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在当时，一些有影响的王公贵族或豪富之家，收养着大批有才学的食客。如“狡兔三窟”的发明者冯谖，即是孟尝君的食客；“毛遂自荐”的主人公毛遂，即是平原君的食客。到了汉代，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大量罗致文人谋士以辅佐自己的事业，标志着中国幕府制度开始形成。在宋代，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科举取仕制的定型，幕府制度也就相应衰落下去。至明末清初，幕府制度又一度复兴，但就其性质而言，指的是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自己出钱，从中下层人士中聘请有才能的人，入府署担任参谋、秘书等行政助手的一种用人制度。那些被聘请入幕的人，被称之为“幕宾”、“幕僚”、“幕友”、“馆宾”、“西客”，或者统称为“师爷”。在这时，幕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幕主处理地方民政事务，而与军事很少发生关系。自1840年鸦战争以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职能不再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理，而是逐渐扩展到了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等一切事务的解决。从而，幕府实际上行使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幕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幕府最具典型意义，最有代表性。
的确，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不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一目是晚清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说，曾幕著名幕僚达到83人，而据笔者统计曾幕幕僚实际上超过400人，重要幕僚达到100人以上。在这一庞大的幕僚群体中，尽管各人在幕时间不尽一致，担任的实际工作多有变动，但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出谋划策者（包括来去自由不常驻幕府者），最有影响的人如郭嵩焘、刘蓉、罗泽南、左宗棠、李鸿章、王闿运等；二是带兵打仗独当一面者，如彭玉鳞、杨岳斌、塔齐布、鲍超等；三是负责秘书事务者，如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张裕钊等；四是担任后勤供需工作者，如李瀚章、李兴锐、钱鼎铭、郭昆焘等；五是办理吏治者，如赵烈文、方宗诚、梅启照、游智开、史念祖等；六是办理外交、科技等洋务事业者，如丁日昌、沈葆桢、容闳、陈兰彬、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七是办理文化教育等事务者，如吴敏树、莫友芝、戴望、王定安、朱孔彰、刘毓崧、张文虎、张德坚、庞际云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幕府中各种人才都有，真可谓当时全国人才精英之大本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自曾幕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以后成了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单就政界官员而言，曾国藩在世之时，官至三品者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则更多。在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后，又增加到总督以上者10余人，巡抚者10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参将、副将者不计其数。”从而，曾国藩幕府盛况之空前，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曾国藩幕府如此空前之盛况呢？我认为，主要在于曾国藩本人对幕僚的知人善用，对幕僚的培植和造就；换言之，是曾国藩的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作用。
早在京城做官观察和抨击清朝政治腐败时，曾国藩就对人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明确指出，人才多寡好坏，是关系到国家兴替盛衰的大问题，“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君子愈让，小人愈妄。”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他觉得只有“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与此同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人才兴旺可以转移社会风气。这是因为，社会风气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人事而变迁”。鉴于对官场和士林群体不良风气的切身感受，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在于大力培养有用人才。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而其风气正与不正，则“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从自身做起渐及他人，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进而，曾国藩对于人才和行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述：“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而且，人才与治军的关系十分密切，“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在上述对于人才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从治军从政的实践中，经过逐渐摸索总结，形成了一套识人、育人、用人的方法，为其幕府人才群体的兴起和盛况空前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
在曾国藩看来，理想的人才应当是德才兼备之人。但德与才有体用之分，其中“德”是体，是人才的本质，“才”是用，是人才的功能。从而，他依据以德为本，以才为用的原则，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识别人才的方法。
一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操守。曾国藩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要求得德才兼备的全才是不容易的，但对其德不得不讲。他说：“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由此可见曾国藩突出“德”在人才评定过程中的份量，是与他在哲学上笃信程朱理学相表里的；但他所强调的“德”，并非全指程朱理学家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也不仅仅是停留在“仁、义、礼、智、信”的空泛层面，而是注重虚实结合、体用互补，将德与经世济民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如他所況的“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中的“朴实廉介”四字，即是他常说的“乡气”。因为，乡气重的人，“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具有“劳苦忍辱”的品格。”正是由于曾国藩对一个人的德行操守看得非常重要，从而他在实践中发现并培植了不少既有德又有才的幕府人才。譬如，彭玉麒性格耿直刚烈，不事阿奉，不恋官位，不贪钱财，不徇私情，执法如山，就连亲生儿子也按律论斩。当时一些不法地方官吏在他微服私访掌握大量证据后被参劾革职，长江水师每两年由他巡视一次，每次要被他杀掉50多人。从而，彭玉麟被曾国藩引以为知己，称之为“奇男子”、“伟丈夫”。
