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公元1794——185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是首倡放眼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和哲学家。魏源一生所写的论著很多，其中以《默觚》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但是，魏源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贯彻始终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唯物沦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兼而有之，存在着庞杂混乱的状况。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他的认识论中，却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他提出了以“及之”、“履之”为基础的认识论，强调实践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本文试图谈谈魏源认识论的特点。

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行和知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中的根本问题。在知行关系问题上，魏源提出了较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解决人们认识的来源问题上，魏源明确地主张先行后知，不行则不知。魏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学篇二》)强调了“及之”、“履之”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一定要作为主体的人们与作为客体的事物相接触，要通过人们亲自去做，去行动，才能获得真知;没有行则不可能有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行的关系上，魏源主张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

魏源为了论证“及之而后知”这个观点，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学篇二》)魏源在这里指出，若单纯依靠“图”、“谈”、“谱”这些间接经验，那是无法达到真正认识事物的目的的。他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认为只有通过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做到“知山”、“知海”、“知味”。怎样才能取得直接经验呢?魏源认为只有经过人们的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经过“樵夫之一足”、“估客之一瞥”、“庖丁之一啜”的自身实践活动才能取得。这说明他看到了实践对知的重要作用。

从“及之”、“履之”的观点出发，魏源强调“亲历诸身”的重要性，认为有没有“亲历诸身”，对某一个人认识事物的真伪、深浅，是大不一样的。他说：“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治篇五》)关键在于这些人对这些事物曾经亲身“及之”、“履之”，直接经验积累得多了，对事物就能认识得比较清楚，而不必拘泥于书本。反之，对于某事物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跟他把问题讲清楚的。“山居难与论舟行之险，泽居难与论梯陟之艰。处富不可与论贫，处暇不可与虑猝，处亨不可与言困，处平世不可与论患难。”(《治篇四》)“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治篇五》)在《学篇七》中，他还指出：“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魏源运用这些具体事例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亲历诸身”的实践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基础。

魏源在“及之而后知”的思想指导下，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进行了批判，否认有先天的、超经验的所谓“知识”。魏源指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学篇三》)魏源以史称的三位“圣人”为例，说明他们的知识也是经过长期刻苦学习而获得的，而不是“生而知之”。同时，魏源还认为，就是这些“圣人”，不仅不是先知者，而且也难免要犯错误。他说：“小过虽圣人不免焉”。还指出孔子假年学《易》的目的，是为了“可无大过”(《学篇三》)。这说明，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呢?

魏源特别针对汉学家和宋学家脱离实际的治学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清代从所谓的“康乾盛世”开始，实际上已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危机四伏。清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强化其文化专制;一方面大倡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当时的文人学者，封建士大夫阶层，纷纷钻进汉学和宋学里面讨生活。汉学家们逃避现实，醉心于对古代经史典籍进行考证，把毕生的心血沉埋在故纸堆里。宋学家们只谈心性，崇尚空疏，挖空心思地磨勘八股程式，研习程朱义理，对社会现实问题，不敢予以正视和触及。到了龚自珍、魏源生活的年代，在清王朝这种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下。整个中国社会已是一片死气沉沉，“万马齐暗”的严重局面。鸦片战争失败，民族危机的加深，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使魏源感到，要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必须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必须改革一切积习弊病和腐败的政治。因此，他一方面强烈抨击顽固守旧派的闭关自守;另一方面对只重考据，崇尚空谈的脱离现实的学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魏源斥责宋学脱离实际的危害。指出他们“口心性，躬礼义”，但是对于各种实际问题却不闻不问，“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这种唯心空谈，“无一事可效诸民物”，“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治篇一》)魏源认为这种空谈心性的迂腐理学是“无用”的，很本不可以治理天下。同时，对烦琐的乾嘉汉学也进行了抨击。他指斥说：“‘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论语孟子类编序》)在汉学盛行时，他揭露汉学的要害是脱离实际，排斥亲自履行，完全钻到故纸堆里讨生活。并且指出这种训诂音声的汉学，只能“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传》)在魏源看来，这些读圣贤之书，用以误天下的士大夫们是“庸儒”，是“腐儒”。魏源的这些揭露与批判，虽然并不表明他对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但是，他毕竟和那些“束发就学、皓首穷经”的封建士大夫有所不同。在学风上，他同龚自珍一起，继承了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们“经世致用”的传统，大力提倡“实学”。他呼吁士大夫们要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国家民众疾苦，提出“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和“以经术为治术”(《学篇九》)的主张。总之，魏源痛感汉学的烦琐，宋学的空疏，力求提倡敢于正视和触及社会实际问题的学风。这是他的“及之而后知”的思想在治学态度上的表现。

