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圣武记》是记载清代军事政治史的著作，十四卷，四十余万字。魏源为写此书，曾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道光八年(1827)，他担任内阁中书候补时，因阅读大量官私文献而熟悉了清代重要史实，“溯回于人力之盛衰，人材风俗消息进退之本末”，奠定了写作基础。鸦片战争中中国被侵略者打败，魏源忧愤交加，“忾然发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圣武记叙》)，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月完成并刊行这部著作。

一、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

《圣武记》在史学思想上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第一部探索清朝统治盛衰的著作，并且明确地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反抗侵略这一迫切重大的课题提供鉴戒。

全书内容先记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熙至乾隆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等事件，后记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几次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从军事政治史的角度，显示了清朝统治从上升走向衰落的过程。自称“积感之民”的魏源，对于这种盛衰变化是有深刻感受的。1794年魏源出生，到他著《圣武记》这五十年间，先是一连串人民起义把统治者搞得狼狈不堪，最后爆发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腐烂的本质更加暴露无遗。大波迭起，危机深重，魏源都听说了、看到了、经历了。加上他长期地对清代史事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思索，因此能够对清代盛衰大势提出自己的总看法。他说:

“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外宁则内蘖，始衅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与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蘖者又二载，先后縻饷逾万万金，视伊犁、　　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之。且前代流寇皆发迹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殚武如今日者。”(《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这段话认为乾隆末年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外表强盛的掩盖下，内部矛盾激化，起义接连爆发，使清朝几乎面临历代王朝灭亡前夕那种“川壅必溃”的局面。这一看法符合历史的真实，说明魏源具有考据家们难以相比的、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书由记述努尔哈赤、康熙这两个清代上升时期代表人物的事迹时，既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军事政治才能，又深入一步总结当时“兴盛”的原因，记载在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生气。《开国龙兴记》突出记载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兵的战斗力，在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诸役中连续取胜，简直所向披靡。为何有这样强的战斗力?魏源特别强调当时的指挥制度:

太祖每有征伐，与诸贝勒适野而谋，画地而议，上马而传令，上下等威不甚异。以五大巨议政，十大巨理事，无留狱，无壅情，令简而速，故事无不举。临敌，七旗却走，一旗拒战，即以七旗佐领之丁给一旗;一旗却走，七旗拒战者亦如之;一旗之内半却走半拒战者，亦如之，罪亲不贷，功疏不遗，令信而必，故战无不克。”(《开国龙兴记》二)

这里着重的是通过商议决定大事，机构精干，办事迅速有效，赏罚分明，因此“战无不克”。

魏源很赞扬康熙在夏杂严重的局势面前镇定指挥。如平定三藩事件时，吴三桂“专制滇中十余年”，“四方猛将多归部下”，“水陆冲要，遍插亲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清廷对他无法控制。所以吴三桂叛乱消息传来，举朝为之震动，“数月间而六省皆陷。”叛军打到湖南岳州、澧州一线，沿长江南岸布防，清军将领竟无一人敢渡江与之作战。《圣武记》记述了康熙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沉着镇定指挥，终于扭转局势，并且总结康熙下列成功经验:军纪严明，“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发挥汉族和满族将领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敌忾”;布置严密，各省连成一气，使敌无隙可伺，“其忖乱起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备应援。楚急，则调安庆兵赴楚，河南兵移安庆，又调兵屯河南以继之;蜀警，则调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调兵屯太原以继之;……使贼渠不得出湖南一步”;情报迅速准确，“速邮传，诘奸宄，防诈讹。甘肃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至。”(《康熙戡定三藩记》)

《圣武记》总结努尔哈赤和康熙时期的历史经验，无一不是针对腐败现实而发，所指何事，则当时凡关心时事的人心中都明白。赞扬康熙镇定指挥就是针对道光忽战忽降、举棋不定。魏源还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于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同上)明白地将镇定指挥与“庙算不定”相对照，实际上就是对道光的谴责。强调军事行动迅速、布置严密、情报准确、赏罚分明，所针对的是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文恬武嬉，水陆废弛”，一败再败，谎报军情以避罪或邀功，是非颠倒等腐败情状。这些记述和议论，都寓含着作者深沉的愤慨和爱国御侮的良苦用心。

