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鸦片战争的诸多问题，一直在引起人们的思考。最早而又忠实记载鸦片战争全过程的历史著作当推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以下简征《征抚记》)。这是一部充满爱国思想的历史著作，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

一、中国第一部记述鸦片战争的信史

魏源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就着手撰写《征抚记》一书，对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做了忠实而简明的记载。全书仅2万余字，分上下两篇，篇末均有评论。

上篇记事，始自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鸦片的奏折，写道光皇帝依据各省奏折，任命林则徐为兵部尚书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禁鸦片。在查禁鸦片的问题上，魏源指出，鸦片烟在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是作为药材纳税进口的，每年约200箱。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增至三四千箱。直至道光元年(1821)前后，每年猛增至2万箱左右。到鸦片战争前夕竟猛增至3.5万余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白银外流和清朝统治集团的更加腐败，从而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注，决心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受命抵广州开始禁烟。经与英国驻广州领事义律和各国鸦片贩子激烈斗争，迫使各国烟贩缴出鸦片237.6万余斤，随后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英国资产阶级和鸦片贩子不甘心失败，在屡次武装挑衅受挫后，于1840年6月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因林则徐在广州作了严密布防，故英国政府虽欲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但在开始进攻中国时，其野心未能得逞。“其近珠江之内河，在澳门西，虎门东者，尽以重兵严守，其余海口多礁浅，非洋船所能入。洋船至粤旬月，无隙可乘，遂乘风窜赴各省”。后因清廷腐败和投降派的破坏，使中国丧师失地而不可收拾。对此，魏源据实予以揭露。例如，写1840年9月琦善任两广总督抵广州后，“为得外洋欢心”，尽撤林则徐所设守备，义律遂乘虚攻陷沙角炮台。当时各炮台“兵各仅数百”，情况十分危急。提督关天培派总兵李廷金玉钰回广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官员亦皆力求，“琦善置不问，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外复以香港许之，并归浙江俘人，以易定海城。琦善与立契约，遂于正月赴虎门，宴义律于师子洋”。对琦善开门揖盗的罪行进行了揭露，等等。下篇续载1841年8月英国派璞鼎查来华接替义律扩大侵略战争，攻陷厦门，9月又连陷浙江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清廷急命奕经赴浙江前线指挥，妄图凭梦兆一举收复三城，结果大败，三城未复，又失慈奚谷。英国侵略军遂放胆进犯，连陷乍浦、昊淞、镇江。到1842年8月，英舰直抵南京江面，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在续载战争经过的同时，本书还分析了各地失陷的具体原因，进一步揭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投降派的罪行。

在两篇评论中，魏源抨击了清政府的腐败，总结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和深刻的教训，为林则徐鸣了不平，并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方略和著书目的。

二、申述了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

在魏源看来，鸦片战争中，英国是侵略者，是不正义的，其目的是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的反抗是反侵略的，是正义的，是反抗奴役与掠夺、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

在《征抚记》中，魏源引用黄爵滋和林则徐的奏折的话说：“由於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无返。此烟……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又论：“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尖锐地指出，英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目的在“竭中国之脂”。故而中国禁烟理所当然，完全是正义之举。因此，他全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斗争。魏源又严正揭露义律开始就破坏禁烟，抗拒“交凶”，继而武装挑畔等一系列阴谋失败后，公然“回国请兵”，英国政府竟“决计”发动侵略战争。魏源愤怒谴责英国侵略者，称他们是一伙“贼”、“贼寇”、“敌寇”，是一伙四处淫掠、杀人的强盗，指出他们发动的战争是“夷寇之役”、“敌寇之役”，揭露他们贪得无厌、“多所要索”、“大肆猖撅”、“凶焰百倍”，到处烧杀抢掠。在广东，洋兵“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在镇江，英军“掳掠焚杀惨甚”；从瓜州至仪征，敌将沿岸“盐艘巨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等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举。

在(征抚记》中，魏源用以直接揭露战争性质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在字里行间浸透了他对英国侵略者的愤恨，也处处表现出他对祖国人民正义斗争的赞颂和支持，从而申张了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

