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我国近代一位很有影响的军事人物，他在创办湘军和镇压农民起义中，坚持改革，励精图治，提出了建立战略后方基地、裁兵节饷和实行经费限额管理等颇有建树的军队后勤建设方略，从而保证了湘军战略方针的实现。他的后勤建设方略，是其治军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采的内容。因而，成为后来历届统治阶级治军建军的样板。本文就此作些初浅探索。
一、建立稳固的战略后方基地
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是曾国藩军事战略的核心，也是他镇压太平军农民起义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就对清军的军事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将八旗、绿营军的世兵制改为募兵制。这样湘军就成为半官半民的地方武装，其军饷、物资、装备来源绝大部分靠自己筹措，自己补给。鸦片战争之后，国内战争连绵不断，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军饷和作战物资来源十分困难。再加太平军声势浩大，锐不可挡。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曾国藩深知，没有自己的物资、军饷补给基地，不仅难以与太平军较量，就连最起码的生存空间也将面临威胁。
古往今来，明智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战略后方基地建设，把它当作军队建设、物资支援和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依托。楚汉之战中。刘邦依靠萧何经营战略后方，从巴、蜀、汉中筹集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前线，充分发挥了后方基地进可助攻，退可救险，停可修整的重要作用，而项羽东征西讨，忽略战略后方基地的作用，最终反胜为败。还有黄巢、李闯实行的流寇主义，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古代战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曾国藩建立战略后方基地产生极大影响。因此，他首先提出在湖南建立补给基地。湖南是湘军起兵之地，又是长江上游，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再加人和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保证后方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他派出得力的助手左宗棠具体办理各项事宜。左宗棠也不负众望，到湖南后，整顿税收制度，实行精兵简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湖南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并很快变成一个兵精粮足的省份，使兵源、粮饷和各种作战器材，源源不断补给前线部队。
随着湘军战线的向东延伸，作战地域的扩大，物资保障任务更加繁重，物资筹措更加困难，继续依托一省物资进行保障难以为继。曾国藩又提出在湖北建立新的后方基地。1854年10月，湘军攻取武昌后，曾国藩上奏清廷，提出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经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战斗之后湘军人员武器均有很大损耗，需要进行一个较长时期的休整和补充，以巩固和提高其战斗力；二是太平军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仍有相当实力，又得到湖北、江西广大群众的支持，若湘军孤军深入，稍有挫折就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三是湖北经济未及恢复，不能建立粮饷基地，湘军东取江、皖，仍须湖南供给。这样远离战略后方，供应困难，就有可能因缺乏粮食而导致军士溃散，前功尽弃的结局。尽管这些合理化建议遭到清廷的反对，但始终未能动摇曾国藩扩大湖北战略后方基地的决心。在湘军各级将士的精心建设下，后方基地迅速发展。到了咸丰末年，除湖南外，新增加湖北、江西、安徽三个省。这些战略后方基地的建立，为实现湘军“以静制动，以上制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安徽，后取江、浙”的总体战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然而太平军定都南京后，忽视了战略后方基地的作用，使安徽、江、浙逐步被湘军占领，南京失去屏障和依托，粮食断绝，天京陷落。与湘军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裁兵节饷的精兵方针
曾国藩总结了宋、明两代建军的历史经验，也客观分析了清军在乾隆四十六年增兵前后的变化，提出裁兵节饷的精兵方针。
曾国藩从历史经验中看到：“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并发现了增兵容易裁兵难，增饷容易节饷难这一普遍现象。指出：“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之经费耗之如彼，其多易也，节之如此，其少且难也。”他极为主张裁兵、节饷、加强训练，才能打开清军的局面。他说：“天之患盖有两端，一曰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他列举清军腐败、痪散状况后指出：“医者之瘫治，甚者必剜其腐肉，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卒盖亦当为简汰必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永远也不能扭转这种武备废驰的状况。他还提出一个裁减清军五万的计划。他解释说，此举付诸实践，每年可节省饷银120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又可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善。当然在创办湘军前，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和抱负是很难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到了他统帅千军万马时才真正得到充分的施展。
1854年湘军在岳州、靖港、湘潭等地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败。曾国藩认为，除了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外，就是兵员太多太杂，素质太低。于是在长沙进行了第一次整军。整军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裁减人员。凡溃散之营，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减不用。经过裁减之后，湘军水陆两师仅为5000人。整军比较干净利索，毫不留情。连他自己亲弟弟曾国葆也在裁减之列。经过长沙整军，一改湘军旧的精神面貌，使其官兵士气大振。1864年，湘军进行了第二次整军，削减了2万兵员。1865年进行了第三次裁减，仅留下刘松山的老湘军营的精锐部队。
湘军之所以能多次转危为安，越战越强，最后转败为胜，与这三次整军有着密切联系。曾国藩对长沙整军深感满意，认为这是他治军建军有方的重要标志。
三、优厚待遇的养兵方针
