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后，呼唤人们从沉睡中醒来的《海国图志》一书，是魏源“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书中蕴含着他浓厚的西洋观。长期以来，人们都对其高度赞扬，有的人赞扬它“突破华夏中心观……为近代中西文化交融扫清了障碍”，有的人称赞它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梁启超更称其为“不龟于之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魏源的西洋观也不可避免，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西洋观的局限性

1.认识上的局限性。鸦片战争以晚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魏源认为中国战败的根木原因是“技不如人”，如果学习西方战舰、火器和练兵之法，“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就“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而没有认识到晚清政府的腐败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也并不真正了解西洋器物的长处，认为“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而我国人民“智慧日出……支集而鹜赴”，只要稍加学习，就可为我所用。他还认为我国物产丰富有“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如果“关闭海关，停止贸易”，列强就不能获得关系其国计民生的棉花和茶叶，就可以使它们低头称臣，放弃侵略。其西洋观的盲目自大性暴露无遗。

魏源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他认为鸦片贸易问题是中英两国矛盾的关键所在，只要开放沿海贸易，发展同英国的通商关系，就可以禁绝鸦片，解决争端。同时，他盲目的认为美国是“恪守中原”，法国“意在于耀声名，不专于权”，只要美法两国在虎门外的大角、沙角“建洋楼，置炮台”，就可以使英夷“不敢倔强，广东从此高枕。”

他不能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西方宗教。他排斥回教，认为“回教……与鸦烟皆阴谋潜伏于无形而夺人家国。”他运用封建迷信的风水理论来对苏伊士、巴拿马两地开凿运河进行附会评说，认为这两个地点都是“两大洲中束成至细之处，于形家为过峡，乃地气所联贯……关两洲之脉络，天地之所以界东西也，”一但打通，就会切断地气，危害人们的生活。

魏源亲历了鸦片战争，但他不明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形态必然取代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社会形态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到战败的根木原因是保守落后的封建制度，只能将战败归咎于“技不如夷”，提倡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从军事技术层面上挽救危亡的大清，“疏于对‘器物’后面异质文化和文化后面深层结构的学习和探索”，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他也不能真正认识西洋先进的军事制度，对西洋先进的贸易手段视而不见，认为“五洲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上一中华!”知末不知本。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上，他只强调“民’在经济上为国’效力、服务，而不主张国’有支持、扶助民’发展经济的职能……加深了国’与民’之间的隔阂，使《海国图志》丧失了群众基础。”魏源更不能把握当时的世界形势，不能真正认清国家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以上这些局限性在其西洋观中都有很深的体现。

2.知识上的错误性。魏源在介绍世界各地情况时，误认为西亚的伊朗和阿拉伯、大土耳其等国都属于西印度。认为现在的五印度中“西北二印度各自为国，其中、南、东三印度并据十西洋，东印度为英夷驻防重镇”。他误认为西亚各国属于西印度的范畴，就合并介绍巴社（伊朗)、阿丹回国（今阿拉伯各国)、德亚（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等国)和南土鲁机（今土耳其亚洲部分)等国家的情况。他盲目的以昆仑为葱岭，将美洲的西印度群岛置于亚洲的西印度。他认为法兰西就是《朗史》中所说的佛郎机。

魏源对世界宗教教派知之甚少。他误认为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同源自波罗门教。“佛教衰而波罗门复盛，一盛为耶稣之天主教，而袭取释教礼拜斋戒。”他把明代后期传到中国的天主教与唐朝时期流传于中国境内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即大秦景教）和伊朗的袄教混为一谈，认为三者之间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魏源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与概况，不能正确认认识各地宗教的教派和教义。他的自然知识也较薄弱，认为世界各地地震爆发的原因是“地内硫磺各石类之燃烧所致。”这些知识性错误在其西洋观中随处可见。

二、产生局限性的原囚

1.复杂的社会环境。首先就是晚清武器落后的现实。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晚清大门这一不争的事实惊醒了魏源，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武器是失败的根木原因。“中国海上水师之船较之西洋各国兵船，则不但不能比较，令人一见即起僧恨之心……中国只知铸炮身，不知作炮镗，且炮身又多蜂眼，所以时常炸裂。又引门竟大，全无算学寸，施放哪能有准，又用石头、铁片各物作炮弹，并用群子、封门子，皆粗笨无力。”正是这种武器落后的现实束缚了魏源的思想和认识，使他片面的认为只要武器先进就可战胜外夷，富国强兵。所以，在《国图志》中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忽视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诸方面的学习。