魏源“及之而后知”的知行观，必然要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反映。在鸦片战争燥发前，魏源由于注重社会实际，早就觉察到清王朝存在着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官吏昏庸，财政穷国。土地兼并，民不聊生等严重社会危机。他一方面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一些黑暗和腐败的现象：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变法革新的主张，曾积极倡导和参加与社会改革，在漕运、盐政、水利等事业方面。提出过许多有创见的措施，有的在实行中曾收到一定的效果。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主张抵制外国侵略者，并亲自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实践，故争期间，他在裕谦慕府参与抗英活动，他积极搜集资料，努力研究英国，以便寻找克敌制胜之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使他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本质是“唯利是图。难威是畏”（《海国图志》），非认真对付不可。而要想对付强大的外国侵咯宕。对内必须改从内政，弃旧图新，富国强兵;对外就要打破闭关自守。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魏源以深广的眼睛，观察世界博采众长，提出了许多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建立新式大机器 工业为基本内容，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实行故新的主张，从而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而为同时代的先进分子所不能企及，1842年编成、1852年最后定稿的百卷本《海国图志》，就是魏源思想发展高蜂的代表作。魏源之所以能够在实行社会改革和抵制外国浸略方面，提出有创见的主张和思想。由此使他成为当时地主阶级改良派的先进思想家、显然是同他“及之而后知”的指导思想.“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和“亲历诸身”于抗英斗争实践，是紧密相关的。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源不仅强调了从实践中取得直接经验的重要意义：而且在考察认识的提高和发展时，非常重视后天学习的作用。魏源认为接受间接经验，刻苦学习他人知识，是提高人们认识水平的重要途径。魏想承认人的天资差别的存在承认“鲁者”与“敏者”。“中人“与“上智”的不同。可是，他认为人的天资差别不是命定的，不是不可改变的。魏源指出：“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学篇二》)魏源还说，经过学习，“中人可易为上智”（《学篇二》)，甚至可以超过绝顶聪明的人，“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巧者不过习者之门”(《治篇一》)。因而，魏认为只要有全神贯沙、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精神，那是“何微之不入?何坚之不劘？”(《学篇二》)这表明魏源十分重视后天学习对人取得认识的重要意义。

关于学习间接经验的问题，在魏源的见解中。有两往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学习古人和学习西方的问题。魏源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化着的。古今不一样，要学习古代的东酉，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他形象地做了一个比喻说：“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箨也。”(《治篇五》)也就是说。学习古代的东西应当有所选择，取其有用的。魏源认为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是落后了。从承认这样的现实状况出发，他主张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东西。当时，一些顽固的封建统治者认为，惟有封建之道是至高无上的，外来的工业技术是“形器之末”。是“奇技淫巧”。魏源针针相对地指出，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海国图志》卷二)。他提出著名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序》)，认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达到富国强兵，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来的侵略。从魏源对学习古人和学习西方的认识来看，他敢于面对现实，强调实用，是同他在认识论中强调实践的观点分不开的。