三、为中国抵抗派辨诬，力陈救国方略

在《征抚记》中，魏源的爱国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对英国侵略者的愤怒谴责，表现在他对清政府的腐败和投降派不抵抗的严厉抨击，而且还特别表现在他对抵抗派的全力支持。

林则徐是中国抵抗派的领袖，魏源不仅据实记载和颂扬了他奏陈禁烟的鲜明态度和决心及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全部业绩，而且还深为林则徐所蒙受的不白之冤鸣不平。鸦片战争是由英国政府发动的，但投降派硬要把战争的责任横加在林则徐身上，为此，魏源义正辞严地驳斥说:“春秋之义，治内详，安外略。外洋流毒，历载养痈。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洋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魏源指出，“闭市”的直接责任者正是道光皇帝自己，是他不听谏阻，不加区分，颁布了“即将英吉利贸易停止”的诏令。因此，为英国侵略者制造战争借口的是道光皇帝，而与林则徐无涉。至于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惨败，魏源敏锐地指出：根本原因应归咎于清朝内政的腐败。“夫戡天下之至危者，必须筹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举事，内审诸已，又必外审诸时；同时人材尽堪艰巨则为之，国家武力有余则为之，事权皆自我操则为之。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魏源进而指出，在此次战争中，林则徐非但无罪，而且有功。他说:“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者一兵一饷，而且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子何不责江浙天津无备，与粤闽后任之不武，而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敌攻敌之策矣，又奏请以粤晌三百万造船置炮。苟以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矣?”可以看出，魏源深为林则徐被诬陷、被革职治罪而不满，欲为其鸣不平。他还指出，林则徐即使在被革职后，还抱拳拳爱国之心，力陈“以敌攻敌”、“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长策和“赴浙效力”的请求，并表示自己“必能弹竭血诚，克覆定海”的决心。文中诉说了林始而受命在广州“随同帮办军务”，旋而“驰赴浙江军营”效力，继而又转赴河南开封堵合黄河决口终而又由河南二次“赴新疆”的曲折行程。并特意补记了林则徐在战后居家时所受“尤为闽大吏所忌”的不公正待遇和咸丰元年被昭雪时“中外翁然钦颂”的史实，其与林则徐喜怒哀怨、休戚与共和为他鸣不平的心情跃然纸上，表现了魏源与林则徐等抵抗派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感情。

裕谦是抵抗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魏源依据确凿的事实，如实记载了他在抗英斗争中以身殉国的业绩。但在当时，他曾被投降派诬陷，蒙受不白之冤。对此，魏源据实直书，力争辨白说：“余步云先后两奏，尚以裕谦先走为词。及殉难事闻，朝廷赐溢、赐词、赐袭，无可再诬，则又流言此次洋兵至浙，皆为报复裕谦夏间袅斩白夷温哩之仇，亲驻曹娥江，以此语遍谕渡江难民。浙江巡抚刘歆珂至据以入告。而无如敌之在广东先已败盟，索尖沙咀，索九龙山，不许修虎门炮台也，且诡称国王褫义律，改命他帅，未至定海，先破厦门也；又无如在浙先后投敌书，悬敌示，皆以欲索各省阜地为词，无一言及裕谦也。”后又在上述记载的注文中补充说:“明年伊里布在乍浦移书英酋，洁其何故再犯，彼复书至，亦一字不及裕谦。”这些辨白，有力地驳斥了投降派强加在裕谦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也深刻地揭露了投降派了卑鄙伎俩和险恶居心。最后，魏源实事求是地评论说：“裕谦有攘寇之志，而无制寇之才。”

