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主要涵义是指与封建正统伦理思想相区别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意义的伦理思想因素。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它是维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以后，直到宋明理学家把这种纲常原则不断抽象化，膨胀为宇宙本体，神化为“天道”“天理”，从而在哲理上系统论证了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绝对性。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断地提倡“移孝为忠”，把人伦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并与族权、神权、夫权相结合，把政治化的人伦原则进一步强化为法律原则，窒息了人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培养了人们的服从性和奴性。因此，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提倡个性发展，逐步用理性、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人文主义道德观念取代以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传统道德，是近代资产阶级道德革命的首要任务和必然的历史进程。魏源的伦理思想没有达到这种道德革命的高度，但他对道德之社会作用的层次性的分析、反对禁欲主义的义利观，强调“实事程实功”的民族主义事功观的以及重视道德修养中的主观能动性等问题上表现的新思想，具有一定的启蒙主义。

一、“俭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的道德作用层次性

中国传统道德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许多社会公德成分，因而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自董仲舒确立“三纲五常”以后，宋代理学家们强化了这种纲常关系。把它视为天理，又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程颢就说:“不是天理，便是人欲”，“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强调人格修养目标的全社会的一致性，甚至一个孤苦不能自持的寡妇宁肯让她饿死也不能再婚，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把事情推向一个极端，起了极其恶劣的社会作用。

魏源也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认为道德是人在社会上的立身之本，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几点，“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贤人，而圣人，而人道始尽。”把人格完善的程度视为人之道德修养进行的标准。人没有道德，就不可能给社会带来益处，“有凤凰之道，而后其羽可用为仪，未有燕雀其质，而鸾皇其章者，飘风不可以调宫商，巧妇不可以主中馈，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国家，将文章之罪欤?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百官万民，非此不●;君巨上下，非此不牑，师弟友朋，守先待后，非此不寿。”文章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人无道德；不能做好政事，因为道德是人格的保障。人格不可以信世，权位不足以动民，当然就无法做好政事了。另外，道德修养功夫不深者，也不足以当大事。因为行事难在“观大于细，观变于常，观谨于忽”，“是故君子之容，惕乎若处四邻之中，俨乎常有介胄之容，瑟乎其中之莫缝焉，僴乎其外之莫讧焉，”没有严肃谦谨的修养和态度，“中浅外易者，不足以当大事。”这样，道德修养的目的，就不单纯是个人人格的满足，而是为了做好民众的事业。

既然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为了做好民众的事业，这样，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就有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不能一概而论。理学家不分人的社会层次，一概要求“灭私欲，则天理自明”，魏源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求田问舍，服贾牵牛，以卿大夫为细民之行则讥之，细民不责以卿大夫之行也。故《国风》刺淫者数十页，而刺民好利者无一焉。”所以，对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虽然，‘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人以上，何必称誉始足劝乎?孔、孟论学，始并名利而兼戎之，首严克伐，次严义利，而无一言及于远色，故曰:刑以坊淫，庶民之事也，命以坊欲，士大夫之事也，礼以坊德，圣贤自治之学也，世之极盛也，使天下以义为利，其次则以民为利。”这样，魏源就基本上承认了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魏源很反对理学家们的禁欲主义理论，认为人有其自然本性，“逆身之偷而使重，逆目之治而使瘄，逆口之荡而使默，逆肝肾之横佚而使平，逆心之机械而使朴，无事不与形逆，矫之，强之，拂之，阏之，其不终败者儿希矣。语有之:‘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焉有终日摧山填壑而可长久者乎，违背人之自然本性的强制禁欲，当然是不能成功的，只有“口、耳、百体无不顺正以从令”，即顺应的人的自然本性而加以调节，则可以达到道德休养的目的。这实际上也是承认了人的自然本性和物质欲望的合理性。

