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的杰出代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前驱者，他的经济思想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对奢俭的论述，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开始脱离传统的“黜奢崇俭”思想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仅就其奢俭论略抒管见。
一
奢和俭，是相对于一定的生活消费标准而言的。人们认为消费限于生活必需品的是俭，超过了这个限度是奢。一定社会中的消费标准总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状况所决定的，不同的阶级对消费标准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
魏源认为“俭”是美德，“禁奢崇俭”是美政。但俭只能“励上”和“训贫”，而不可以“规富”，他提出了君主与劳动人民的消费标准，说“万事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馀，失其本者常不足。”这里的“本”指本意。人们进行消费的本意在于维持生命，“宫室之设，本庇风雨也;饮食之设，木慰饥渴也;衣裳之设，木御寒暑也;器物之设，本利日用也”。如果造房子“求轮奂”，“竞雕藻”，则“栋宇之本意亡”;吃东西“求甘旨”，“错山海”，则“饱腹之本意亡”;穿衣服“辨章服”，“尚珍奇”，则“裘葛之木意亡”;备器物“贵精丽”，“尚淫巧”，则“制器之本意亡”。
这个标准与墨子所提出的一般人的生活标准颇相类似。墨子认为:.居住条件只要能避风霜雨露，环境清洁，可供祭祀，足为男女之别即可;饮食只要能“充虚继气”即可;衣服只要冬暖夏凉，穿着轻便即可;一切工艺制品，“凡足以奉给民用”即可;交通工具只要求迅速、安全、便利即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般被剥削者来说，水平还不算低下。而时隔两千多年以后的魏源，提出这样低水平的消费标准，不但对剥削阶级行不通，即使对劳动人民来说，也显得简单和过于绝对化。
魏源之所以提出上述消费标准，一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二是同他自己的节欲思想大有关系。
自乾隆中叶起，清室开始转衰。嘉、道时期，更加衰落，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当时，封建专制统治极为昏暗，帝王虚骄、专横、昏暴、侈靡，官吏、大地主、垄断商人、高利贷者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在官府、地主、高利贷者及封建垄断商人的多方盘剥之下，越来越多的农民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嘉庆时，农民“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的，已是“十室之中，无二、三焉”。官僚、地主等乘机大肆兼并土地，逼使农民离乡背井，成为无业游民，因而荒地激增，生产力大受破坏，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与此同时，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矛盾与日俱升。沙俄觊觎北疆，英国窥伺岭南。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以自然经济为主，加上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抗拒，英国单凭商品输出，难以打开中国的大门，遂确定以鸦片贸易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随着鸦片输入的日益增加和白银大量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赋税增重、财政困窘等等问题。清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加赋、增税、加捐等措施，加紧对民间的搜刮，而全部负担最后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走投无路的农民，被逼铤而走险，起义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清朝政府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倡言经世致用之学的魏源，目睹时艰，深以为忧。于是，遂提出上述消费标准，要求君主节俭，以苏民困;劝告劳动人民“安分守己”，以安定社会秩序。企图缓和社会矛盾，使清王朝长治久安。
魏源认为“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乌有终日摧山填壑而可长久者乎?”故提出制欲的问题。他说:“《易》言惩忿、窒欲，忿亦欲也。忿起于好胜，故好勇、好斗与货、色同病，好即欲也。凡不学之人，患莫甚货、色;学道之人，患莫甚好名;而皆起于我见。世儒多谓孟子言寡欲，不言无欲，力排宋儒无欲之说为出于二氏。不知孔子言无我，非无欲之极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寡欲之谓也;‘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无谓之谓也。彼以寡欲为足，无欲为非者，何足以减乎?”魏源引用佛家的“我见”以解释和破除人欲，表证程、朱无欲之说，上本孔子的“无我”，和孟子的无欲，指责戴震把孟子视为寡欲论者而和程、朱对立起来的错误，故排拒戴震的寡欲说，推崇孔、孟和程、朱的无欲论。
其实，孔、孟并非全然主张无欲，而是重“道”轻“欲”。他们都看到了和承认了“人欲”的问题。孔子就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是，对子人们追求富贵的欲望，却提出了命、礼、义、均、道等五条限制，其中最根本的思想就是“道”。即要求人们用礼治的总原则和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来节制自己的欲望。劝告劳动人民“安贫乐道”，规规矩矩地听从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孟子在肯定富贵“人之所欲”的同时，积极宣扬“寡欲”。但是，他和孔子一样，鼓吹用封建之道来克制人们的欲望。朱熹虽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并不否定人们追求维持生存的物质欲望，而肯定“欲”在一定限度内是合理的，因而反对佛家笼统地讲“禁欲、无欲”。有些人以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取消人们一切追求生存的物质要求，而把他视为纯粹的无欲论者，这恐怕与朱熹的原意不大符合。
从魏源的“利民”思想，以及他所说的“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刑以坊淫，庶民之事也；命以坊欲，士大夫之事也；礼以坊德，圣贤自治之学也”等观点来看，他也不是无欲论者，而是主张节欲的。节欲当然要崇俭，故对君主和劳动人民，就提出了上述消费标准。
二