《圣武记》后半部写嘉、道时期清朝统治的衰落，实际上揭露了鸦片战争时期腐败局面的根源。这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陷人困境。如写贵州苗民起义的原因是土地被抢夺;湘粤桂瑶民起义是为反抗官吏和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对白莲教起义背景记载尤详，写由于镇压苗民起义加重四省军费，人民不堪剥削，流民失业，仇官思乱，官吏暴虐，大搞株连、引起起义大规模爆发。还通过记载官员言论反映统治集团的狼狈处境。如载那彦成(清廷派往“剿捕”白莲教起义的军机大臣、钦差大巨)回答嘉庆询问时说:“筹边筹饷，议剿议堵，皆为无益，如蝗蝻非人力所能捕尽。”(《嘉庆川湖陕靖匪记》)道出了统治集团的绝望情绪。嘉庆十九年，天理教起义又加黄河决口，“军饷宣防交急，司农竭蹶，政府又开捐例，朝臣议论说:“贼起多由吏饕民困，今复开捐输，是吏治重弊也。”(《嘉庆畿辅靖变记》)而嘉庆不加理睬，继续实行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这些记载正显示出:清朝统治就沿着这杀残酷剥削—引起农民起义—反过来更加重剥削的恶性循环的道路无可救药地衰落下去。

一是暴露官军的极度腐败。书中记载许多临阵溃逃，甚至残害无辜百姓以邀赏的事。将领互相掣肘，勾心斗角，贪生怕死，大肆贪污，挥霍军费，“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愧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理饷之员，皆乾没巨万。”军费被侵吞，“各路官兵乡勇饷迟不发，至令枵腹无禅，牛皮裹足，跣行山谷。”(《嘉庆川湖陕靖寇记》)魏源痛斥的“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圣武记叙》)就包括了书中揭露的和现实存在的腐败情况，在侵略者洋枪洋炮面前，这样腐败的军队能不惨败吗?

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记述

《圣武记》涉及到大量边疆民族问题的史实。魏源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是:肯定康、雍、乾三朝明确和巩固我国固有疆域的功绩；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国家统一的论调;重视记载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加强的史实;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境事件的清廷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十九世纪中叶，我国正遭受英、俄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国家从南北两面严重的侵略和威胁，因此魏源这种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和好的观点更有进步意义。这是《圣武记》在史学思想上又一重要价值。

首先，魏源肯定康、雍、乾三朝进行的巩固统一的战争的作用。《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载:准噶尔部噶尔丹竭力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兼有四卫拉特地，复南摧回部城部，诸国尽下之，威令至于卫藏，则又思北并喀尔喀。”在噶尔丹军事进攻下，喀尔喀蒙古三部落“数十万众尽弃牲畜帐幕，分路东奔。噶尔丹的军事扩张造成了严重后果，清朝中央政府当然应该加以制止。因此，康熙对噶尔丹进行的战争，是为了遏止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军事争夺，保持国家的统一。《国朝抚绥西藏记》载:策妄阿布坦尔早就蓄意控制西藏地区，利用达赖五世死后继承人问题争议未决的局面，派兵入藏，杀拉藏汗，大肆掳掠，造成西藏秩序大乱。清朝政府大军护送达赖六世入藏，把策妄的军队赶出去，恢复了西藏的秩序。因此这次战争也是为了维护统一，使西藏免于遭受准噶尔统治的厄运。魏源认为:经过康熙对准噶尔的战争，为明确我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到乾隆时又获得巩固。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魏源还能够从人民负担减轻的事实说明国家统一带来的好处，这是更加进步的历史眼光。

“当准噶尔时，竭泽而渔，喀城岁征粮至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他税称是。叶尔羌岁征匠役、户口、棉花、红花、缎布、金矿、铜、硝、牛羊、猞猁、毡●、葡萄之税，折钱十万腾格，他城称是。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鳞比栉次、坚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虏劫。及两和卓木归回部，虽减科则，而兵饷徭役烦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自为王人后，蠲苛省敛，二十而取一，回户休息更始矣。”(《乾隆戡定回疆记》)