调查研究是认识论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魏源认识到要在行中取得知，达到行和知的一致，就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他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治篇一》)他认为有些人“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才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象这种人，“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治篇一》)这样，就好比拿着方榫往园凿眼里塞，那有不失败的呢?魏源还指出，在处理社会的改革、法典的废立、政务的措施等问题时，都必须事先进行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处置得当。他说：“选举、考察、职掌之必悉，而后可以审立官;赋榷、俸饱、出入之周知，而后可以制国用。”“堤坊疏濬，各有情形，必左图而右史。”如果“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别，何以辨五礼之仪文?山川、关塞、邮驿，不审其方，何以筹九州之控驭?”(《皇朝经世文编五例》)虽然这些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说教，但这里却说明了一个认识论的道理：对待这些政务问题，办事人只有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才能处置得当。

鸦片战争爆发后，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民族斗争，使魏源对调查研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清朝统治者的昏庸无知，可谓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魏源在《圣武记》中指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在《都中吟》的诗篇中写道：“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对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进行了无情的嘲讽。魏源指出在反侵略斗争中，了解不了解实际情况，能不能做到知己知彼，斗争的结局是大不一样的。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海国图志》)“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海国图志序》)因而，魏源认为对敌人的情况，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做到了如指掌，“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海国图志序》)只有“识夷情，洞敌势”，才能“使敌失其所长”(《圣武记》)。

怎样进行调查研究呢?魏源指出，要访间了解政务的人(“周爰咨度”)，要访问能解决疑难问题的人(“周爰咨谋”)，要访问懂得礼仪的人(“周爰咨度”)，要访问和你亲近的人(“周爰咨询”)。访问的面宽了，调查的情况才会比较周全。魏源自幼喜爱到处游历，自称“芒鞋踏九州”，“我行半天下”(《粤江舟行》)。他不是单纯为了游山观水，而是专志于考察祖国山河形势和水利资源。他曾写道：“人知游山乐，不知游山学。”(《游山吟》)他在游历过程中，认真考察了祖国山河地理、风土民俗，用以增长知识，为变法革新提供事实根据。在修河治水中，他到过永定河、淮河、汉水、洞庭湖等地作实地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北堤防议》、《湖广水利论》、《筹河篇》等许多著作。在编辑《海国图志》的过程中，更是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各国资料，仅引用的参考书就达百种之多。1847年，魏源游历了大半个南中国，“半年往返八千里”，沿途调查考察，搜集资料，还到香港购买外国的地图、书籍。就在这一年，他把《海国图志》从六十卷增补为一百卷。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魏源所作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在他的面向实际、注重实践的思想指导下，为了变法革新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实践的需要而进行的。