虽然人人都有“求利”的自然要求，但社会对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限制。魏源把卿大夫和庶民分开，认为对卿大夫要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对庶民百姓则开之于利而防之于淫。不可以卿大夫之行规范细民之行，也不可让卿大夫为细民之行，这样就把老百姓从禁欲的领地中解救出来，从社会道德上允许他们“求田问舍，服贾牵牛”，追逐其利，魏源在道德上不允许卿大夫逐利，不能说他反对禁欲主义的态度不彻底。因为他知道，卿大夫的私利来源，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来，“官不得不取赢于民”’，卿大夫自己不事农桑，无耕织桑麻之出息，如果从道德上提倡他们追逐私利，那就等于从社会政策上号召他们贪污中饱，吏治就永远不得清廉。故卿大夫追求的目标，不应该是利，而应该是名。他们的利由老百姓通过国家所提供的奉禄来保证。这里有个公利与私利，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差别。国由民所组成，帝王政策有利于民，民富则国强，故帝王名为利民，实即利国，帝王以国为大宝，利国又实即利己，大臣也是这样，其家私利系于国，只有利国才能利家。士庶人之间，互相联系，多行对人有利之事实即为自己以后提供了方便。反之则不但不能追求到一己私利，甚至反而身败名裂，“费仲、飞廉不日蛊其君，则夏，商不亡而身亦不戮；囊瓦、宰嚭、李斯不卖国娼贤，则吴、楚、秦不亡而身亦免族;竖刁、易牙、王甫、曹节、李辅国、仇士良不日导人主于邪，则汉、唐不乱而宦官亦不诛；林甫、杞、桧即不为奸臣，亦必位宰相，而臣主俱荣，身名俱泰，无冰山万年之臭。小人亦何利而为此哉，君子亦何负而不为哉?”但他认为不管王公大人，还是士庶百姓，都要有济人利物之心，不能只顾自己的一己私利，才能获得自己的一定利益，这对宋明理学家的禁欲主义思想藩篱，是有所突破的。

二、“以天位敖为乐者不足主四方”——德与“位”的关系

魏源在看到道德修养层次性的基础上，又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君主必须重视道德的重要性。第一，帝王之位要求人君必须有帝王之德。魏源认为，“天下大器也，君相大官也”，是“不必己财而可以惠物，不借人势而可以祛囊”的“在位君子”，由于“大宝之位”对利民、惠物、祛囊的客观作用，“在位君子”也就成为各种社会力量注视的对象。

帝王往往为群小所包围，奸声●舌环伺；生活环境又十分优越，美女佳肴，●醴娱兽，日蛊其心，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注意道德修养，不能忧勤于政事，必然坠入荒淫享乐，偏听小人的泥坑而败坏政事。也正由于君主处在特殊的地位上，各种人都在注视着君主的行为而以资利用，这样君主的道德修养就更加显得特殊重要。皇帝非有主百神而纲四方的才能和道德，就没有资格当皇帝。

第二，道德风俗的示范作用，要求帝王以自己的优良品德作为人们的榜样，以取得士心民心。在魏源看来，君主的好恶提倡，往往能起到群尚成俗的作用。人们处事，有一个心理习惯，即在一般习俗上随大流，而“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四时也”，这时君主提倡或以自己的优良道德影响下民，就可以形成全社会性的优良风尚。并且，社会道德俗尚还有“士风”和“民风”的区别，二者互相影响，甚至优良的士风对民俗还有改造的作用。魏源认为周公勤德亲民才博得殷民之心。所以魏源要求君主通过“明德”以“亲民”，以自己的优良品德为榜样造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俗，赢得士心民心，达到社会政治的安定团结。

第三，帝王荒淫，乃亡国之始。魏源从正面强调了帝王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之后，又从反面说明，如果帝王不注意道德修养，荒淫无耻，那就是亡国之始。魏源这个警告是有历史根据的。他认为“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暴君无足论，其他强藩、女主、权奸等等，“皆必乘乱世訚君而始得肆其毒”，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帝王把持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最高权力的决策人腐败无能，荒淫无耻，又何能然社会政治的清明，国家民族的发展呢?所以，魏源一再强调，对帝王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用禁奢崇俭的道德标准去限制帝王的奢靡，以利其发挥励精图治的精神，不致困贪图享乐淫逸而成为昏君周主。

三、“以实事程实功”的功利思想

在道德与事功的关系问题上，魏源是个严肃的事功论者，他的道德理论是为其社会改革主张服务的，魏源认为没有经邦治国之能，道德上再有名声也毫无作用，“孔融名节重一世，而敌遇袁、吕，每战辄衄”，“石星直节震明代，及任本兵，日本之役调停贿款”。这种道德名节对民族就没有多少意义。在魏源看来，德、功、节、言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谓之四不朽。自夫杂霸为功，意气为节，文词为言，而三者始不皆出于道德，而崇道德者又或不尽兼功节言，大道遂为天下裂。君子之言，有德之言也；君子之功，有体之用也；君子之节，仁者之勇也。故无功，节、言之德，于世为不矅之星；无德乙功、节、言于身心为无源之雨，君子皆弗取焉”。在这四者统一的基础上，魏源强调的还是事功提倡王道(仁政)的目的，就是要使国家富强。他认为最大的事功就是富国强兵，推动国家民族的发展。对国家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是有德，为此累赘。