从准噶尔“竭泽而渔”，大小和卓木“兵饷徭役烦兴”，“民脂殆竭”，到中央政府实行“二十而税一”，这些事实雄辨地证明统一对新疆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

其次，批驳不利国家统一的错误论调。乾隆中，清朝政府对新疆实行开发和有效的管理，“列亭障，置郡县”，“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这本是大好事情。可是有人却把新疆看成是一个包袱，“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魏源对这种不利国家统一的论调作了批驳:(一)强调要把乾隆以后出现的“中外一家，老死不知兵革”的统一局面，与以前“烽火逼近畿，民寝锋摘”的战乱时期相对比，指出这种人“狃近安，忘昔祸”，好了疮疤忘了痛。(二)新疆驻军“不惟未尝靡饷而且节帑”，驻军的开支是这些军队驻扎内地时应领之饷，而军队屯田每年向国家交粮米十四万三千余石。(三)与“得不偿失”论者相反，魏源充分肯定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瓜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又皆什百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汙莱，长子孙，百无一反。”(《乾隆荡平准部记》)主张进一步发展屯田、开矿等事业。魏源的这些看法显然也是正确的。

第三，《圣武记》不但记载清代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同时也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有:喀尔喀蒙古三部因受噶尔丹进攻东奔时，清朝中央政府立即“发归化城、独石口、张家口仓储并赐茶、布、马匹十余万以赡之，暂借科尔沁草地使游牧”，使几十万部众得到安顿。(《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再如乾隆对重归祖国的土尔扈特的安置。土尔扈特本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因邻部所逼投俄罗斯。康熙间，其首领阿玉奇取道俄罗斯人贡，康熙即遣使远道前往答礼。乾隆时，土尔扈特部苦于屡次被俄罗斯征调去与土耳其等打仗，大量死伤，愿回伊犁居住。于是整个部落辗转流离来到伊犁。廷臣中有人不赞成接纳，说:“降人中有舍楞，前逃俄罗斯，今来疑有奸诈，且我受俄罗斯叛藩，恐启衅。”乾隆回答说:清朝接受土尔扈特“理直有词”，不存在什么“启衅”，“且土尔扈既背其上国来，倘复拒于我中国，彼将焉注?”为土尔扈特着想，更不能拒绝。于是隆重地接纳，妥善地安置，召其酋长至热河入觐，各封为汗、亲王等，赐给大量马匹、茶叶、米、麦等物资。在国外艰难备尝的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后得到政府如此款待，对比之下，真感到“喘息如归”，真正回到自己家里了。(《乾隆新疆后事记》)这段史实应是民族关系史上的好教材。

第四，谴责破坏民族和好、制造边境事件的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书中详载乌什事务的阿奇木伯克“暴戾无亲”，办事大臣苏成“素愦愦不视事，又酗酒宣淫”，“喜麀怒狼，民无所诉”，激起维族人民起义反抗。魏源同情起义人民，强调这一事件是“镇守回疆诸臣之大戒”。对于复杂的事件，魏源能采取有分析的态度。嘉庆中发生张格尔勾结外来势力举行叛乱的事件。而在此以前南疆人民因为不满压迫剥削，存在着强烈的反抗情绪，被张格尔所利用。不同性质的事件纠合在一起，构成复杂情况。书中正确地谴责张格尔勾结安集延、布鲁特势力进行叛乱，“尽戕兵民”，“搜刮回户殆遍”，“昏愦滥诛杀”;同甘同情受虐待的维族人民，谴责不法官吏、伯克对人民的残害。这也反映出魏源对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见识。

上述四项说明:《圣武记》记载边疆民族问题的主要着眼点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旅间的和好，而对于新疆地区民族问题特别重视，看法尤有见地。长期以来，沙皇俄国觊觎我国新疆地区，采取种种阴谋手段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如果让其阴谋得逞，新疆便将由祖国领土变成敌人反对我国的前哨阵地。魏源根据史实用力论证国家统一的好处，驳斥错误论调，主张维护民族间的和好，都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进步观点。当然，魏源所主张的统一，与我们今天各兄弟民族之间平等和睦、团结一致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内容。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很复杂，可以说，经过魏源的整理记载而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和可靠的蓝本，这也是《圣武记》的一个贡献。

