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的社会政治思想面貌究竟如何？庚子自立军运动的性质究竟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之所以出现许多分歧意见，我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如何看待唐才常“起兵用勤王号”一事。因此，对“勤王”是不是唐才常的真实动机这一问题作一番考究，殊有必要。
一、真伪“勤王”考辨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可见，人们的动机可以是一定的，而实现动机的手段却可以不同，它取决于当时当地客观条件的变化。
唐才常的言语中间有“矛盾”、言行之间有“矛盾”，这并非今人的发现，事实上，时人早已有所责难，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现在的工作就在于要从纷繁而复杂的史料之中找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分清“斗争的形式”与“内容”，并进而揭示出唐才常社会政治思想的“实质”以及他发动自立军运动的真实动机。
1、“矛盾”探源
纵观唐才常的一生，我认为：如果说他早期的社会政治思想里象谭嗣同一样还勉强兼容了一点儿变法改良内容的话，那么，以戊戌政变为契机，他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则逐步完成了由变法改良到革命共和的质的飞跃。因此，所谓自立军运动期间其言语中的“矛盾”、言行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不成其为矛盾的“矛盾”。
早在戊戌变法前，唐才常与谭嗣同即是挚友和同志，“夙具种族观念，佥谓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中国”。戊戌变法期间，唐才常曾经应谭电召赴京相助，只因政变早发，未能如愿。从思想面貌上看，唐才常与谭嗣同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直接的联系。因此，为了搞清唐才常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我觉得有必要先将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于此作一概述，以资论证。
作为戊戌改良派的左翼代表，谭嗣同的思想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当时，在梁启超看来，“革命”为“最下之策”；而与其相反，谭嗣同却以变法为下策。他曾刚怀疑的口吻说道：“然则变法固可以复兴乎？曰：难能也，大势之已散也。然苟变法，犹可以开风气，育人才，备他日偏安割据之用，留黄种之民于一线耳。”可见，对于戊戌变法，谭嗣同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个权宜之计。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右翼念念不忘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的彼得变政，进而推崇的也不过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而谭嗣同所向往的却是法国大革命，认为那种“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愤”的雄伟气慨是值得颂扬和效法的。
早在湖南办“南学会”的时候，谭嗣同就萌发了搞地方独立自治以实行民权民主的想法；戊戌年，他更明确提出了“自立”的口号（可与上面引文中“偏安割据”一句相映证）。考一九○○年春唐才常改称“正气会”为“自立会”，即有缅怀谭嗣同、继承其遗志的用意。据记载：“先是政变之未起也，君（唐才常——笔者注）与谭嗣同辈早有所图，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之会党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急之用。谭死，其势未杀，而君实为之主力”。两个“自立会”先后出现，且同出一人之手，难道仅仅是名称上的偶然巧合吗？显然不是。这只能从其思想的承继性，连贯性上去寻找答案。事实上，一九○○年七月唐才常于汉口派日本人去运动张之洞搞两湖独立一事即是这种“自立”思想的自然流露，可视为强有力的佐证。
