清方军警暗探侦破自立军的起义行动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自立军的会党人员来往频繁，甚至在社会上发行纸币，同时大通起义也早将军机暴露。但是考察张之洞之破获自立军机关，并不主要取决于侦破行动所得到的情报，而更深刻地系因于当时北方政局的变化。如前所述，在清政府对外“宣战”时，南方三督抗命不奉谕，英帝国主义公开出面支持“东南互保”，似有形成南方独立的势头。但到八月中旬，八国联军已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向西安逃跑。当时攻陷了北京的列强需要平衡他们相互间的利益，谁也无力一口吃掉中国，因而暂时都无意于彻底摧毁清王朝，也不准备动摇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而只是逼迫它俯首就范，充当“洋人的朝廷”，出卖和放弃足够的国权。张之洞这个老奸巨滑的权臣已敏锐地觉察到经历大动荡后的中国政局将于苟安中趋向稳定，所以不可能和清政府决裂。同时，英国也鉴于不可能实现中国东南部的独立，而惧怕自立军的起义将影响其在长江流域的殖民统治秩序，因而也要出而破坏这次起义。
张之洞逮捕和杀害唐才常是突然而又残酷的。
唐才常等正奔忙于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为起义的军费而发愁。据刘成禺云：“上海军饷不至，哥党哗然，唐、吴、傅等尚往来武汉之间。被捕前二日，食予家，前一日食元丞家，元丞送至江干，唐告改期。元丞曰：事败矣，此等事差在毫发，今消息已宣传满城，宜早为之听。元丞以改期未过江，翌晨李慎德堂全班被获”。
被捕前，唐才常，林圭还以为自立会机关设在租界内，又以为张之洞与其有师生之谊，其兵力亦难于伸入租界之内，以致疏于防范。
老于权谋的张之洞在行动时，事先告知汉口英国领事，将维持秩序和保护外国人，并要求英国军舰在长江口外停泊。英领事欣然签字，为张派兵入租界抓人大开绿灯。
八月十一日晚（七月二十一日）在事先与英国驻汉代理总领事傅磊斯策划之后，张之洞令亲军包围了宝顺里和李慎德堂等处。于八月十二日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关于自立军机关之破获，唐才常被捕，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中作了这样的解释：“龙泽厚招文廷式来汉口，向张之洞告发，经英领事签字，派巡捕协同地方官吏捕获唐才常、林圭、田邦璇、黎科等二十余人。”但此说不大可信。文廷式为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因参加维新变法被参革职，东走日本。范文澜同志此说出自章太炎《汉明清党祸论》，具体的说法是：“汉口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奋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窃之以走。”
当年章士钊曾就此事问过文廷式的好友叶裕甫，叶的回答是：“文时在长沙，经人告密，连夜偕其九弟法和，辗转逃至日清轮船公司之赴沪轮船，藏于船长室内，一路均遭侦们。……及到沪，即住昌寿里，我时年二十，由赣赴沪，曾屡见之。追忆一切情形，实无可向张告密之可能。且文又岂是能听龙泽厚之指挥者？文与太炎及梁、唐，均不甚浃洽，不相能本在意中，至于投降张之洞，加以卖友，以其品格言之，应无其事”。又证诸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折：“窃臣于本年六月初间，访闻革员文廷式潜来湖南省城南门外藏置，当饬臬司密拿。该革员旋即远飏，未经弋获”。这就是说文廷式在庚子六月间潜居长沙，后则乘轮逃往上海，没有在汉口居住过，因而也不可能了解汉口自立军机要并以之向张之洞告密。
龙泽厚其人，与康有为关系较密切，在汉口起事时办外交。其与唐才常之间可能有意见上的分歧，但论到其告密，则无实据。且文廷式既未到汉口，龙泽厚导文廷式至武昌举发，也就纯属子虚。
同时，文廷式、龙泽厚一直在通缉之列，正如章士钊所云：“汉口起义大举，倘真是文某举发，张之洞岂有不抗章明保，文因得恢复原职之理？即以龙泽厚言，彼叛党举发，也算有功，何至时越四年，姓名犹挂刊章？顾事实绝不与人之想象相符，可见事由虚构，不值识者一笑”。
自立军的活动，张之洞、于荫林、俞廉三是早有所闻的。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中就说：“查康梁二逆在南洋造为《天南新报》，在日本造为《清议报》，……其逆报大意专诋朝政，诬谤皇太后，……其意不过欲使内地各匪造谣作乱。”“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公然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遵旨严禁”。
俞廉三也说：“臣于本年六月初微有风闻，因其间多涉宦裔士林，颇有寻常意计之外，未经得有实据，不便即时宣扬。叠次密电督臣暨临近各省询问消息”。