在道德评价标准上，魏源始终把“便民”、“利民”、“效诸民物”作为尺度，以此来衡量各种人道德水平的高低。他提出“才生于情”的命题，认为一个人的才能受其思想感情的影响，人有情于民物，自有努力提高自己，以有功于民物。他指责那些“泄泄于民上者”，是，“非人心也”。这批“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的小人，“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从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蜂趸之芒刺也”。这种人是无所谓道德可言的。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魏源的伦理思想中注入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新内容。面对亡国的忧患，丧权的耻辱，魏源大声疾呼:“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只要全国人民以丧权辱国为奇耻大辱，人人发愤，“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挽救民族危亡就有希望。魏源自己力著《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介绍世界知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口号，都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在“以天子是非为是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魏源提出以“实事”、“实功”作为衡量是非、臧否人物的标准，这在思想方法上是能够给人以人以新的启示的。

四、“人定胜天”，“造化自我”——改变自身地位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在提倡个性发展方面，魏源认为:人是自然世的产物:“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会，五行之秀气也。”(《魏源集》第2页，以下所有引文皆出自此市，故仅在引文后注出页码)与天地万物一样，人也有其自然的本性。在理性上，人有一种与生俱生的“本觉光明”，这种“老之本体得于天，人人可以为日，人人可以为月”(上第14页)具有天然的平等性质。人是人化自然界的创造者，“人者，天地之仁也。”(第44页)这个天地之“仁”指天地之核心，“人之所聚，人气积焉；人之所散，阴气积焉。山谷之中，屯兵十万，则穷冬若春。”“地气随人气而迁徙”，“人聚则强，人散则尪”，所以，“天地之性人为贵。”

在人的社会地位问题上，魏源接受李贽的思想，认为庶民、侯王、天子在人类社会的始初阶段，都是一样的人，并没有贵贱区别。他在《老子本义》第34章中说:“侯工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等，故不免以贵自高。高者也蹶，下其基也。”“致一之理，庶人非贱，侯王非贵。今夫轮、辐、盖、较、衡、轭会而成车，人但知其为车，而不知其为数者所会而成，初无所谓车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夫贵高与贱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盖所谓侯王者，亦人见之为侯王耳，若推其极致，则积众贱而成贵，分数之初，无贵之可言；积众下而成高，分数之初，无高之可言。”同样道理，天子与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第44页)“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同上)封建纲常关系中，天子庶民一伦是最关要紧的，《易•系群》将此关系以天地之序比之，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把天子与庶民的关系作为天与地之间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来看待。而魏源却明言天子与庶民在极致之初是平等的，天子由众人所成而成，明显地具有人文主义的平等观念。

另外，魏源认为人是自然之体，由五行之气构成，具有形体，有形体就有衣食之求，就有食、色诸性等自然欲望。他说:“神气化形体，形体化衣食。”(第72页)对这种衣食之求的自然物质欲望的强制压抑，是行不通的。人身各个器官都有其本性，逆其本性而行，必然失败。如“逆身之偷而使重，逆目之冶而使訚，逆口之荡而使默，逆肝肾之横佚而使平，逆心之机械而使朴，无事不与形逆，矫之，强之，拂之，阏之，其不终败者几希矣。”(第10页)因为“惩忿如摧山，窒欲有填壑”，乌有终日摧山填壑而可长久者乎?”(同上)违反人之自然本性的人为强制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比较明确地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禁欲主义思想。

在人们创造自我命运的问题上，魏源认为有三种情况:即恃命之小人，主命之君子和造命之君子。“忿山欲壑，立乎岩墙，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此恃命之小人。”(第21页)“匹夫碻然其志，天子不能与之富，上帝不能与之寿，此立命之君子。”(同上)“人定胜天，既可转富寿为贫残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同上)魏源赞成的是造命君子。他明确提出，人定胜天，人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战胜已有的自然和历史条件，贱者能贵，贫者能富，夭者能寿，“鲁者能敏”。(第5页)造命君子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凡夫也可以做到:“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同上)人人都有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己之灵爽，天地之灵爽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何微之不入?何坚之不劘?何心光之不发乎?是故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同上)人只要发挥了自己由天地赋予的造化能力，又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到呢?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如何友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魏源提出一套“主逆”哲学。他赞扬龚自珍的学木风格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第238页)逆与顺相对，就是不要阿顺流俗，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在魏源看来，龚日珍在学术上之所以有造诣，就在于龚氏不迷信，不盲从，取于逆谣俗，风土，甚至逆潮流而动。因此，魏源进一步论证主逆哲学符合自然规律。认为“逆则生，胜则亡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五行不顺生，相克乃相成乎!鱼逆水则鳞不頳，禽逆风则毛不横。”(第39页)这就从哲理的高度论证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封建专制主义疯狂压抑人们个性发展的情况下，魏源充分肯定人的自然属性和物质欲望，肯定人在创造自我命运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确实具有一定的人文主义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