李泽厚同志指出：自立军运动“正是谭嗣同思想的具体展开”。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仅仅从这一点上去理解唐才常思想的革命性尚嫌不够。唐才常的思想之所以出现激越，更重要的一点应归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推动。据记载，唐才常“自经戊戌八月之刺激，对于满清已有十分之绝望，恨不即时扰乱满清之全局，组织新政府以代之”。他哀悼故友，发愤举兵除奸，匆匆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日本。在日本，经毕永年介绍，他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合作事宜，并陈述了在湘、鄂、长江一带发动起义的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孙中山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唐才常听后极为高兴，表示愿约梁启超一起向康有为进言。于是，不久便出现了著名的《上南海先生书》。尽管进言的结果是招致了康有为的训斥和康门众徒的非难，但进言本身及其内容都足以证明这些被贬为“康门十三太保”的上书者（唐才常在此列）在思想上日益革命化了。其政治主张究竟激进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可以从《上南海先生书》中窥见一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寥寥数语，足以证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巨大影响了。唐才常正是怀着这一远大理想回国从事革命活动的。
不仅如此，自立军运动本身与孙中山也有直接的联系。自立军不仅有兴中会员参加，而且与革命党人发动的惠州起义遥相呼应。据《吴禄贞传》记载，当时孙中山曾“区分长江、珠江两流域同时进行：珠江方面，由国父自行主持；长江方面，命禄贞和傅慈祥主之”。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先生后来也追忆道：“光绪二十六年春间，郑士良奉孙先生命，与武汉自立会相约，在广东惠州同时起义以相呼应。随后又介绍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与武汉自立会主事者林圭见面，谓可使参与机密；筹谋赞助，极是周到”。
人们或许要问：唐才常在日本不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吗？在为“正气会”起草的《宣言》序文中，他不是既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说“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吗？在为“国会”制定的三条宗旨中，他不是既说要“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又说要“请光绪帝复辟”吗？这一系列“矛盾”怎样解释呢？这就需要我们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了。据时人张篁溪透露，上述“国会”三条宗旨中之所以出现“请光绪帝复辟”一条，便是因为唐才常于自立会后，“与吾师康南海先生暗通声气，得南海先生之助，宗旨乃稍稍易”。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很明显，唐才常之所以“稍稍易”其宗旨，主要是为了换取康有为的输款接济。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列出一大佐证：冯自由说自立军的《对外宣言》中有“端在复起光绪帝”一句，而据清吏所译全文中却没有，倒有“本会宗旨，系使百姓保有自主任便议权”等语。
至于后来唐才常借号“勤王”，也同样是出于上述原因。关于此点，唐自己也直言不讳。例如，早在组织“正气会”时，毕永年发现唐才常起草的《宣言》序文中“自相矛盾，且违悖向日宗旨，特以此相驳诘。才常借口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后来，毕永年又来上海，力劝唐才常与康有为断绝联系，结果“才常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除此以外，我们觉得唐才常借号“勤王”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当时的民主风气只是“萌芽”，并未大开，因此，“非借忠君爱国之名词，不足以鼓动天下”。但这个原因是次要的。
有人据冯自由记载，唐才常在受审时供称“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等语，视为唐诚心“勤王”的铁证。其实，这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唐才常是由张之洞亲自审讯的，而在张的奏折及其幕僚的笔记中均无此记载。即便这条史料可靠，也不足以证明唐才常真心“勤王”。据记载，唐才常被捕后，曾“题诗狱壁，中有‘剩好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之句”。这就证明了唐才常在受审时并没有对张之洞说出真实动机。他发动自立军运动的真实动机是反清革命而绝非“勤王”！
2、几点辅证
首先，自立军首领最初是反对唐才常“用勤王号”的。唐才常屡经“辨驳”，晓以策略大义，最终才取得了大家的勉强接受。起义失败后，秦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勤王号，名义不顺，欲立振刷之”。
