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也是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全国范围的王朝。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空前深重，给各民族人民，特别是给汉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又不得不使用汉人为官，而汉宫在整个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六十七年（1644—1911）间，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雍乾盛世的陈宏谋和王朝末日的曾国藩。
我们将这样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作一番比较研究，以此窥探清代儒学的性质和特点，应是不无裨益的。
孔子首创儒学，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什么是“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及众，希望创造一个“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如何衡量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孟子提出“义”作为唯一的标准。“舍生取义”是孟子的名言。君臣都要讲“义”，如果君对臣不义，则臣可以对君不忠。汤、武推翻桀、纣，是因为桀、纣不讲为君之道，是独夫民贼，所以人人得而讨之。汤、武革命，不是犯上作乱，而是诛杀独夫民贼。因此，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
汉儒因今文经学而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董仲舒讲“道”，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代儒学开始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宋王朝积弱积贫，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但儒学仍获得了创新和发展。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用“心性”来规范人的思想行为。
明清两代的知识分子，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并且将它发挥到了极至。许多儒学名臣，基本上都崇奉程朱理学。但是，尽管他们在讲求个人修身养性上基本一致，却在为人行事上大相径庭。有的奉行“以民为本”，弘扬孔孟“仁爱”思想的精髓，取得思想行为的和谐统一；有的却顽固地“以民为仇”，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个人修养与实际行为完全分裂，落得千古骂名。
前者如陈宏谋，后者如曾国藩，就是这样两个绝然不同的历史人物。
二
陈宏谋是广西临桂县横山村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1696．10．15），殁于清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二日（1771．7．14），享年七十六岁。从雍正元年（1723）28岁时考中进士后，前后为官四十八年，正处于“雍乾盛世”。
“雍乾盛世”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经过康熙六十一年的苦心经营，又加上雍正十三年的励志改革，进入了文治武功全盛的乾隆时期。清王朝此时国内辖地除应天府和盛京外。还包括本部的十八个行省和藩部的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南沙、西沙群岛，西至葱岭，东北至外兴安岭、库贡岛。国土面积达一千四百多万平方公里，已成为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盛的封建国家，为古代中华民族国家史上的颠峰。
经济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由于采取“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的赋税政策，无地、少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赋税负担有所减轻，封建社会的秩序比较稳定。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已从顺治十八年的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余顷增加到七百四十一万余顷。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官田和地主隐瞒不报的土地。其次在于大力兴修水利。康熙、雍正、乾隆三皇帝都非常重视治理水患和水利工程的建设。重用有治水才干的河道总督靳辅以及著名水利专家陈洪，大臣们特别是地方的督抚大员，善治水者多得重奖。第三是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地丁合一”，把无地农民和市民的丁银一概罢免，使得城市工商业者不再有丁银的负担，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于是大量开采矿产，尤以云南铜矿开采为最。此外，粤、川、陕、湘的炼铁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第四是国内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凡此种种，证明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确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国力最强大的“盛世”。
