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1900年8月，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与维新运动不同，它试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走着一条自下而上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因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早先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卓越贡献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
一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也作黻丞、绂丞），别号洴澼子。他与谭嗣同为同乡，“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二人自1877年（清光绪三年）结识后，同师学习，书信往来频繁，一起并肩战斗，从而结成了极其深厚的生死情谊，以致后来谭嗣同曾对梁启超说：“二十年刎颈交，绂臣一人而已。”和谭嗣同一样，唐才常也从小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才华出众。1886年，他应童子试，县、府、道三试皆获第一，俗称小三元及第，传为佳话。继后，他于1887年进于长沙岳麓书院肄业；1892年至四川，在学署阅卷兼学政瞿鸿（湖南长沙人）家教读；1894年考入两湖书院；1897年在湖南被举为光绪丁酉科拔贡生。但他不满于时文帖括之业，不愿为八股章句所束缚，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其爱好中西历史、政治著作，热心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气锰志锐”。
唐才常的政治活动，早在甲午战争后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就开始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唐才常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投降卖国甚为愤慨，在给其老师欧阳忠鹄的信中写道：“窃尝静观朝政，秽浊之气，充塞天地。和议诸款，互古未闻。”又说：“和议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这时，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爱国志士首先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以救亡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迅速在全面兴起。唐才常与谭嗣同一道，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他初是在家乡浏阳，与谭嗣同、欧阳中鹄等创立算学社、兴办矿业，开湖南维新运动之先河；继之赴省城长沙，先后出任维新派主办的《湘学报》主笔，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南学会议事会友，《湘报》总撰述，又与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公法学会及浏阳群萌学会等团体，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在省内以至全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1898年夏，全国维新运动进入高潮。8月，谭嗣同奉诏到达北京，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但不久新、旧两党斗争急剧激化，形势极为紧张。9月18日，谭嗣同急电唐才常：“速偕同志来京相助。”因为谭嗣同在离湘赴京前，曾与各同志往复商讨新政进取办法，其与挚友唐才常密谋者，主要为“擘画联络哥老会事”，并曾派唐与毕永年前往汉口，会见哥老会龙头，嘱唐“缜密结纳”哥老会，以待时机。所以唐才常接此电话后，“知有非常，乃往汉口，与哥老会酋谋之”，因仓卒未能联系妥贴，无法“贸然首途”前往北京。正仿徨苦闷间，9月21日，北京发生政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幽禁了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帝，残酷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逃亡海外，轰动一时的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唐才常获知这一不幸消息，悲愤万分，曾作（戊戌八月感事）诗抒怀，诗中写道：“萧墙祸起蔓难图，朝右纷纷各被拘。尽陷网罗堪叹息，更谁薏苡讼冤诬。”“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又作《挽谭嗣同》联云：“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还有一首《和逋仙哭六君子诗原韵》诗，中云：“一朝尸六士，苍帝失其仁。……钢刀辞世运，铁血洗儒巾。”这里，他将自己比作中国古代楚国的伍子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西乡隆盛等人，已下定决心，誓死除奸佞，复友仇，救国救民，并且要“拔刀”、挥“剑”，行使“铁血”手段了。但是，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究竟如何实现谭嗣同的遗志和自己的救国理想，尚处于朦胧之中。由于清政府的严密追捕，他从此开始了颠连困苦的流亡生活。
二
1898年冬至1899年秋间，唐才常辗转于上海、香港、南洋、日本各地，继续寻找救国的道路。他首先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取得联系。这时，康、梁正在海外大倡“保皇会”，募款招兵勤王，“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而唐才常亦思利用和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但彼此政见不尽相同。唐才常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同力合作，团结革命力量共赴国难。康无采纳之意”。1899年秋，唐才常经兴中会会员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会晤于日本横演，共同“商讨湘、鄂及长江起兵计划，甚为周详”。他又通过毕永年等，进一步广泛联络各会党组织。从此，唐才常的思想逐步突破康、梁改良派的束缚。
