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萌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以1861年洋务运动发生为标志，其近代化意识进入了发展时期，言行并出，开始了模仿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军事工业的实践。在他的首倡下，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群相效法。通过实践，其近代意识又跨前一步。从思想渊源考察，他的近代化意识有继承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一面，这是相同阶级内部的继承，还有受《李秀成自述》潜移默化的一面，这是不同阶级在外部的借鉴。近代化意识给这位“理学名儒”注入了新的血液，焕发出新的生机。在近代化大潮面前，曾国藩讲传统但不保守，积极而不偏激，以适应的姿态，为世人表率。
在洋务运动启动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简言之，即是以“购买”为主的意识。之前，苦无近代军事工厂之设；之后，受生产量的限制，缓不济急，故购买西方先进的火器势在必行。购买主要在沪、粤，以购洋枪、洋药为主。对外洋军火，曾国藩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他认为，“洋物机括太灵，多不耐久，宜慎用之。”“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且要“花大价钱。”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提出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的观点。他认为，“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这里，他主张“不甚争”，即不怎么争，不很讲究之意，表明他认为洋枪这类新式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器”。他还主张湘军之兵器仍以抬鸟、刀矛为主。他将劈山炮、抬枪、鸟枪、刀矛比作“经书八股”即“为根本，”而将洋枪比作“诗赋杂艺”，好比“于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也。”所以，“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曾国藩关于抬鸟刀矛与洋枪洋药关系的这番表白，并不能认为是一种保守观点。首先，曾国藩并未主张不用，而是主张“慎用”、“少用”，“兼工”。
其次，曾国藩不断为围攻天京的曾国荃购买洋人火器一事本身也证实他并不保守。“洋枪机括，弟营既善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筏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经曾氏购买的洋枪洋药，其数难以统计，仅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准备带交给其弟的洋枪就达四百杆之多，另有洋药万斤；翌年又有一次解去双响洋枪二百杆。
回顾曾国藩等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历史过程可知，购买与仿制、制造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阶段：购买是仿制、制造的基础和前提；而仿制、制造则是购买发展的必然结果；购买意识一经产生并付诸实践，仿制和制造也就为期不远了。
1861年，曾国藩设“内军械所”。这是晚清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又是洋务运动的肇始，标志着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已发展到“仿制”“制造”为主阶段。对制造，曾国藩是锐意讲求。他主张，一俟外洋船、炮“购成之后，访慕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只要“内地军民，智者尽心，勇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军械所的设立，正是近代化意识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考察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历史，由曾国藩亲自创办的仅此一家，不及李鸿章等人洋务业绩卓著。但经曾氏图谋策划的却不止此数，如李鸿章的“沪局”，即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回国后并入组建的。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在于他走在近代化大潮的前头，敢为天下先，带动了一大批人投身于洋务事业，其功不可没。
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远不止此。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过程中，他罗致了一批“谙制造格理之学”的近代化人才，诸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黄鹄”号小火轮建成后，“国藩极赏之”，而协助徐寿成此大功，“为之绘画推算，测求动力，则华蘅芳之功也。”由此，曾国藩意识到近代化人才的不可或缺。当1863年容氏被推荐给曾国藩后，曾即派容去美购机。两年后，容携机回国。这批机器与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等共同组建江南制造总局。该局其后也发展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而曾国藩对该厂从筹划到建成可谓殚精竭虑，“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公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耳。”然曾氏之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深化到挑选聪颖幼童“出洋学艺”以培养人才的地步。时人对此持有异议，以为津、沪等地既已设局仿造，京、沪又分设同文馆、广方官馆，“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曾国藩则不以为然，他力主“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曾国藩为加大晚清近代化力度而主张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意识跃然纸上。在探讨近代出国留学时，不应只重李（鸿章）而轻曾（国藩）。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洋留学是曾、李共同构想的，但曾国藩是主谋。其时，曾仍在两江总督任上；在沪设局，司办其事，在其责权范围之内。为使宏图得以施展，曾国藩制订了周详的计划，包括选材标准、出洋名额、经费筹措等项。并荐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氏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符合上述条件的，才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出洋名额，四年120名，年均30名；十五年后，依次回国，届时，各人不过三十岁上下，正是“年力方强”，“及时报效”国家、施展才华之时。