提高湘军的待遇，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厚饷养兵，是湘军后勤建设上一个显著特点。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之所以军纪痪散，训练水平低，战斗力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饷太少。绿营兵乎时月饷为：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期还可以基本维持生活，而到了道、咸年间，已经不够五口之家食用，不得不以兼做小贩生意为生，以致训练废驰，军风败坏。曾国藩确信，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湘军官兵的优厚待遇，才能解决绿营军的弊端，以增强其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告诫下属：军队无粮，就会扰民；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会影响军心。还讲：“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些恩泽，则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制定了较高的薪饷标准。营官月饷银200两，是绿营的3倍；士兵每人月饷银6至9两，是绿营的4倍。优厚的饷银，对于生活贫困的湖南农民、绅士和书生是个极大的吸引力，出现“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的局面。曾国藩对此很有感受。他说：“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举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的优厚养兵方针，为湘军官兵提供必备生活条件，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忧，增强了凝聚力。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确保了兵员的质量。因此，具有双重的意义。
四、开辟水路的军事运输
湘军的后方战略物资之所以能干里迢迢输送到前方，很重要一条经验，就是控制长江水路交通的命脉，从而赢得了作战的主动权。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中，发现水师作用非凡，是陆地部队无法取代的。它平时可承担作战物资运输，战时承担兵力运输和水上进攻任务，具有多种用途。因此，他下令抽调5000官兵，立即组建10个营的水师。在一些重大战役中，曾国藩把后勤机构粮台设在战船上，其它军用物资、粮食、军械器材分装各小船，并雇请夫役水手随船待命。其它战役，后勤机构一般设在靠近长江附近地区。这样一方面可以依托水师火力掩护，确保物资的安全；另一方面物资可由水师运输到各部队驻地，水路、陆路相互衔接、互为依托，互相支援，减少了倒运和人力，提高了效率。太平军重要首领李秀成在总结天京失陷时，对湘军水师给予了客观评价。他说：“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谈到：“不是湘军陆军战斗力强，湘军远不是太平天国军队的敌手，而是因为湘军粮道设在江边，由水师运输，保护了粮食供应，源源不断，能够做到持久战。太平天国的粮道是由陆路运输，在当时交通情况下，陆路是干难万难的，冬衣、粮食都运不上来，无法持久进攻战，而不得不退兵。”
自古以来，我国军队就有利用天然江河或开辟漕运，输送作战物资的历史，但真正把水路运输与陆地作战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形成整体作战能力，这方面曾国藩开创了历史先河。他在总结作战经验时说：“贼之米粮运于二百里之外，我之米粮去水次甚近，我可持久，贼难持久。”可见，控制长江水路交通，开辟水路运输，为湘军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五、大力改善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后勤建设的中心任务。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军之辈。因此，要战胜太平军，就必须把主要经费投入改善武器装备上，使湘军战斗力有一个质上的飞跃。
曾国藩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提出：“水师事宜，以造船置炮二者为最要”的主张。创办湘军后，又提出湘军的武器装备建设的总体思路，即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据此，他一方面自筹大批经费，通过外商购进新式武器。咸丰三年曾国藩在衡州奉诏迟迟不出兵，主要是等广州炮械的到来。咸丰四年湘军建成出师，初步胜利，主要依靠从广州购买的烊炮。此时，湘军已装备火炮约600尊，战船361艘。对此，曾国藩在奏折中谈到：“此次蒙皇上屡降谕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但当时战争频繁，需要武器甚多，仅仅依靠购买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曾国藩、骆秉章先后在衡州、长沙、安庆创办制造厂、军械所，召集各地能工巧匠，精选木材，不惜工本，建造战船和枪炮，以缓解部队战船、枪炮的不足。
六、实行经费限额管理
军队是纯消费而且是高消耗的单位。自古就有“日费千金”的描述。因此，如何使用好有限的经费，使之节约、经济，发挥更大的军事和经济效益，是军事家运筹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曾国藩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提出了对部队进行经费限额和包干管理的新对策。
曾国藩根据湘军各营数量，制定了一个最高的经费消耗限额，每月大包干，节约归己，超支不补。从而改变了过去经费月月超支的现象。他在饷章上规定：每营大建月支银2892两，小建月支银2802两。对营以上部队也做出规定：“凡带千人每月支银不超过5800两，凡带万人每月支银不超过5．8万两。还针对部队官员任意超编现象，实行了经费定额包干。一是各营办公费包干；二是各级官员定额包干；三是官员的专论差使包干。还规定，凡带千人长夫不超过360名，凡带百人长夫不超过36名。曾国藩说：“向例军营各官，递升一阶，则酌加薪粮若干，或得一巴图鲁勇号，则领饷更优，臣所定湘军陆师章程，专论差使，不论官价，营哨各官论功则随时保擢，领饷则从不加支。即使千把保至提镇，而薪粮如故，其巴图鲁等项，亦但有虚荣，而无实惠。”
由于采取了上述新的举措，使湘军的经费和官员编制得到有效控制，与同等数量的绿营军相比，经费开支节省五分之一。曾国藩对此谈到：“从前江南大营请销兵丁口粮，每月支银三两八钱有奇，仍支本身余丁、本色口分米粮，加以管带员弁大小约三十余员，盐粮等项，连原省坐粮，每用兵一千名，每月约需银七干两请销。勇营口粮每名日支钱三百文，钱价的中折银，每名月需银六两以外，加以管带各官薪水杂支，每勇千名，每月亦逾六千两。臣部湘勇以五百人为一营，营官哨官勇夫薪粮公费，统计一营月支银二千八百两有奇。每勇千名，合计不过五千七百余两。较之江南大营成案，有减无增。”
曾国藩作为清朝末期一位显赫人物，在军事舞台上活跃了近二十年，在治理军队、建设军队和管理后勤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后人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但是，由于他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逆历史潮流而动，改革缺乏群众性，同时也不可能彻底。比如，改进武器装备，他总是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致使湘军的武器装备近代化水平偏低。经费实行了限额管理，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层官员中的中饱私囊、营私舞弊的腐败作风。所以，曾国藩的改革在主观的愿望与客观的实践上，毕竟存在较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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