陈宏谋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的所作所为，当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对“雍乾盛世”的出现作出了贡献。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杨坪村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终年六十二岁。巧合的是，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时也是二十八岁。两年后，即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帝国主义用毒品鸦片和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曾国藩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宦海浮沉三十余年。伴随着他这后大半生的，正是中国历史近百余年丧权辱国，中华民族蒙受巨大灾难的历史时期。
清王朝是从嘉庆时开始由“盛世”跌落下来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整个地主阶级奢侈腐败。其实，早在乾隆时期官吏腐败已十分严重，军机大臣和珅被嘉庆籍没的家产值银达八亿两，是乾隆六十年耗费的军费的八倍。嘉庆朝从元年起，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抗争就连绵不断，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所以，到了道光年间，清政府从皇帝到整个官僚机器，已经异常腐朽衰败，当然抵挡不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只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屈膝投降，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与此同时，人民却自发地起来与外国侵略势力作斗争。人民的反帝斗争，不仅使极端腐朽的清王朝万分恐惧和仇恨，也使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受到了顽强的抵抗和遏制，中外反动派于是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这一历史时期非常突出的现象。
曾国藩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中。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活生生地画出了一个对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对国内革命人民残酷镇压的反动嘴脸。
三
请看这两个人一生的作为。
先说陈宏谋。
纵观陈氏为官四十八载，历任一十二省督抚大员，所行之事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其一，治水患，修水利；其二，劝农桑，奖耕织；其三，办学校，行教化；其四，减赋役，济灾民；其五，除弊政，惩贪酷。的确是封建时代难得的一位“以民为本”的清官廉吏。
（一）修水利，治水患。
雍正八年，任扬州知府，疏浚城河；雍正十年，回乡治丧，振修水利，修本乡水堰。此水堰以巨石砌成，至今犹获其利。乾隆元年（1736），任云南布政使，兴修云南各属水利。乾隆三年，任天津分巡河道，专以水利为务，放淤治水。次年，疏浚沧州、青县泄洪河道，整修运河暗险工程，除淤筑堤。乾隆六年，任江西布政使，督修水利；并于次年建广润门外浮桥及赣江生米渡，时人称“陈公渡”。
乾隆十年（1745），任陕西巡抚。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陕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常年少雨干旱，人民痛苦。陈氏刚一到任，即修筑咸阳二十四州县城墙河堤。此后多次回任陕西巡抚，于乾隆十五年（1750），开浚甘泉，筑修沟渠，历时两年，新开水井二万六千八百余口，加原开凿的水井共计八万七干余口。各处水井皆名曰“陈公井”，大获灌溉之利。陈氏又仿江南水车形制，制成样车，督民仿造，高地苦旱之处亦得水利。
乾隆十六年，调任两江总督。上任途径山西，奉命暂署河南巡抚，九月抵任所，是时黄河缺口百余丈，泛滥千里。陈宏谋即刻亲往险段勘察并全力组织抢修，到十一月二十四日缺口合拢。与此同时，又大赈灾民，并多次上奏清廷。请修理紧要河沟以防水患。次年，仍督修各属河堤不懈。采用以工代赈之法，国民两益。
乾隆十九年（1754），任福建巡抚。到任即巡视各属，不惮劳苦，查明漳、泉等地水患，各予修治，并赈灾民。同年六月回调陕西巡抚任上，旋即巡查各地，修筑驿路城池，疏浚河道。次年调任甘肃巡抚，整修河西及口外水渠。
最值得一提的是，陈宏谋于乾隆二十年（1755）任湖南巡抚时严令禁止围湖（洞庭湖）造田，令还田于湖，从根本上消除水患。如今洞庭湖就是因为大量的被围垦成农田，湖面急剧减少，洪水季节，无法蓄洪泄洪。因而造成大面积的特大水灾，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乾隆二十二年，由陕西巡抚调任江苏巡抚。八月到任即巡勘各处河道工程，勘修田家桥等三河，又拟定疏浚宿迁县林子河、萧县沟渠等。十二月，补授两广总督，江南各处水患之处均得以修治，并提出疏导入海口以资泄洪的方案。次年，兼署两江总督，令苏、松等属筑圩开河水以备蓄洪泄洪。次年，又挑挖宿邳县墩湖河沟，督办镇洋、宝山海塘工程，巡视淮扬，徐海一带水情，加筑六塘河岸，浚筑苏、松等府河。又次年（1761），赴常熟、昭文、宝山、上海，查勘河闸沟塘；又令勘洪湖水势。后来他虽遭革职留任的处分，但仍加紧修筑高邮等地漫口堤坝，修治常昭二县土塘，改闸为坝以资蓄泄。又次年（1762），复勘扬州运河、落坝展坝工程，查勘沿海堤工十二月，淮北水患经陈氏悉心治理已基本消除。同年十二月又抵湖南任巡抚，以其近古稀之年（68岁、69岁），仍治水不息，并多次严禁滨湖私围以杜绝水患。