魏源主张君主崇俭，有其多方面的考虑。以皇室而言，他们的费用主要来自国库，如竞相挥霍，必然增加国家的开支和加重民间的赋税负担。就官吏而言，竞奢必然助长其贪图富贵，苟且偷安和腐化贪污之风。更为重要的是:统治集团尚奢，不仅会给整个社会风习带来不良的影响，并且还会导致社会生产的财富不足以供消费挥霍，必然发生争夺甚至暴乱，从而造成统治危机的后果。所以，他说:“上好紫则下皆女服，上好剑则士皆晏胡，此俗之所以贵移者乎!”又说:“主奢一则下奢一，主奢五则下奢五，主奢十则下奢十，是合十天下为一天下也。”以“一天下养十天下”，必然要造成严重不足之势。而“不足生觊觎，觊觎生僣越，僣越生攘夺，王者常居天下可忧之地矣”。这实际上就是墨子提出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所以，魏源认定作为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君主应该崇俭。
至于贫民，应该“安贫”，只要能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有“庇风雨”的住所，“慰饥渴”的饮食，“御寒暑”的衣裳，“利日用”的器物，就应知足。过此，便是“非分”，就会发生越轨行为，甚至酿成大乱，不利于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统治，故须以“崇俭”训贫。
对于富民，魏源主张“尚奢”。他说:“《周礼》保富，保之使任恤其乡，非保之使吝啬于一己也。车马之驱驰，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与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户庭，适足损有馀以益不足，如上并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彼富而俭者，未必如大禹之菲食恶衣而为四海裕衣食也，未必如晏子、墨子之节用而待举火者七十家、待寝攻者数十国也。俭生爱，爱生吝，吝生贪，贪生刻。三晋之素封，不如吴、越之下户，三晋之下户，不如吴、越之庸隶;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天道恶积而喜散，王政喜均而恶偏，则知以俭守财，乃白圭、程郑致富起家之计，非长民者训俗博施之道也。”他把富民崇俭的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如大禹、晏子、墨子等专搞利于他人的俭，应该肯定、赞美。另一种是窖藏财富的守财奴式的俭，不仅对他人毫无好处反而有害于社会，因为他们把财富贮存起来，减少财富在社会上的流通，就减少了一些人的谋生之道，加剧贫富不均的现象;同时，由于吝生贪，贪生刻，必将刺激富人加紧剥削贫民，导致无业游民日益增多，必然加剧社会的动荡不安。故对于这种“以俭守财”、“吝啬于一己”的富民，应持反对态度。
富民如能把货币财富用于消费，投入市场，而贫民则向其提供劳动产品或其他生活服务，取得维持生活之资，乃是两者之间的“通工易事”。富人用于消费的资财越多，社会上“通工易事”的机会就越多，谋生的门径也越多，贫民因此能够维持生活，无业游民必将减少，贫富之间的矛盾缓和下来，就可消除社会上某些不安因素，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所以，魏源把富民尚奢，增加消费，看成是一种“均财”，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从而认为主张富民崇俭，不是统治者“训俗博施”之道。
在我国历史上，《管子》的作者们曾主张俭侈并重而强调侈靡的消费观。在“兴时化货”之时，即生产积压、阻碍再生产之进行而欲推动生产的时会，就应提倡奢侈，借消费刺激生产。同时，统治阶级相率侈靡，则财富由他们手中散于民间，遂能增加贫民的就业机会，以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从而减少一些社会问题。桑弘羊也曾反对崇俭，而片面地强调侈靡能够使贫民得到作工机会。魏源对俭的看法虽和《管子》、桑弘羊有所不同，而强调奢侈的作用则是三者所共同的。在这一方面，魏源是继承了《管子》和桑弘羊的观点的。
魏源关于富民尚奢的论述有其正确之处。商人的消费品自然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而获得，而地主的消费品也有一部分通过商品交换获得。就通过商品交换而获得消费品这一范围而言，扩大消费就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必然要促进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说明了魏源已经认识到商品经济中消费和生产的某种辨证关系，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奢俭观念。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谭嗣同，正是沿着魏源所开辟的方向前进，坚决冲破罗网，否定传统的“奢俭”思想，反对封建的“黜奢”观点，而主张富民尚奢，强调富人应投资于近代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当然，魏源的论述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地主的一部分消费品是直接由农民无偿交纳的，并不通过市场，不能增加与贫民的“通工易事”。地主们竞相侈靡，贪欲无穷，必然加紧压榨农民，并不存在着什么“泽及三族”。而社会财富的巨大非生产消费，会使社会再生产因生产资料之不足而遭受损害。“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对富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三
历代的统治者都强调崇俭这一原则，而自己却穷极奢侈。例如，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要节俭从事，但并未从事节俭，加之下边的管员一心讨好、靡事奢华，因此，他被讽饥为“散财童子”。康熙、雍正以来聚敛的“家底”，被他耗费殆尽，结果，成了清朝盛衰转变的枢纽。对于他的无度挥霍，早已引起人们不满，但他却采取残酷的杀头等压制手段，企图绀人口舌。江西有个叫卢鲁生的人，冒名谏阻南巡，结果父子三人被杀，案子未了结，竟蔓延穷治了七、八个省，牵连了文武官员将近一千人。举一反三，可见要帝工们修德崇俭，真是难上加难。
要劳动人民崇俭，这也难以办到。因为他们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俭不俭的问题，而是在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如何进行反抗以维持生活的问题。所以，孔子早就说过:“贫而无怨难。”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原因吗?
从康熙、雍正、乾隆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尽管阻碍重重，但也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趋势。嘉、道时期，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沿海、沿江地区，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日益发展壮大。然而，不管是嘉庆还是道光，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强本抑末”政策;因此，这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了摧残，发展缓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魏源主张富民尚奢，只能在沿海、沿江地区起着与贫民“通工易事”的作用，这是无济大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