其次，从当时社会舆论对自立军运动性质的评论看。据张难先记载，当时“论者或以为君（唐才常）抱倾覆满清之素志，此举（自立军运动）则欲援立清帝，驱逐后党，与其平日之言行，乃适相反。大君之心迹虽未大白于天下后世，而其素所怀抱，已与人以共见，其举之目的，盖亦有难言矣。”又据记载，庚子事变后，张之洞致书东京留学生，警告他们切勿重蹈覆辙。“学生不服，谋报书绝之。属云翔起草，云翔乃痛陈革命理由，词意皆妙”。可见，东京留学生也是把这次自立军起义作为“革命”看待的。又如，起义的亲历者、林圭之兄林绍先于所撰《自立会人物考》序言中这样写道：“当起义时，本会同人张空拳，犯百难，捐生死，期铲除专制，而渐进于共和，于是保国会（实指唐才常的“自立会”）以同仇之义愤，为指臂之钩连，或助饷糈，或资策应，江南河北，竟为志士改革之场。”杨玉如则认为自立军起义“为湖北革命第一次之大流血”，“孕育了十余年后的武昌革命之花”。
再次，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康、梁对唐才常的态度。唐才常部署起义时，曾经“屡电海外，促康有为、梁启超汇饷接济，均无以应”。原因何在呢？有一说认为这些款项“多为少数保皇会首领中饱消耗”了。这值得商榷。因为据章太炎记载，当时这些款项是由在日本横滨的梁启超亲自掌管的。据说，大通起义失败后，秦力山逃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因自立军经费问题愤然与康绝交。后来，他又到横滨去找梁肩超算账，梁为逃避责难而脱身他去。人们不禁要问，如果那些经费真是入了少数保皇会首领的腰包，梁启超本可为自己开脱，为何要逃避呢？如果说这些款项是康、梁二人挪用的，似乎也不合情理，因为他们筹款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武力勤王”吗？而且，当秦力山“亡命贫困”之际，向梁启超“求假贷”他也“不与”，这不正说明梁对自立军心存不满吗？据此，我认为刘成禺关于康、梁迟迟不输款接济的原因的论述应该是可信的：“自保皇会知唐通孙，电上海截留其饷项，改期举事，事遂败”。
又次，当时的革命党人也是视自立军运动为革命之举的。曾参预自立军起义的兴中会员刘成禺说过：“予问（戢）元丞（系孙中山派往汉口主持策应革命的负责人——引者）：‘唐佛尘之宗旨，究竟如何？虽曰外标保皇，实用保国，又宣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既标举皇上为题，又何以孙公与之结合，派君迅来？’元丞曰：‘佛尘已与孙公秘密结盟，用保皇会出面，利用军资耳。不然，秦力山、蔡承煜、黎科、傅良弼皆到，吴禄贞即来，皆孙公心腹也，能主张保皇乎？’予无疑。”又如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民报》纪元节的庆祝大会上，刘君发表演说，力辩唐才常非保皇党人。黄兴说：“刘君辩唐才常非保皇党，其言良确。夫唐才常非保皇党人，而为康、梁所利用。辨唐才常之冤，则愈以知康、梁之可诛。”
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原来误以为唐才常诚心“勤王”，并“割辫”以示决裂。后来，通过长期观察，他终于认识到了唐才常思想的革命本质，于是在《稽勋意见书》中开列应予“彰闻”人物时，首列唐才常，理由是：“庚子倡义于汉口，被杀。虽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其后武昌倡义者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
最后，清方官员也认为唐才常的政治思想是革命的。张之洞为何逮捕唐才常等人？据说那是因为唐才常曾经扬言要杀张之洞，而且张“继又侦知才常等之所为，与己绝反对”。“反对”之处究在哪里？就在于“该会匪既已自称新造之国，公然自立，不认国家，是明言不为我皇上之臣子矣”。必须指出，张之洞仰承英帝国主义的鼻息，出于种种复杂原因，当时是真心拥护光绪帝复辟的。这可以一九○○年初他积极参加反对西太后“建储”的活动为证明。不难想见，假如自立军真正意欲“勤王”的话，张之洞恐怕是不致于对他下如此毒手的。
端方是张之洞的继任，曾全力审理过自立军一案，他所掌握的材料要比我们丰富、真实得多。那么，他的看法如何呢？一九○三年，他在审理龙泽厚一案时明确指出：“此方是真康党，与冒充康党及众人混指康党者不同。自戊戌以来，未曾拿到一真康党……。”可见，端方审理的结果是否认唐才常与康、梁同党的。
二、唐才常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如前所述，我们承认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对唐才常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此种作用只能从推波助澜这一点上去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这方面，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标本。一八九九年前后，他的思想之所以一度动摇于改良与革命之间，就是因为没有“內因”这个变化的根据，而是随着时代潮流的激荡而上下波动。我认为，如果说戊戌政变后一段时间里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派的举动只能算是一次波动的话，那么这时期唐才常思想的变化则称得上激越，是一次质的飞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飞跃，除了外因这个重要条件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思想里具备了“内因”这个变化的根据。这就是说，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唐才常的思想里是早有萌芽的。