总共陈氏任地方官三四十年间，开凿水井数万口，治理大至黄河、洞庭湖、海河、运河，至乡县小河、塘不下数千。大禹治水的精神，在陈宏谋身上体现无遗！
（二）劝农桑、奖耕织。
中国封建社会，即使到了它的晚朝，仍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社会。《战国策》记赵■后问齐使：“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孟子多次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对国对民对社会的重大意义。陈宏谋是一个纯正的儒生，深深懂得出仕安民而必先养民的道理，所以，他每到一地任职，除悉心治理水患以利农耕外，还直接劝导农桑、奖励耕织。这不仅使得封建朝廷大受其益，而且客观上，农民也得到了好处。
雍正十二年（1734），在云南布政使任上，劝种杂粮，以补歉收；乾隆六年（1741），在江西布政使任上，禁止私宰耕牛，保护牛力，以利生产。
乾隆十年（1745），在陕西巡抚任上，陈氏根据陕西自然条件，劝民种桑养蚕，他亲自编写种桑养蚕歌诀；又劝种甘薯，以补正粮之不足。次年，设蚕局收桑茧，兴办蚕政，鼓励民间缫丝织绸。后数年内几度出任陕西巡抚，力劝农民凿井灌田，多种桑树，在他大力倡导鼓励之下，陕民不数年已大获蚕利。
后来在两江、两广总督，河南巡抚、湖北巡抚、甘肃巡抚、江苏巡抚、福建巡抚、湖南巡抚等任上，一如既往，力劝农桑，发展生产。他还适时调有余补不足。如乾隆二十年（1755），湘米大熟，他怕谷贱伤民，即调湖南大米运入江南；此后乾隆二十三年，又调广西大米入广东。这种种便民利民的举措，就是在当今时代，也还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办学校，行教化。
安民必须养民，养民必须教民。陈宏谋出仕不久，于雍正四年（1726）即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吏部郎中任上，掌殓封司郎中兼并理文选、考功两司。又于雍正七年充山西乡试副考官。次年，在扬州知府任上于公务之暇，多次亲往安定书院与诸生论学。雍正十年，因回乡治丧，在家乡临桂县横山乡创办义学，贫富子弟均收入读。雍正十二年，在云南布政使任上，兴办义学，普设书院，还自编考本刊刻书籍，颁发学官。令当地少数民族子弟亦得入学就读。到乾隆二年（1737），在云南已建义学七百余所，并分发刻印的教本《增定正史约》。
乾隆三年（1738），在天津分巡河道任上，治理水患之余，又极力整顿天津、河南两府义学，培育治世治水良才。
乾隆七年（1742），在江西布政使任上，整顿豫章书院，并亲定学约十则，使教学颇有依规，学员学业大进。
后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仍致力于兴学施教。如在两江总督任上，还奏明将通州新涨河田拨为苏州公学之经费。六十七岁高龄时，还捐俸置永福县渔村等处庄田于临桂义学，使学校经费得不匮乏。
他的教育思想已有专家专文论及，在此不赘，最能体现他的“教民”宗旨的，可观陈氏《五种遗规》中《养正遗规》和晚年辑录的《学仕遗规》。
（四）减赋役，济灾民。
从孔子时代起，人们就慨叹“苛政猛于虎”。唐柳宗元亦在《捕蛇者说》中痛斥赋役有如蛇蝎。陈宏谋的另一德政，是能从实际出发，减轻了民众的一些赋役负担；同时，又及时地赈济了灾民。“关心民瘼”，是对陈氏确切的赞语。
雍正八年（1730）始出任地方官扬州知府的陈宏谋，即疏陈办理赈恤事宜。雍正十三年，在云南布政使任上立厂煮粥恤赈灾民。所费之半出自他本人的俸禄。乾隆二年（1737），因弹劾金拱获罪，查清复官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奏请急除广西农产新赋。
乾隆十一年，在陕西，筹建常平仓，以济灾民；乾隆十三年，又急赈耀州与十六州县，给灾民口粮一月；此后，多次据实赈济陕甘灾民、贫民。
乾隆十六年（1751），在河南，抢救黄河缺口，急赈灾民，又加赈重灾民，使受水害的百姓不致流离失所。
乾隆十七年，调福建，又赈恤泉州遭受台风、洪水灾害的民众，并急调台湾大米接济漳、泉等郡。同时，连年查勘水患，除修治水渠、恢复生产外，又分别赈恤。
乾隆二十年（1755），在甘肃任上，奏减茶税；次年，在湖南，又筹买初仓谷，以备灾年所需。如乾隆二十七年（1760），在江苏奏请加赈淮、扬、徐数州灾民，买湘米二十万石济之，事后又买民谷还仓，使常年无缺。
（五）除弊政，惩贪酷。
陈宏谋的一生，是有胆识有声色的一生。他几次重大的弹劾奸佞的活动，虽然都获罪朝廷，但他九死不悔，在所不顾，虽屡遭贬抑，也安之若素，处之泰然。
主要的事例如：
雍正八年（1730），在扬州知府任上疏请停淮商捐输立项以崇实政；次年疏请禁革捐监浮费以实仓储；雍正十一年，在云南严禁征收公件陋规，并疏定夷乡人人籍之例；次年，严禁压卖官茶，整饬公事。
最重要的一件，是数次弹劾广西巡抚金拱。乾隆元年（1736），陈宏谋不顾官员不得言本乡事之忌，再次密疏广西借垦报捐之大弊。次年九月，又疏广西借垦报捐，增赋病民之弊，力劾广西巡抚金鉷。在奏折中，陈宏谋说道：“此曹急于复官（金鉷因谎报垦田事被免职，现又谎报垦田数，以额税抵银得复官），止就各州县求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后经查实，金鉷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余万亩，实未垦成一亩。当时，陈宏谋因坐“乡绅挟持朝廷”的罪名，交部议，降调。直至鄂尔秦等人会奏实情，才减免广西田捐，处置首犯金拱，恢复陈宏谋官职。
乾隆五年（1740），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清除狱政积弊，整肃诉讼，禁赌，使政风民风得以端正。乾隆十三年（1747），在湖北，雷厉风行地清查各府州胥吏更侵蚀钱粮积弊，整治全省社仓，清查在狱人犯。此后，在各地任上，都一一清理积弊。即使六十七岁高龄，在苏州任上还奏请惩查浒关积弊事项。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京任吏部尚书，八月会同刑部尚书等查办吏部书吏截缺错误二例。
陈宏谋本人一生不但为官清正，而且对贪酷之吏疾恶如仇，从不为个人利益而回避苟且。说他是有清一代著名的“清官廉吏”，是十分恰切的。