在全力支持抵抗派抗英斗争的同时，魏源还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救国方略。他曾设想，如能在英国入侵中国时，暂缓与侵略者直接进行武力交锋，以争取一定时间，以便整顿清廷的水师武备。具体办法包括：仿宫中“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美利坚、佛兰西、葡萄牙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教会中国人造洋船、枪炮；中国则“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以自造上述武器；准许购买外国船炮武器，不惟准其“以货易货”，且准其直接“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魏源认为，这“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同时，“兼以其暇，增修粤省之外城、内河之炮台，裁并水师之员缺，而汰除其冗滥，分配各舰练习驾驶攻战，再奏请遍阅沿海各省之水师，由粤海而厦门，而宁波，而上海。城池炮台不得地势者移建之，水师缺冗者裁并之，一如粤省之例。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虽有狡敌，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虽有谗慝之口，其敢施?在战略上，魏源主张，应吸取教训，采取林则徐“以守为战”的方针。他说:“诚能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如林邓之守虎门厦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能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以守为战，则岂特我兵可用，即佛兰西弥利坚皆可用，以外敌攻外敌也。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敌也。以守为款，则我无袭於彼，彼有求于我，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皆将曲彼而直我，怒彼而匿我，则岂特烟价可不给，而鸦片亦可永禁其不来。且可省出犒夷数千百万金，为购洋枪洋炮，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

四、歌颂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投降派仇恨人民，处处与人民为敌。魏源在《征抚记》中揭露:“初将军、参赞之至粤也，屡奏粤民皆汉奸，粤民皆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官兵擒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粤民久不平。”投降派不仅仇恨人民，而且对于敌人和真正的汉奸，却予以百般信用，爱护备至。魏源指出:“听盐运使王笃之言，尽屏广东文武，专用汉女鲍鹏，往来传信……义律与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来敌，即不准和。’于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调。凡有报缉汉奸者，则诃日:‘汝即汉奸。’与清朝统治集团和投降派截然相反，魏源称颂抗英人民为义民、义勇，着力记载林则徐相信和重视人民力量，招募丁壮和渔民、蛋户来抗击英国侵略者的事迹。反映出他自己与林则徐同样的思想和主张。魏源还具体记载和歌颂了广东各地人民的抗英斗争，指出其斗争的正义性及巨大声势和威力。突出的是对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记载，说:“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三元里愤起，倡议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日佰资毕霞，首大如斗，夺荻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炮。而三山村亦击杀百余人，夺其二炮及枪械千。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后，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诸帅遣余驰往”，解劝竟日，始翼义律出围回船。”魏源还继续记载道:“广东义民者，初英人自去夏困于三元里，不敢入市广州，及讲款后，奉旨许广州贸易。是冬白夷横行于市，粤民怒起诛之，聚众万余，焚洋馆，掠其货，又杀其洋官洋兵于澳门海中。时璞酋兵船正在广东，竟不敢报复。”反映出广州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就开始了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新的斗争。

总之，《征抚记》是一部最早记述鸦片战争的信史，是一部饱含爱国思想的历史著作。由于著者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又曾于1840年应友人之邀亲赴浙江宁波军中讯问英俘安富德，于1841年6月受林则徐荐举人裕谦幕参与戎机，与当时的主帅林则徐、裕谦和伊里布等人都共过事，因而能较深入地了解鸦片战争时期的许多实际情况，能看到和了解到道光帝颁发的许多诏令和将军督抚的奏折及军队调遣、海防设施等情况，对英国侵略者的情况也有一定了解，这就使魏源能对鸦片战争的发生、发展情况和和谈交涉等详细过程，也有较全面深刻的了解，魏源又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卓越的史识史才，从而使《征抚记》的内容真实可信，成为记载鸦片战争历史的第一佳作。事实上，《征抚记》早已成为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基本史料，此书大约成书于魏源在1843年重订《圣武记》时，因当时投降派执掌军政大权，可能为避祸，没有将它收入《圣武记》中。惟以不著撰者的抄本广为流传。故此书又名:《夷艘征抚记》、《夷艘入寇记》、《英夷入寇记》、《英舶入寇记》、《夷舶入寇记》、《夷艘寇海记》等。各抄本内容基本相同，惟文字略有出入。1878年(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将《夷艘征抚记》改名《道光洋艘征抚记》收入圣武记冰卷十刊行。今人李湖《魏源诗文系年》据《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有“英人自去夏困于三元里”之语，认为成书时间当在道光二十二年。但此书定本末有咸丰元年为林则徐、姚莹等昭雪的史实记载，故此书最后定稿约当咸丰二年或稍迟一点。以上问题尚可参阅《魏源诗文文选注•附魏源年表》和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实考》有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