据记载：唐才常“素服膺王船山之学说。及主讲时务学堂，日以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明确指出：“夫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并庄重表示“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他不仅羡慕“泰西政术”的“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而且认为“其实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他主张不变则已，变则全变。他把顽固派视为“全聋瞽”，把维新派视为“半聋瞽”指责“半聋瞽者，袭西政之枝叶一二端，怙其权力压制之私，缘饰夸张，历试而败”，反而“益予全聋瞽以■訾曰：变法之效，不过尔尔。”他还向封建统治者发出警告：“屏亿兆京垓人之人而一二人之人，私之至也；萃亿兆京垓人之人即主亿兆京垓人之人，公之至也。……公天下者，爱力天下；私天下者，仪狄天下；扃鐍天下者，天下盗之矣；愚罔天下者，天下暴之矣！”
这时期唐才常的社会政治思想里虽然包含了民主思想的內容，但是还没有将民主与革命结合起来，对于以光绪皇帝为核心的帝党的维新变法活动还抱有幻想，宣称：“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之无彊之幸也。”这反映了当时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软弱天性。对此，我们不应过分苛责。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政变宣告了维新变法的寿终正寝，它也象一声霹雳惊醒了甜梦中的唐才常。以此为契机，他的思想逐步完成了民主与革命的结合，完成了向民主革命的质的飞跃。
这个飞跃的完成是明显迅速的。
政变前夕，风声日紧，“满朝旧党仇新党”，“朝右纷纷各被拘”。唐才常早就作好了与“旧党”战斗的准备，但这时他的反抗思想还仅仅局限在“清君侧、复友仇之一念上”。关于此点，可证之以他的《戊戌八月感事》诗。如果说这种思想“与南海（康有为）勤王宗旨尚相符合”的话，那么在不久之后两者就大相迳庭了。据记载，他得悉谭嗣同就义的噩耗后，写了《挽谭嗣同联》，其中有云：“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拋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立”。这说明因戊戌变法而一度熄灭了的反清意识在他思想中又死灰复燃了，而且程度与日俱增。这从一八九八年秋他于日本所写的《次深山独啸荒井昌顿韵》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映证：“……嗟我神州黑暗狱，奇忧坌涌‘诗’，‘小昱’。东南膏血西北烬，利尽锥刀穷丝緍。迩来二百五十载，蚩蚩牛马劬且贫。嗜愚甘鸩波绵毒，胡人窃取如醪醇。”当时，人们误以为唐才常等人的行为是效法日本的倒幕运动，针对这种情况，一八九八年底，唐才常作诗纠正，批评社会舆论是“枉说长沙是萨摩”。关于唐才常思想的这次变化，野史中也不乏记载，如黄中黄《沈荩》中写道：戊戌政变后，唐对于满清统治已经感到“绝望”，“恨不即时扰乱满清之全局，组织新政府以代之”。
人们或许会纳闷：既然如此，那唐才常为什么要和在日本的康、梁打得火热呢？这就牵涉到唐赴日本的动机问题了。唐才质先生在《唐才常烈士年谱》中指出：唐的动机是为了“图所以充实力量挽救祖国之方策”。此话良确。作为一个“雄心侠骨轻根尘”（《唐才常集》第264页）的白面书生，要实现推翻清朝的理想，必须首先筹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作得越充分越好；而要联络各派政治力量，就必须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唐才常在前往日本的途中作了《感事》一诗，其中有两句可算是他的自白：“剩好头颅惭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可见唐才常之所以与康、梁往来，之所以后来打着“勤王”旗号，原来是想利用康、梁（已如前述）。此计虽妙，可惜康、梁并未中计。唐才常从康、梁一方所得无几，反倒背上了数十年的“勤王”黑锅。冤哉冤哉！
总括上文，笔者以为：“从戊戌政变后不久唐才常《感事》诗中的“剩好头颅惭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到一九○○年八月他临终前在狱壁上题写的“剩好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这句慷慨激昂的名诗集中地概括了唐才常借号“勤王”的真实动机。它象一条红线，贯穿了戊戌政变后至自立军运动失败时唐才常社会政治思想的全部内容，它似一把锁钥，为我们解开了庚子自立军运动性质的数十年长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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