其次是晚清统治者的保守心态。当时，晚清的大门刚刚被列强打开，自然经济虽然开始解体，但还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封建保守思想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大部分“文武官员，不谙夷情，不悉其离合”，觉醒的只是一小部分封建士大夫。他们对魏源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观点鄙夷不屑，甚至压制打击。上有昏庸的官僚，下有无知的民众，魏源是在夹缝之中来提出“师夷，筹夷情“这一先进观念。为了能够得到官员和民众的认可，就寻找中庸的方法。一方面摆出使顽固派无法反驳的武器落后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又要附合封建士大夫和民众的“自大无知的心态”，以求减小阻力，这就导致他的西洋观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

2.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意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立场决定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阶级利益又决定了他的阶级意识，也就是对本阶级的认同感。魏源是这个论断的典型代表。魏源是晚清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西洋观中具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烙印”是不可避免的。纵观全书，魏源在介绍西方时处处不离“夷”字：“师夷”、“款夷”、“夷兵”、“夷船”、“夷情”等举不胜举。“夷”是封建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对中华以外国家的蔑称。魏源虽己被“惊醒”，但地主阶级的意识还在心中，一个“夷”字把魏源地主阶级的心态暴露无余。

3.引用图书资料的影响。《海国图志》引用的资料大都是“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夷图夷语（夷图：外文地图；夷语：外文著作)。”共有一百多种中外著述和三十多件奏折及魏源亲自收集的其它资料，可分为四个类别。

首先是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在《国图志》原叙中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指林则徐）所译西夷之《四洲志》。”而《四洲志》是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编写的一部关于当时世界各国政治、地理、风俗的著作。其内容不但不详实，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魏源的《海国图志》又是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展补充编著而成的，后者对西洋的认识对前者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类是历代史书。包括二十四史、《皇清通考》、《册府元龟》等二十余种。这部分资料属于历代正史和明清时期的典志书籍。它们均由官府负责修订。我国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因此，这些书中蕴含了大量的封建意识。魏源引用这些材料，其中的地主阶级保守、盲目自大的心态意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有很深的阶级认同感。所以造成的西洋观具有保守性和盲目自大性。

第三类是中国古代有关域外的地理著作及其它相关著述，也就是魏源所说的“岛志”。包括《岛夷志略》、《海国见闻录》等七十多种著述。这部分资料是根据一些佛教高僧（玄奖等僧人）从域外带回来的佛教经典和一些域外传闻编写成的。鸦片战争前，虽然同国外有一些交流和联系，但国人对国外的情况却知之甚少。一些封建文人根本不了解域外的情势，只是参考别人的著述，加上自己的主观想法，就编写了这些书。《海国图志》以它们为基础来介绍西洋各国，出现一些不可靠的认识和知识性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魏源也亲自实践了解一些外国的地理风貌及相关的情况。

最后是来华传教士的著述。包括《世界地理大全》、《外国史略》等二十余种。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宗教，其目的是为殖民侵略服务。最初，国内民众认为西方宗教是邪教，具有抵制情绪。为了使西方宗教能够被国内民众接受和认可，传教士们就以“传播知识”为名，写出这些关于西方风土人情、地理、政治等方面的书籍，使中国人了解自己，学习西方，从而改变抵制心理。为宗教思想的传播扫清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为以后的殖民侵略奠定基础。由于他们传播知识是为其侵略服务的，这此著述中不免就有不实之词，夸大之语。同时，传教士个人知识水平有限，对整个西方知识（如地理）的认识也有诸多的偏差，使这些著述中出现众多的知识性错误。

《海国图志》所引用的资料实际上以“外人著述为先，次以中国人著述为补充，如出现记载相互歧异时，原则……以新的、外人著述为准”正如魏源自己所说：此书何以异于昔人海国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正是魏源自以为比其它书籍的高明之处才导致了他的西洋观出现了众多的谬误。

纵观《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的西洋观，其主旨就是“筹夷情，师外夷”。但其“筹夷情，只指了解与制夷患’主张有关的外国情形，而不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师外夷，只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军事长处，而不是学习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某些长处。”他找不到战败的真正原因，认为只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就可以挽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是其西洋观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现。《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的西洋观不会磨灭其开风气之先的功劳，但人们也不会忽视其局限性的存在和影响。辨证地分析和对待，是中肯和科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