再说曾国藩。
考诸曾国藩一生行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编练湘军，屠杀人民；二是阴柔委屈、媚外事敌；三是效仿西方、创办洋务。而这一切行为，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分子思想行为极端矛盾苦痛的表现。
（一）编练湘军，屠杀人民。
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历史罪行，就是异常凶残地镇压了人民的反抗运动，这正集中地体现了没落阶级反动、凶残和虚伪的本质。
道光二十六年（1846），湖南京官奏事首次以曾国藩领衔，此后相沿成习，奠定了曾氏在湖南官绅中的重要地位，为此后动员湖南的人力物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准备了政治条件。
太平天国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四年旧历十二月初十日，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二十九日，曾氏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开始了他血腥镇压农民革命的生涯。次月即接正式帮办团练之旨，旋奏请在省城成立一大团，以防守长沙及镇压本省农民反抗活动。次年，又奏明在团练大臣行辕设审案局，残酷镇压会党及其他群众的反抗活动。是年九月，开始着手改革军制，拟定新的营制、营规，饷章等，决心一扫绿营积弊，募练一支万人劲旅，以为镇压太平天国资本，此为创建湘军的正式开始。
在太平军势不可挡的攻击下，各地反动的地方武装纷纷溃败。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轂清军黄州堵城大营，湖广总督自杀；同年四月初二，曾国藩亲率水军陆军各营进攻太平军的靖港，大败，投水自杀未遂。
以后一段时间，湘军转败为胜，一战攻占湘谭，二战攻陷武昌、汉阳，立即大肆屠戮起义军民。咸丰当即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委任他为湖北巡抚，后又加赏兵部侍郎。曾氏受命迅速东下，进攻江西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拦江敷设铁链以阻太平军水师，一举焚毁太平军战船四千五百余艘。同年十二月，曾国藩进攻九江屡次失利，又遭太乎军围困。二十五日，太平军出奇兵夜袭湘军水师，曾国藩座船被俘，文件尽失，曾氏再次投水自尽，被人救起，送入湘军罗泽南营中。曾见大势已去，又欲自杀，被部下劝止。
此后咸丰五年、六年，太平军气势又大盛，湘军多次溃败。咸丰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大破江苏镇江清军，江苏巡抚被杀；五月十八日，太平军又大破清军江南大营。数月后，因太平军内讧，曾国藩伺机反扑。他上书朝廷，要求拥有绝对的军政大权，否则无法击败太平军。此后，曾国藩又以在家居丧为由，与朝廷讨价还价，谋求更大的权力。终于在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同时兼任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江南军务。此时，曾国藩权势骤增。开始与太平军进行战略决战，为表明他对农民革命的刻骨仇恨，甚至立下遗嘱，表白“以死报国”的决心。
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湘军攻破赤冈岭，杀三千人；初二日，杀八百人；六月初一，破安庆城外太平军各营垒，杀八千人；八月初一日，破安庆城，杀一万六千人。此后，湘军军势大盛，连破太平军，每到一处；必大肆屠戮。随着湘军的节节胜利，曾氏也不断地加官晋爵，除多次出任督抚重臣之外，于同治元年（1862）入阁拜协办大学士；同年，又以两江总督衔兼安徽巡抚，期间，石达开、李秀成被杀，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终于失败。同治三年，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待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与他一起血腥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荃等人也得到很高的奖赏，真真是“人血染红了顶子。”
同治四年（1863），又奉上谕，督率各军赴山东一带清剿捻军。五月初三接旨，五月初七即星夜出省，赶赴山东督剿。到山东后，即奏剿捻之策，划黄河以南，沙河与淮河以北，包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十三府、州为自己的作战区域，其余地区由所在督抚负责。计划在徐州、临淮、周口、济宁四镇重点设防，并另建马队自后追击，使捻军无论走到何处，都有清兵堵剿。这就又开始了他又一生中第二场大规模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罪恶活动。此后数年，曾国藩虽有几次小的起落，但都紧紧依靠手中的湘军，一作为镇屠戮人民的工具，二作为向朝廷最高统治者讨价还价的筹码，玩弄的得心应手，妙着迭出，因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势。
但是，曾国蕃这十几年的作为，最终遭到了万人的唾骂，落得个“曾剃头”、“曾屠夫”的可耻骂名。
（二）阴柔委屈，媚外事敌。
曾国藩在办理对外事务中媚外事敌的表现，早在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不久，从他上给朝廷的奏折中就已暴露无遗了。他提出“借夷助剿”的反动方针，又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其智以造炮、造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真是一厢情愿的洋奴嘴脸，由此也可以看出晚清以后的中国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借外剿内”的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治四年（1865），当他得知洋奴总头目恭亲王奕诉被谴，革去一切差任时，便与彭玉麟入舟密谈，相对涕泣，如丧考妣。