三、总结军事指挥上的成败得失

《圣武记》记载了许多战役，对总结指挥策略方面的成败得失尤为重视。例如:书中详细记述萨尔浒之战这一奠定明清胜败局势的关键战役，赞扬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克敌制胜。他侦知明军中路将领杜松“轻敌欲立首功”，不与南北两路配合，孤军轻进，又分散兵力，“以三万余众屯萨尔浒山，而自引兵二万围界藩”。据此决定“先败其中路之兵”，并选择明军萨尔浒大营为首攻目标，集中六旗兵力一举把它解决。然后两路夹攻击溃包围界藩的明军，接着又以攻坚突破和诱敌深入、屡出奇兵的不同打法，一连将明军北路、南路打败，“阅五日而三路皆破”(《开国龙兴记》二)，大获全胜。在记述平定三藩战争中，则突出康熙坚持以湖南为作战重点的策略。当叛军占据岳州一线，“荆州兵未能渡江”时，康熙指挥岳乐避实就虚，迁回“由袁州攻长沙”。陕、甘形势得以稳定后，康熙即命令“诸将暂缓进蜀，但守险要，分贼势，令大兵得专力湖南。”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反正之后，吴三桂派兵攻韶关、桂林，企图分散清朝兵力，康熙仍然头脑清醒，“命诸将专力湖南”。(《康熙戡定三藩记》)由于指挥策略的正确，终于逼吴三桂走上灭亡的道路。

魏源认为:“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武事余记》)不但详记胜仗，对错误指挥而致惨败的战例也有意详加记载。如记傅尔丹不顾其他将领劝告，听信准部听派“间谍”的“诡言”，结果在和通泊陷入重围，几乎全军覆没。(《雍正两征厄鲁特记》)这是提供历史上的反面教训。

魏源还根据准部三次在战场上失败后立即要求和好的事实，总结出只有在战场上取胜、和谈才有基础的规律，说:“以战为和，以剿为抚，从无兵未交绥，寇未退境，即为城下之盟，而能让其帖耳、制其猖獗者。”(同上)这段议论，也是针对在侵略者兵临城下情况下签订屈辱条约这一现实，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同时企图鼓起人们勇敢抵抗、逼敌退境的士气。

魏源总结军事指挥上成败教训的目的，是为御侮直接提供鉴戒，所以也就具有史学思想上的价值。

四、比较与局限

赵翼著有《皇朝武功纪盛》四卷，三万余言，记平定三藩至大小金川等事件，与《圣武记》一部分内容相同，因此需对两者作一比较。

乾隆对准噶尔部作战时，赵翼以内阁中书身份值军机处，“缮写谕旨，抄录奏折”，对事件有相当的了解;缅甸之役，他“奉命赴滇，参军中幕画”，掌握了直接材料。因此《纪盛》对这两次事件记载具体。《圣武记》有关的两篇记，当是参照赵书写成。

但是，《纪盛》对一些事件的记载在史实上却有严重缺漏。如《平定三逆述略》把一些琐事都写上了，而对吴三桂最后“情竭势绌”、“窃帝位以自娱”、“潦草礼成”这一重要内容却没有涉及。《纪盛》写乌兰布通战役，只“出师至乌兰布通，大败其众”一句话，无任何史实。《圣武记》却有完整记载，如噶尔丹军先“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以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谓之‘驼城’”;清军以火器轰击，噶尔丹军“阵断为二”，清军绕出横击，以破其垒”，最后噶尔丹溃败狂逃。所载甚详。昭莫多之役，《圣武记》的记载也具体生动，《纪盛》则只记了个大概。

因此，《圣武记》不仅在规模上、所包括的时间和范围上远非《皇朝武功纪盛》所能比，即就相同的事件而论，《圣武记》所载史实也要完整、充实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魏源写书所依据的材料并不限于诏令、奏议、方略，还大量采用了各方面的著述。