是否承认人们认识中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差别，如何判断认识中的正确与错误，也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源承认人们认识中存在“是”、“非”、“对”、“错”的可能性。怎样辨别认识中的“是”、“非”、“对”、“错”呢?魏源提出了“验诸实事”、“质诸人人”的观点。他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见，质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治篇一》)这就是说：经过事实的检验，证明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空洞道理，是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的;经过众人的商量，证明一个人的意见是不能那么全面的。因而，一个认识是否正确，一件事是否确有成效，要经过实际事物的检验，要听取众人的反映。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序》中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是指思想的东西必须经受客观事物的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是指古代的东西必须用今天的事实来检验，看它是否适合于当前的实际。魏源认为，古今的情况不一样，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它们。“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治篇五》)他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治篇五》)“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治篇五》)在魏源看来，社会国家制度的变革是否妥善，是否可行，要以是否“利民”、“便民”作为衡量的尺度，而不是以某人或某种主观意志的东西作标准。在改革社会弊病方面，他提出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主张“毋冯河，毋画饼，”（《海国图志序》)。就是说要用实际行动来达到实际效果，要用实际效果来权衡实际行动。诚然，他的“利民”的效果，不是利于劳动人民，而是利于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他重实际，讲实效，用行动的效果作为辨别是非、好坏的尺度，这在认识论上不能不说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正是他的“及之而后知”的观点在检验是非标准问题上的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魏源的认识论是具有比较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他所讲的“行”，已具有实践的意义。魏源所讲的“行”，是人们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实际活动，而不属于纯粹主观观念性的东西。魏源把这种“行”看作是人们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从魏源所举的事例来看，如“樵夫之一足”、“估客之一瞥“疱丁之一啜”，以及弹琴、下棋、相马、政务等活动，特别是亲自参加社会革新和抵抗侵略的活动，都表明魏源所讲的“行”的方式和内容，基本上不属于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它同以往的“践履笃行”有原则的差别。它已是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践活动，并且具有变革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魏源已经初步看到了实践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曾经进行长期的争论。魏源的认识论是继承了王夫之、颜元的“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夫之批判朱熹的“知先行后论”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以“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夫之是强调知行相统一，而行是基础。他说：“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又说：“故以在人之知行言之，闻见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亲行焉。”(《周易内传》卷五上)王夫之强调了行对知的重要作用，把行看作是知的来源和基础。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超过了以往唯物主义者的水平。颜元在批判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中，继承了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论”。颜元提倡以“习行”为基础的认识论。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说明了知行的关系。颜元所谓“格物”，要求“犯手实做其事”(《言行录•刚峰第七》)和具有实际的效果。这样的“格物”，他也称为“习行”。他特别强调“习行”对于人们认识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必须“犯手实做其事”，“亲手下一番”，亲自取得直接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颜元所讲的“习行”，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实践的意义。王夫之、颜元在认识论上唯物地解决了知行谁先谁后这个根本问题。他们所强调的行，以及对行的理解，比以前的唯物论者有所前进。但是，从总的来说，他们所讲的行，主要还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尚未超出他们前辈所谓的“践履笃行”的范畴。而魏源批判了清末方东树继续宣扬的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坚持了王夫之、颜元的‘“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对“行”的理解方面，与他的前辈相比，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赋予了实践的意义。这是魏源在认识论上作出的一点贡献。

魏源所以有这一点贡献，是和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魏源是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他深感清王朝统治的昏庸腐朽，外国侵略造成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决心面对现实，提倡变法革新，发愤图强。同时，魏源本人好学多思，长期活动在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江浙地区，充当幕僚，参与处理各种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具有比较丰富的实际知识。他深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痛感汉学、宋学于国于民都是无用的，提倡注重实际的“实学”。这些，使他在两种认识论的斗争中，坚持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的特点。

但是，魏源的认识论也包含有严重的缺陷。在他的认识论中，还夹有唯心主义的杂质。如存在神秘的内省方法。他说：“作伪之事千万端。皆从不自反而生乎!作德之事千万端，皆从自反而起乎!不自反，则终日见人之尤也;诚反己，则终日见己之尤也。”“愈内敛则愈无物我，而与天地同其大：愈外鹜则愈歧珍域，而与外物同其小”(《默觚•学篇三》)。按照这种内省直观方法，必然要离开客观事物，走向唯心主义的泥坑。魏源对于“行”的理解，从“行”的内容来看，也还包括有一些封建道德的践履笃行的色彩，魏源主张通经致用，指出“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学篇九》)这有力地反对当时脱离社会现实的学风，但是他认为精通儒家经典也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因而要求“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学篇九》)，也就是说，要以封建道德来修身养性。事业才能有成就。同时，他对实践的看法基本上还是直观的，不可能从理论上进行抽象的概括，对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作出系统的科学说明。总的说来，魏源的认识论，还算不上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论。

在以“及之”、“履之”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魏源倡导放眼世界、学习西方，革新内政、富国强兵的思想和主张，这使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使当时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士大夫敢于面对现实，正视我国的落后，要求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从而开拓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新风气，就是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也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曾不只一次地研读过魏源的著作。康有为的变法中的富国为先、废科举、兴学校等内容。都是受到魏源思想的影响。梁启超也曾说过：“数新思想之明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自珍和“好言经世之术”的魏源。可见，魏源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