最能暴露曾氏投降卖国媚敌求荣丑恶嘴脸的是他在同治九年（1870）奉旨办理的天津教案。这一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上奏，天津人民查实迷拐幼童的匪徒，与教堂教徒有牵连，因而群情激愤，殴毙法国领事官丰大业等二十人，焚毁教堂与外国办事处多处。清廷大为震惊，即令曾国藩严加查办。曾国藩本着“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的居心，在奏折中称：“臣查各省打殴教堂之事，层见叠出，而殴毙领事洋官，则为从来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与之开畔，准情酌理持平结案，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方……”。他一方面把全部责任归罪于自己的国民，口口声声称与洋人抗争的百姓为“愚民”，将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欺凌的反抗斗争，说成是“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因而必须“曲全邻好”，所以要“寻奏殊为首滋事之人，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罪”。荒谬地认为，如此举措是“立国之本”。另一方面，他又诚惶诚恐地拜见法国公使罗淑亚，不但放走了拐骗幼童的重犯武兰珍，犯罪教徒王三，杀害了所谓“滋事”的首犯一十六人，还将办案不力的对洋人不满的天津道员周永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人革职。但洋人得寸进尺，强横要求将“三员论抵”，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当时虽不敢贸然许诺，但还是在奏折中多方粉饰洋人罪行，将刘、张二员押送刑部治罪。因为曾国藩督办的天津教案一事，天津人民送给他“曾卖国”的骂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三）仿效西方，首创洋务。
曾国藩是靠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起家的。在凶残地屠戮太平军、捻军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他通过操练湘军，懂得了先进的西方武器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于是便萌发了借助洋枪洋炮，“借夷助剿”的思想。因此，咸丰十一年（1861）。他给清廷写了《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摺》。
但是外购虽说必要，倒不如自造来得方便。于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在上海高昌庙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又在南京设立英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这些都是由原先的一些小军火工场扩建的。并且在江南制造局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军舰。期间还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培养选拔近代科技人才，翻译西方科技图书。
曾国藩的洋务活动真正开始是他在接任两江总督（同治六年）的时候，并同时兼任通商事务大臣关防及两淮盐政印信。次年，闰四月从江宁出发，沿途视察江南水陆各营，至上海查阅江南机器制造局各项工程。这一年十月，又到天津校阅洋枪队。同治九年，多次与英人赫德会谈，十一月，正式担任清政府的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说曾国藩首创洋务，还因为洋务运动的后继人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大都出自他的门下，或为门生，或为幕僚。但是，曾国藩为首的官僚军阀，始办的都是一些军事工业，尽管他口口声声标榜的是什么“自强新政”，其实根本不是求国之强，也不可能求国之强，而只是取得一些仿造的洋枪洋炮洋舰作为自己武装的配备去加强对人民革命的镇压而已。
四
陈宏谋、曾国藩都是汉人，都在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三甲、同进士出生）后步入仕途，在宦海生涯中，都达到了位极人臣——宰辅（大学士）的地位。陈宏谋晚年晋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恩赐在紫禁城骑马，后又加太子太保，卒后谥“文恭”，生前并多次获乾隆寿额御匾：“友恭嘉庆”、“硕照延祝”。乾隆给他的奖语是：“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谓之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懿哉！”