二是看一个人的才学能力。尽管曾国藩把一个人的道德操守看得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人的才学能力的忽视；相反，他对各类人才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于那些能够驾驭全局或能独当一面的人才，要求他们做到“勤、恕、廉、明”。因为“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对于那些专顾军事的人才，他对其才能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要求：堪为将帅者，必须符合“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四个条件；堪当营官者，必须具备“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名利”、“耐受辛苦”四种素质。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虽对一个人的才能要求很高，但在实践中从不求全责备，凡有一技之长者，都乐于使用。而对于那些无德又无才的人，则坚决摈弃不用。总之，才学能力，是曾国藩评定人才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看一个人的相貌、语言、文字和志趣。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气质可以通过观察其举止言行得出判断，然后可以针对性地予以任用。关于这个问题，郭嵩焘评价说：曾国藩“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薛福成称颂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占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曾国藩对于一个人的相貌和言谈举止的了解，进而推断其学识、人品和才能的好坏多寡，的确自有其高明之处。然而，如果将此作为曾国藩善于看相算命的重要依据，那就不完全符合实际了。事实上，曾国藩对一个人才学的考察，并非只看外在相貌如何，而是把一个人的相貌、举止言行等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认识的。况且，一个人一时的一言一行并不能代表其自身的整体素质，而是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曾国藩在方宗诚于1864年问及何以能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彭玉麟、鲍超等人成就功名的原因时作了回答：我只不过在实践中能够看出这些人“忠勇勤朴”才各有选择地予以重用罢了。有人说我能够先知先觉，是不可信的。应该说，曾国藩的回答是符合实际的。
三
尽管曾国藩渴望得到德才兼备的全才，但他明确认识到：“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在天下纭纭众生中，“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向东，导之西向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从而，他非常讲究培育人才的方法。这种方法，概括起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尽力转移社会风气，用以陶冶人才。曾国藩认为，转移社会风气的途径，在于家庭、师友及士林群体。就家庭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而言，“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为此，他以身作则，对子弟们不厌其烦地加以劝导教诲，留下厚厚两大册计120余万字的家训，不仅在自身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影响到众多的幕僚。在这方面，彭玉麟受其影响最为突出。据《清代四名人家书》记载，彭氏一整套“齐家”理论与“修身”主旨紧密结合而付诸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曾国藩家庭教育观对其影响至深。彭玉麟不仅大段引用曾国藩的话语来教训子弟行正学好，而且将其落实到治家的具体行动上，收到明显效果。他的弟弟分离20年后相见，染上吸食鸦片恶习，限其戒绝再见。其弟后来当了小官，才识和人品均不错。其子为独苗，花花公子习气颇重，调到军营后仍不思悔改最终被斩首。孙辈以此为鉴，秉承彭玉麟家训读书做人，表现不错。诸多事例说明，曾国藩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幕僚的实心辅助，而幕僚学识的增加，才能的提高，更受到曾国藩的深刻影响。进而，通过幕僚群体中学识、才能和人品突出者再去影响他人，则又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如在湘军儒将罗泽南的身边，就聚集了数十位有才学有影响的人才，这些人大都为成全曾国藩创造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就士林群体对人士的影响而言，曾国藩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从而，他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在撰发《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勉励学人士子为转移社会风气作贡献的同时，专折奏调薛福成、方宗诚、吴汝纶、赵烈文、游智开等一批有识之士来到直隶，用以促成社会风气的尽速好转。在此之前，无论是在两湖和江西，还是在江浙和安徽，曾国藩利用创设书院、刊刻先哲书籍等形式，为转移各地社会风气做过许多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既造就了幕僚的才学，又使各地风气得到改观。
二是对人才施以殷勤教诲。曾国藩深感世间无现成人才可用，所以他对幕僚的教育培养非常重视。对于在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加以教导；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办法，加以开导启迪。正如薛福成所言：“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曾国藩反复提醒人们，地方督抚大员对于部属有教育的义务，两者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还有一种师生情意寓于其中：“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逢“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从而，在曾幕群体中因曾国藩殷勤教导而成才的人不在少数。李鸿章即是一个典型例证。针对李鸿章初入幕时懒惰散漫又恃才傲物的习气，曾国藩每天吃早饭时总要等到李鸿章来后才开饭，连续多日李氏迟到的毛病依然如故。在一次早餐中，曾国藩对又是迟到的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毕拂袖而去，“李为之惊然。”从此以后，李鸿章不但逐渐改掉了懒隋散漫的毛病，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多了几分谦和，为其后来担当重任打下了一定基础。
三是宏奖以育人才。曾国藩在阅历中认识到，高明的人自尊心强，耻居人后，勉之以忠可以为忠，勉之以廉可以为廉。卑琐的人，本无大志，斤斤计较，管得太严则有所畏惧，管得太松则懒散堕落。从而，他将“宏奖人材，诱人日进”视为人生的一大乐事来对待。在给曾纪泽的书信中，他尽情表达出“诱人日进”的心迹说：“余所见将才杰出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实践证明，在400余人的曾幕人才群体中，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曾国藩的荐奖，有的人甚至一再得到荐奖，不几年连升几级者大有人在。尤需指出的是，曾国藩宏奖人才，能够做到不分亲疏远近，不分出身高低尊卑，只要有才能就一定加以荐奖。譬如，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出身低微，后来之所以成为湘军的高级将领、“中兴名臣”，便与曾国藩对他们鼓励、提拔和荐举有极大关系。
