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查这句话是依据《道光洋艘征抚记》(以下简称《征抚记》)中如下一段话引伸而来：

   “先是林则徐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此时但固守藩篱，即足使之自困。若许臣戴罪赴浙效力，必能殚竭血诚，克复定海，以慰圣廑。”有的著作在引用时，都在“奏言”以下，冠以引号，人们便以为这段话是出于林则徐之口，而加以引用。事实上，林则徐在其奏稿中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一段文字。这段话原来是《征抚记》的作者根据林则徐在1840年10月11日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以下简称《密片》)奏稿约略而成。林则徐在奏稿中说：

“各国夷商之在粤者，自六月以来，贸易为英夷所阻，亦各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

两段文字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有的句子文字完全相同。有的句子是把顺序颠倒了一下。《征抚记》所说的“三百万”，即《密片》的“三千余万两”的“十分之一”，而“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则是“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的概括。不过，这个概括是不准确的。

林则徐是具有“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的，这在很多书信中都有所反映，他也曾令人仿造西洋船炮，《密片》中所要“求”的利炮坚船，就是指夷炮夷船，这是无疑的。但具有这种思想不等于明确提出这个口号，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和外部表现。

要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认识到自己落后并公开承认。二、认识到敌人先进并愿意学习。三、懂得学习敌人与战胜敌人的关系。开眼看世界，认识到自己落后、敌人先进，这在鸦片战争时期已属难能可贵。而要公开承认落后，公开提出向敌人学习，则更为困难。这不仅需要非凡的勇气，而且要达到一定的认识高度。林则徐是属于前者而非后者。

在《密片》中，他建议“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隐约含有仿造外洋船炮的意思。在《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1841年4月14日—5月3日)中，他说：“今若接仗，非先筹炮不可”，“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也有这个意思。在《致姚春木、王冬寿书》(1842年9月)中，他说：“前曾觅一炮书，铸法练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意思更加清楚。几个地方，都含有“师敌长技”的意思，却没有直说。为什么呢?这可以从林则徐思想发展的脉胳中找到答案。

在去广东之前，林则徐已在封建官场中度过二十八个春秋，天朝自大的传统观念在他思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在他到达广东以后，还明显地表现出来。他自吹过“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也说过如断绝贸易，夷人将“无以为生”之类的大话，还曾与荷兰总管斤斤计较过封建礼节。可贵的开眼看世界的精神，使他逐渐地放弃了过去的偏见，逐渐地看到了中国的一些短处和西方的一些长处，萌发了学习他人之长以补自己所短的思想。但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朴素的感性认识之中，对敌之所长、己之所短的认识，还没有达到魏源等人所认识的深度，还没有达到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的程度。

林则徐是否说过“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不单是如何准确表达林则徐思想的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如何正确分析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思想脉胳问题。事实上，是深受林则徐影响的、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魏源，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于1842年在《海国图志》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不是林则徐提出了这个口号，魏源“继起发挥”。正象《海国图志》是魏源在林则徐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基础上编纂而成一样，学习西方的思想，是林则徐开个头，魏源总其成。

《征抚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近人曾有争论。如果按照通行的说法是魏源，那么，“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这句话，只能看作是魏源自己思想的自白，而不是林则徐原话的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