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开始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这种变化也从经济及经济思想上表现出来，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主要以龚自珍的“平均论”、魏源的“奢俭沦”为代表。本文分析了这些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局限性，肯定了其中的合理内核，指出了其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龚自珍的“平均论”

尖锐的阶级斗争是龚自珍“平均论”思想产生的背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特别是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1838年袭击皇宫的天理教起义，震动了清朝统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龚自珍在未涉及土地问题的前提下，主要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方面去寻找社会“致乱”的根源，从而产生了其“平均论”的思想

龚自珍的“平均论”思想主要从《平均篇》中体现出来。在文章中，龚自珍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着贫富的“大不相齐”，即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的现象。按照龚自珍的看法，最理想的社会应是财富平均分配的社会。即所谓“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在这段论述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财富分配的“大不相齐”，是社会“致乱”的本源。财富的分配是否过于不均，是决定王朝兴废的根本因素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却未能进而指明造成这种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反而将财富“人不相齐”的出现，归结为“人心亡世俗坏”的问题。这种把社会的各种问题最后归结为道德人心问题的观点，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为了解决贫富的“大不相齐”，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基本主张是要求对贫富悬殊的情况作适当的调整，使人们各安其本分，按不同的等级身分，占有不同量的社会财富。换言之，即保持“小不相齐”。而防止“大不相齐”。

龚自珍虽赞赏“邃初”的平均财富的原则，但认为当时应实行的，还是“君取盂”、“臣取勺”、“民取卮”的等级分配原则。这从他所写的《明良论一》也可以看出。等级分配原则即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成为富有者，农民按其地位只占有少量财富，处于贫贱地位，都是合乎礼制的。由此可见，他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张，仍然是以封建等级制度为基础，并无平分财富之意、

在他看来，按照封建等级制度来分配财富，就可使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这样，维持着“小不相齐”，防止向“大不相齐”发展，封建统治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龚自珍的“平均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他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和对立，指出了这种对立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尖锐程度，并由此进而揭示贫富的“大不相齐”是历代王朝衰亡的经济原因、他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能做到这一点，是可贵的。可是，他却不敢触及地主和农民之间占有土地的极端不均，而日还力图保持占有财富的封建等级制度，表明他的思想存在着保守的一面。

　二、魏源的“奢俭论”

奢俭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思想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课题。奢俭是中国自先秦以来的伦理道德概念，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常见的中国固有的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思想家们往往把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经济思想当然也带有伦理道德色彩。特别是在狭隘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下，产生了黜奢崇俭论。

到了近代，封建顽固保守思潮中的黜奢崇俭沦，继承了先秦孔子、墨子 ,商鞍 ,老子、苟子、韩非各家的一些观点，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因袭了韩非“侈而惰者贫”的错误观点，把奢份看作贫富的根源。对农民个人而言，没有土地的人们都要“安贫”,“安贫”只有俭与勤二法，而对富人来说，近代封建保守思潮一般也是主张去奢尚俭的。他们主张富人尚俭，不能单纯理解为教富人都去当守财奴，“俭以守财”，而是与保富联系的。

这些理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鼓吹禁欲仁义，力图抑制人们的物质要求，满足于最简单的小生产消费方式，从而限制消费。阻碍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发挥，在财政方面，片面强调节用，排斥兴利事业，所有这此，都是阻碍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保守观点。

以上这些是魏源“奢俭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和背景。对于奢俭，魏源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的观念，另一方面，同他对于本末关系的见解相联系，又开始脱离固有的“黜奢崇俭”的思想传统，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说：“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上好紫则下皆女服，上好剑则士皆曼胡。此俗之所以贵移者乎!”

由于上尚奢，则下仿效，此风在整个社会蔓延，将导致社会生产的财富不足供消费挥霍，而最终将发生争夺以至暴乱，至于贫苦的劳动者，他则认为应“安分守己”，不应有“非分”要求，只要能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有“庇风雨”的住所，“慰饥渴”的饮食，“御寒署”的衣裳，“利日用”的器物，就应知足。总体上来看，他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第一，将俭分为两种：一种是利他的俭，对此他是赞同的，另一种是无利于他人的、单纯窖藏财富的守财奴式的俭，对此他持反对的态度。第二，认为“吝裔于一已”的守财奴式的俭，是有害于社会的。因为将财富贮存起来，就减少了财富在社会上的流通，减少了一些人的谋生门道，还将加剧贫富不均的现象；同时，由于吝生贪，贪生刻，将刺激富人加紧盘剥贫民，又将加剧社会的“不安”。第三，把富人崇奢，增加消费，看成是一种“均财”，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行为。按照他的看法，富人将货币财富用于消费，投于市场，而贫民则向其提供劳动产品或其他生活服务，取得维持生活之资，乃是两者之间的“通工易事”。富人用于消费的资财越多，社会上“通工易事”的机会就越多，谋生的途径也越多。贫民因此能够维持生活，就可减少社会的“不安”，从而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正因如此，他把富人尚奢看成是一种带有“博施”和“均财”作用的行为。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看到魏源这一主张的目的之一，在于缓和富人与贫民之间的矛盾。财富过于集中，贫富过于悬殊，社会无业的游民增多，对于现行的统治是不利的。

富人尚奢论突破了传统的奢俭观念，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的，同样，由于这个缘故，上述观点，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继承与发挥，以此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经济，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论据

魏源、龚自珍的经济伦理思想注意到了贫富不均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提出了崇尚节俭的思想，以及达到节俭的途径，虽然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很多的论述带有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但从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而言，发展了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提出了诸如限制贫富过于悬殊、从上做起倡导节俭、从经济角度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等思想观点，这些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