四是对人才严格要求，有过必罚，决姑息迁就。曾国藩虽以“宏奖人材”为生平之乐事，但并不排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严格要求，尤其是对于那违反营规或不能履行军令状的部属和幕僚，从不心慈手软。他的理由是：“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亲信幕僚李元度被参劾革职即是曾国藩对人才严格要求的一个明显例证。李元度很有学识，且救过曾国藩的命，但文人好大言的毛病十分突出。1860年10月，曾国藩派他率兵驻防安徽徽州，临行前，曾与李约法五章，其中第一条就是戒除浮躁之习，不要轻易出兵，但李元度到达徽州后，把曾国藩的告诫置于脑后，未作切实准备即轻易进兵，结果全军覆灭，事后又逗留他处不立即回营禀报兵败实情。曾国藩于是撕破情面，一再严参李元度，甚至为此事与李鸿章闹得师生反目也在所不惜，直至把李元度严参革职为止。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曾国藩不讲朋友之情，而是考虑到李元度人才难得，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但不责其改正，既对李本人成才不利，也对幕僚群体的造就没有好处。事实上，曾国藩在家书和给他人的书信中，不时流露出愧对李元度但又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且以联姻来作弥补，李元度后来也能理解曾国藩对他的一片良苦用心所在。可以说，湘军之所以能眵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与曾国藩对幕僚、对部属的严格要求确有一定关系。
四
曾国藩明确认识到，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不仅要“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且还要对人才使用得当。所以，相对于识人、育人而言，他对于任用人才的方法更为讲究。简言之，这种方法可以概括成“广收”和“慎用”四个字。
“广收”二字，按照曾国藩的解释，指的是不拘一格，“官绅并重”，尊卑并用，不分区域，多方收罗；不分才能大小，虽一技一艺，一概甄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平时很注意对人才的访察、荐举、督责，常常“料理官车，摘由备查”，“圈点京报”，以获得广泛的人才信息，然后择其“朴实廉介”者收罗之。从众多幕僚入幕经过可以看出，曾国藩延揽人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他在湘在京时的学友。如罗泽南、陈士杰、吴敏树、刘蓉、郭嵩焘等；有的是由朋友推荐而来，如方宗诚、唐训方等；有的是因诗文出众得到赏识，如张裕钊、何栻、黎庶昌等；有的是因上书献计献策而招聘入幕，如李元度、薛福成、丁日昌、汪士铎等；有的由他人之幕转入，如左宗棠、吴坤修、李鸿裔等；有的是他的学生，早年就被发现为人才，如李鸿章、吴汝纶等；有的则是从直接对话，言谈举止中发现为人才，如容闳、向师棣等；有的因军政才识出众受到重用，如彭玉麟、杨岳斌等；更多的人则是在各地访闻而知有一技之长或举识出众者，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尽管这些人在才学能力上不尽一致，但作为一个幕僚群体，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本意所在，就这些人的籍贯分布而言，更可看出曾国藩幕府人才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除了湖南、江苏、浙江、安徽几个重点省份之外还有江西、湖北、广东、贵州、广西、四川、福建、直隶等省份。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这一广收博纳的用人方法，其务实精神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它为幕府人才的形成，为幕僚才能的相互交流而取长补短，提供了有利的水土环境。
“慎用”，按照曾国藩的解释，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在实践中，曾国藩认识到，一个人如果使用得当，“当其时，当其事”，那么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也能起到“神奇之效”；如果使用不当，则会导致人才浪费，即使优秀的人才也将“■鋙而终无成”。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没有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他能做到用人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置，恰如其分地加以使用。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有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荐举其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杨岳斌等人智勇双全，能够独当一面，就荐举他们担任水师统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人熟知洋情，就荐举他们主持洋务自强新政的开办或让其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阵地；他深知李瀚章、李桓等人有理财之能，就让他们长期担负筹集军饷之责；他深知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人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身边，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识；他深知李善兰、华衡芳、徐寿、刘翰清等人了解西洋“长技”，就让他们专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铎、莫友芝等人是饱学之士，就聘请他们主持编书局或书院等事，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焘、刘蓉等人不懂做官门道，但是经世之才，就留在身边出谋划策或在离幕后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听取有益建议；他深知鲍超等人有勇少谋，就让他们冲锋陷阵，很少参与决策，等等。在曾国藩那里，幕府人才的任用，就像使用器具一样真正做到了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就予以合适的安置，极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
从上述考察可见，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他的独特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决定性作用。当然，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和幕府人才群体的形成，带有时代的阶级的深深痕迹。首先，他的培养、任用人才的出发点和归缩均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从而，他很重视培养有“忠义血性”的地主阶级人才。其次，从人才学的角度看，曾国藩的识别、培育、任用幕府人才的思想，在较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二贤且智者”的良好素质和主观愿望的基础之上的，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缺乏对教育和成才的内在规律的探讨，也无制度化的建议与保障，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然而，从历史的眼光看，曾国藩的人才理论和具体实践，取得了成功的效果。这是他的幕僚群体有别于同代诸多幕府不同之处的表现。即使是在今天，曾国藩的人才理论和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有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加以总结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