考诸陈宏谋的一生，他的行为源于他的思想。早年刻苦自励，为诸生时，即留心时事。受教于醇儒族兄宏諴，对族兄府第楹联记勉尤深：“行无愧事，读有用书”，“有功夫读书便是造化，以学术济世方见文章”。他给自己题写的座右铭是：“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因而入仕后，本所学以为施政，莅政又必为久远之计，处政亦必虑宏大规模，是非措置审计分明。他一生信奉：“是非度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他身体力行，言行如一。将古今嘉言懿行，加上自己亲历所思所得，辑成《五种遗规》，修身，养家，治政，为道，都十分恳切而有义。他给亲属友人的书信，也如实写来，无矫情饰语，读之令人钦佩；他的奏疏文檄，内容均系民生，“关心民瘼”、“为民请命”。一个历史人物，在那样的时代，以个身己力，切合社会历史进步趋向，为建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发展社会的经济生产，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由于陈宏谋生活在雍乾盛世，名臣宰辅盛极一时，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皇帝在中国封建史上，也不失为三代明君。他们力图治国养民，也勤于政事，整饬吏治，重视儒家文化，将满清王朝的辉煌推向了顶峰。在他们统治的一百三十多年间，的确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科学、文化上，均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时代造就了一个既可忠心事主，又能关心民瘼的一代良臣。所以，陈宏谋为官四十八年，在仕途中诚一以不欺为本，为民谋利而不畏权贵，弹劾奸佞而不计得失，他的政绩官风，的确成为了全盛时期官场优良风气的代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也的确推动和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团结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他的历史功绩、勤政务实的官风，清廉正直的品格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的。
当然，陈宏谋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学者、官吏，他的思想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过去，我们研究他的各个方面都做得很不够。对于历史文化名人，我们应该加紧进行考察、研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用他们的优良传统为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曾国藩在晚年亦蒙封加协办大学士，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又改武英殿大学士，与前所封赠之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甚而于同治八年廷宴时列汉宫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对坐于皇帝座前，这是他生前享受到的最高恩宠，死后谥为“文正”。同治给曾国藩的考语是：“学约纯粹，器识宏谋，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叠著勋劳，……倚以东南，底定厥功最多。”
曾国藩的政治生涯正处在极度腐朽而大厦将倾的清王朝末世，他为了挽救颓势，不遗余力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近年来颇多歧异，但无论怎么论说，太平天国反对了一个极端腐败的王朝，极大地动摇了清廷的反动统治，为后来的革命运动开辟道路，这一点，是无法否定的）、捻军革命，并开“就地正法”先例，成为近代军阀鼻祖，被地主阶级奉为“中兴第一名臣”。他所处的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君主昏庸、官吏腐败，人民不堪沉重压迫，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再加上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苦难深渊。内忧外患把清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时，曾国藩出来了，成为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政治、军事、文化上极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史和文化史上占有了特殊的地位。他在政治上，使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文化上，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一位辉煌的终结者，《曾国藩全集》序言（徐克文）这样评论道：“在他身上不仅反映出没落阶级的反动、凶残、虚伪的一面，同时又反映出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世界大思潮震荡下寻求、探索、务实、图强的冷静思考的一面”，因此，曾国藩“是一个衰老病态的社会制度的政治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集中表现”。
至于说到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功罪，史实俱在，明人自明。蒋介石奉“曾文正公”为神明，和所有的反动派一样都称誉他为“中兴名臣”；但革命人民都明白无误地指斥他是“历史罪人”。曾国藩在前些年，很被一些人炒热了一阵子，他的《家书》也印行了一批又一批，一时间，曾国藩倒成了一个所谓的“现代前驱”。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正确地、历史地评价曾国藩，既从反面教训又从正面经验全面地进行深入研究剖析，是很有必要的。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先秦儒学以“仁爱”为其核心，程朱理学虽然不无合理部分，但总的说来是先秦儒学的反动。陈宏谋、曾国藩都堪称一代大儒，但陈宏谋得其精髓且善于用之，所以能造福于民；曾国藩仅领其皮毛而又曲解之，因此为害百姓。
历史就是这样的泾谓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