曾国藩解释说，此举意在“储才备用”，切不可因为“经费偶乏，浅尝中辍。”曾国藩拟订计划在187年8月。1872年晚清政府即派出了第一批留洋学生，时曾国藩已作古，虽未能亲眼目睹，但“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至此，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在两大方面具有超前性。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方面，他率先实践，是他第一个将近代化意识扎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之中；军事工厂之设，民用企业之立，意味着在国内学习外国。而出洋学艺，学习泰西各国的军政、购政、步算、制造，亦即到国外学习外国。两种学习，相为表里，相辅相成。没有一个近代化的头脑，不具敢于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是绝不会踏出国门的。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只是在国内看世界，目力所及有限；而曾国藩则是主张到国外去看世界的第一人。
从思想渊源考察，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实际上是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动购买、设局厂之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际即已有之。林则徐通过对此总结，认为中西军事技术反差强烈，提出了克敌制胜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器良居首位。如何做到器良？一购买、采购西洋大炮、船只来改善中国军队的装备，二制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经费由广东海关关税中拨出若干解决。魏源师承林则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并主张设造船厂、火器局，制造船炮。由于战事激烈，即使设厂局制造，也缓不济急，以及清政府财政拮据，当时仅停留于“言”而未付诸于“行”。但设厂局制造却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共识，并获得了后来曾国藩等人的认同，且将其逐一付诸实践。曾国藩继承并超越了前人的思想，这是同一阶级内部的继承，对内是巩固统治的需要，对外是自强的手段，是进行近代化的两步曲（购与造）。
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另受到农民领袖李秀成《自述》潜移默化的影响。李秀成落入曾国藩之手后，日以数千字速度赶写亲供。曾国藩则每写每看。在《李秀成自述》中，李秀成惊叹洋人“其炮太厉害，百发百中”，“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炮早备为先，与其有争是定。”买到以后，“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仿造功成后，选拔“灵变通明”之人教练，练成百发百中的神炮手，对他们“出重工食，给与其资’。到那时，“我国人人可悉，制用此物者人多，那时我亦厉害。”李秀成说的“我国”，不指太平天国，而指大清帝国。《李秀成自述》中的上述建议是向曾国藩提出的，是李秀成实战经验的总结，“我与其战过方悉其由”。当时，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对清王朝已构不成威胁，“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洋鬼性情莫测，变化无常，有鉴于此，不可不“防鬼反为先。”李秀成对“洋鬼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还未来得及上升剧理性认识阶段，就被曾国藩杀害了。在国内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之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情况下，李秀成“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的确包含着中华民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朦胧意识，而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转移曾国藩的视线。在通读了《自述》以后，曾国藩认为，“其言颇有可采”，李秀成的话有许多值得采纳的地方。曾国藩受李秀成思想的影响，属于不同阶级外部的借鉴。他与李秀成虽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但在使中国自强上，却找到了相同的归宿。历史的发展也验证了李秀成的预言。当边疆危机发生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曾国藩等人所从事的近代化洋务事业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御侮自强的作用。
曾国藩为近代名儒。在学术上，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面无门户之见。表现在推动晚清近代化方面、曾国藩主张“借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是吸收西方国家文化。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世界近代一股不可逆转的大潮。在这股大潮面前，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智”者，智慧、见识也。“师夷智”强调的是智慧；而“师夷长技”侧重的是技术。技术诚然是智慧的结晶，但中国人仅拥有现成的技术，充其量只能模仿和照搬照套；面具备这方面的智慧，即等于掌握了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曾国藩的“师夷智”与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乍一看无区别，仔细玩味则有所不同。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曾国藩的见识略胜一等。
应该承认，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是不全面的。他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这种思想意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不应该要求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一经产生便面面俱到。在世界近代化大潮影响中国之际，顺应潮流，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曾国藩能做到这一点，已属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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