只是由于中国政局尚不明朗，张之洞等没有采取行动对付自立军。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活动在自己眼皮底下的自立军，张之洞不难加以侦破而一举将之镇压。
对唐才常之被捕，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所写《致东京钱念劬》函中说得很清楚：“所以获唐者，因皖湘鄂富有票匪蜂起，查知汉口租界有会匪谋逆巢穴，遂捕得二十余人，起获种种票据军械，内有一人即唐才常也。唐到案，直供毫不推赖，乃外人尚称唐为志士。其规条章程，大率皆戕官据城，焚戮劫掠等语”。
唐才常被捕后的死事，各种著述之记载可谓言人人殊。涉及临刑人数、时间和地点等一系列问题。不能不作稽考，以正本未。
首先是临刑地点，有就义于汉口空坪、大朝街天符庙、溜阳湖、武昌紫阳湖等几种说法。
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所云在汉口巡防营附近空坪，说法笼统，无所确指，其说不可信。
张篁溪在《记自立会》中所云大朝街溜阳湖，与武昌地理状况不符。武昌无溜阳湖，只有紫阳湖。紫阳湖不在大朝街旁，而在小朝街旁。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亿》中云行刑地点为武昌大朝街天符庙，亦不确。据武汉耆老言，天符庙可能杀了人，但决不是主要行刑地点，唐才常也不是受戮于天符庙。唐才质在《唐才常烈士年谱》中已自己作了修正，改说为“就义武昌滋阳湖”。不过将“紫”误写为“滋”。
可以确信为唐才常等临刑地点的应是武昌小朝街旁的紫阳湖畔。此湖座落在小朝街（今复兴路）旁，其西为皇殿（即今省政协文史馆所在地）。此外，亦有一些自立军人士被杀于汉口。唐才常等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在许多熟悉武汉政史的老人中有口皆碑，记忆犹新。傅光培先生亦明确说到：“在武昌紫阳湖畔予以杀害。”
至于唐才常就义时间，有八月二十二、二十三等两说。此两说本质上无歧异。如云八月二十二日二更，二更已是深夜，即次日一二点钟了。因此事实上仍指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因而，确切的说法还是八月二十三日凌晨。
比较难以析考的问题是就义人员数目和名录。
蔡寄鸥等所云“共计不下百余人”，乃系概约说法。当日在武昌、汉口所杀人数没有达到这个数字，而且亦无姓名可查，此说不可信（如果系指湖北全省，当然不低于此数字）。
唐才质所云就义者二十八人，亦无名录，难成确数。
张难先、傅光培等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但仍需作一些补正、辨析。
事实是张之洞在八月二十三日捕人之后，在汉口、武昌两地进行屠戮，共杀二十人。张之洞、于荫霖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曰奏折中。亦说清：“当即将该匪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
这二十人是谁呢？根据各种记载，再加以比较，参证，在武昌受刑的十一人，在汉口受刑的九人。在武昌紫阳湖和天符庙受刑的，傅光培先生列有唐才常、傅慈祥、黎科、林圭等的名字。除此外，根据古哀州后死者所作《自立会人物考》以及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等文所载，尚有李炳寰、田邦璇、王天曙、蔡承煜、向联升、瞿河清、郑葆丞、杜子培八人。这样，有姓名者总计为十二人。同时，再加深讨，黎科并没有死。当时“黎科有某戚在湖北任某要职，贿赂刽子手行刑时使其头颈相连，得活，后改名黎庶佛，学医”。这样，在武昌紫阳湖和天符庙临刑的十二人，实际就义的为十一人，一人得活。
在汉口被杀害的，据傅光培云：“住在英租界李慎德堂的时务学堂学生九人被捕，斩于汉口。”又据汪精卫于民国二十六年所撰《庚子革命先烈公墓碑》所列之二十人（三人不知姓名，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所载同）除掉在武昌被杀者外，尚有九人当被杀于汉口。已知姓名的有黄自福、黎桂泉、刘国珊、陈应轸、周七。但据《自立会人物考》所记：陈应轸字小沅，湖南龙阳人。当汉口事败时，陈应轸不在汉口，而是骑马至常德，欲谋反抗，后被捕于上海，结果被释放。同时考俞廉三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奏折，亦云“逸匪文生赵必振、何来保、陈犹龙、陈应轸皆常德府属之人”。可知，陈应轸已逃逸，并未遭杀害。这样一来，在汉口方面被杀的能确认的只有黄自福、黎桂泉、刘国珊、周七四人，其余五人姓名已逸。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被杀害人名单，本来在张之洞的奏折中，最易于全部列具。然张的奏折却含糊其词。据云：被杀者中有张之洞所创办的两湖书院学生，除唐才常不得不提名上报外，其他均隐其名。“沈翔云于庚子事败后在日本发表公开信，责骂张之洞残杀士类，张曾严令两湖书院师生为之答辩，但都不愿执笔。所以张在处理庚子一案时的上奏中，绝口不提所杀为其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