1899年9月末，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发表《砭旧危言》一文，公开攻击清政府“至愚极悍”、“守旧愚民”，指斥“朝廷方以困商为心，剥商为事”，圣谕则“味同嚼蜡”；进而号召“联合众力”，“与政府对抗”，“控制政府”。这与他以前歌颂朝廷，而仅反对“旧党”、“佞臣”的言论，显然不同。接着，唐才常与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聚会于日本东京，商讨起义的具体组织发动事宜，拟定利用会党发难，先夺取武汉以为基地；推林圭为首，回国与各会党联系。与此差不多同时，孙中山亦派毕永年等回国，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随后，毕永年便携同哥老会各龙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数十人至香港，由兴中会会员陈少白介绍，与广东、香港各三合会大佬相会。在此基础上，兴中会、哥会老、三合会联合在香港组织“兴汉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发动起义。同年冬，唐才常在上海发起组织“正气会”，会议发表的《正气会章程序》中严厉指斥清政府“文恬武嬉，蚩蚩无睹，方领矩步，奄奄欲绝，低首羶腥，自甘奴隶，至于此极！”号召一切有正气的爱国志士，发愤为雄，群策群力，共赴国难。1900年春，唐才常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以示脱离清政府自立，表现了明显的反清革命倾向，并开始发行“富有票”，作为秘密联络会党的手段。
1900年夏秋间，帝国主义列强组织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陷北京，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逃亡西安。唐才常见时局危机，更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末，他与汪康年等发起，接连两次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议会”（亦称“国会”），“欲俟起事成功，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据一个参加会议的日本人记载，中国议会宗旨大略为：“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四、人会之人专以联邦交、靖匪乱（对义和团的污称）为责任，此不认现在通匪诸矫诏之伪命。”在此宗旨下，多数人又决定，“实行以下三点：尊光绪帝；不认端王（载漪）、刚毅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但并不一定排除满人。”而其“绝密”的“真正宗旨”，则是要“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与此同时，唐才常又以汉口自立会机关部为核心，以所联络的会党为基础，积极组建“自立军”武装。自立军共组建七军，以大通为前军，安庆为后军，常德为左军，新堤为右军，汉口为中军，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各军设统领，分别以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林圭担任。唐才常为诸军督办。各军约定于8月9日同时发动起义，并预拟了《自立军现在之布置及其将来兵事》、《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及《军令》等文件，明确宣布：“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但文件中同时又声称：起义军要“讨贼勤王”，“请光绪帝复辟”。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状态，说明唐才常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康、梁保皇派的牵制和影响。由于等待康有为自海外接济款项，起义屡屡展期。而当时通讯联络困难，更改的计划不能及时下达各军。8月9日，秦力山领导的自立军前军按原定时间在安徽大通发难，由于未能得到其他各军响应，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唐才常获知大通起义已发动的消息后，急忙于8月中旬赶往汉口。密函各路尽速发动，互相应援。他在致驻新堤右军统领沈荩的信中写道：“昨得确电，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慈禧太后那拉氏）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希望沈荩率所部急起，“以为策应之师”。并指示：“尊处既举，除策应屯间外，能分枝向荆（州）、沙（市）更妙，盖两宫（指兹禧太后及光绪帝）西窜，我不可不预图向西之策也。”矛头直指逃亡西安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然而这时大通起义军已告失败，另一方面，清政府更加强了防范侦缉措施。至8月22日，汉口自立军总机关不幸被清军破获，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当场被捕。虽稍后右军在新堤、临湘等地聚众起义，却已是强弩之末，无补大局了。
唐才常被捕后，面对凶恶的敌人，神态自若，慷慨陈词，宁死不屈。供词中说：“由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说明他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而发动起义的。临难前，又赋诗云：“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抒发了他对谭嗣同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8月22日夜二更，唐才常英勇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姚家花园后，经人槁葬于洪山义园内。同时殉难者，尚有林圭、傅慈祥、田邦璇、李炳寰、王天曙等18人。继后，清政府又大兴党狱，湖北、湖南、安徽等省被牵连杀害者，几近千人！
唐才常等虽然牺牲了，他们所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也遭到了失败，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继承唐才常等先烈们的爱国、革命精神，总结自立军起义的经验教训，纷纷摆脱康、梁改良派的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高潮由此而迅速到来。如曾经与闻自立军事的黄兴，1903年在长沙组织了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他后来还为唐才常辨诬说：“唐才常非保皇党人，而为康、梁所利用。辨唐才常之冤，则愈以知康、梁之可诛。”1905年，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一封信中写道：“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不乏其人。”1906年萍浏醴大起义中，龚春台所部在起义先日，特设唐才常等木主，“杀牛豕，肆酒以祭”民国成立后，章太炎提出《稽勋意见书》，开列应予“彰闻”的人物，首列唐才常，称他“虽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林圭烈士遗著编成后，孙中山特为题词曰：“成仁。”黄兴则题诗云：“江汉悲深记后先，神州光复倍凄然。不知何处苌弘血，只剩遗文是昔年。”将自立军起义与导致全国光复的武昌起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对唐才常烈士与自立军起义的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