两书的写作目的尤有不同，《圣武记》是为探讨清朝统治的盛衰、总结军事史上的成败得失而写。《皇朝武功纪盛》则是为歌颂皇帝“功烈之隆”。《圣武记》对于清代前期也大加歌颂，而且是形成这部作品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原因之一，但两者仍有显著的区别。魏源歌颂清代前期功业是为了“后王师前王”，让当时的统治者效法他们祖宗的榜样，振作精神，革除窝败，所以他随处注意总结对当时御侮有用的经验教训，因而具进步的意义。赵翼则认为:“铺张鸿庥，扬厉伟绩，臣子职也。”(《皇朝武功纪盛序》)以颂扬皇帝的“鸿庥”、“伟绩”为己责，完全是正统封建史家的庸俗言论。为了一味颂扬，对事实就要有所隐讳，“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如《纪盛》记平三藩之役，对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畏缩不前、贻误军机隐而不书，对于博尔丹和通泊惨败之事也根本不提。赵书写于乾隆五十七年，记载了乾隆二十三年统一南疆事，却对乾隆二十七年乌什之变一字不提。这些当然都不是偶然的疏忽。赵、魏二人在见解上有如此重大差别，主要是时代不同使然。赵翼处于清朝极盛时期的末尾，他又以“前翰林院编修官”自居，正统观点和考据学风束缚着他的头脑，他当然看不见潜藏着的社会矛盾，因而写出为皇帝唱赞歌的著作。《圣武记》则酝酿于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成书于民族危机的紧急时刻，因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赵、魏二人时代不同，观点不同，作品也就大异其趣。

《圣武记》本身在史学思想上又有其严重的局限性。(一)它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阶级偏见。书名、篇名中“圣武”、“开国龙兴”、“戡定”、“绥服”、“靖寇”等等说法，以及书中其他颂扬帝王的语句，都充满着封建气味。魏源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败，目的还是为了让统治者记取这些“痛深创巨”的教训，“懔朽索，戎持盈，益洪延我丕丕基”(《嘉庆川湖陕靖寇记》)，维护封建制度。他希望再次出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圣武记叙》)的封建盛世，也是充满封建色彩的不可实现的幻想。他承认官逼民反，对农民起义有某种同情，但又污蔑农民起义为“贼”、“寇”、、“匪”，对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将吏，如用“碉堡法”镇压苗民起义的博鼐，备极赞扬，表明出他反对、仇视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立场。(二)书中有多处宣扬迷信思想。魏源说:“帝王之师，恒有天助，祈天永命，当在升平积累之时，其可转运于大运已去之后耶!”(《武事余记》)于是对他听赞同的事件，就附上“祥瑞”，反对的事件，则记有“灾异”。如记康熙出征，军行瀚海，泉涌刍生”。(《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又如岳钟琪攻罗卜藏丹津，“追奔一昼夜，士马饥渴，塞外严冻，钟琪祷天，忽涌泉成溪，万马腾饮。”(《雍正两征厄鲁特记》)还记载灾异，如说，萨尔浒之役，明军四路深入，“时蚩尤旗长竞天，方星陨地震，识者皆知其必败。”(《开国龙兴记》)嘉庆元年爆发白莲教起义，“是时慧星出西方，长数丈，逾年不灭。”嘉庆十六年，“有星孛紫微垣，占主兵。越明年，则有天理‘教匪’之变。”(《嘉庆畿辅靖变记》)为什么要附会迷信呢?魏源说过:“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上•学篇一》)原来是有意地拿迷信来维护“王教”、“王法”。这不能不是严重的糟粕。(三)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魏源有恩赐观点和歧视态度。另外，雍正“改土归流”和乾隆年间对准噶尔的战争在客观上都有进步意义，予以肯定是对的。但是统治者在实行征讨时又都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应该谴责统治者的残暴行为。魏源却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无可奈何地归结于“天数”。

总起来说，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的时刻发愤完成的《圣武记》是清初二百年来第一次申明探索清代盛衰的历史著作，它揭露了清朝统治的腐败，总结历史教训为御侮提供鉴戒，显示出坚决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具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和好的进步观点。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成就。它又存在封建色彩浓厚等严重局限性，但与其成就相比只居次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