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九年年（公元1794年)，湖南邵阳金坛乡有一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中国思想界、史学界的巨擘魏源。

近代的湖南，人才辈出，云蒸霞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皆属第一流的人物，对中国政治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无如魏源，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整理爬梳历史的当代的档案，写出了一大批振聋发耽的著作，开启了一代风气，激荡着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魏源出生不久，煌煌的康乾盛世被贵州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战争风云搅乱了，急剧由盛转衰。地近两场起义中心的邵阳，所受影响也较大。这时，少年聪慧的魏源，虽然刻苦攻读四书五经，勤做八股文章。却也对所学能否济世存有了疑问。

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魏源负笈北京，在这里结识了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如刘逢禄、龚自珍、姚学爽、胡承珙等，并向他们虚心学习。其中，刘逢禄对魏源影响最大。刘逢禄向他讲授《公羊春秋》，力诋东汉末年以来的古文经学，使魏源获益匪浅。司马迁精通《公羊春秋》，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研读档案，写出“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史记》，雄心万丈的魏源心向往之，决心踵行其道，砒砺自强，力求有为于中华文化。但刘逢禄使今文经学“翻腾一时”，却只是书呆子式的治学。而今文经学一入魏源之手，便冲破了老师的樊篱，赋予其新义，成了开明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魏源在北京还结识了陶澍、贺长龄、林则徐、姚莹等大吏，在他的的帮助下，有机会读到许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文献档案，使他熟悉了实际事务，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经世致用”思想体系。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已中举人的魏源，应湖南同乡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托，选辑《皇朝经世文编》。此书是魏源广泛、孜孜研读清代档案的结晶，共120卷,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下分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酷、钱币等细目，被人誉为“编次皇朝经世文字，天下事势燎如指掌”。这使得魏源从此声誉鹊起，与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齐名。

到了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魏源花钱捐了个“内阁书舍人候补”，靠此职衔，他得以广泛阅读内阁所藏档案;从此，魏源进入著述黄金时代。

怀抱拯危济世之心的魏源，在道光八年开始搜集历史档案，打算写部《圣武记》。经过十余载的积累，终于撰出八十四卷、四十余万言的《圣武记》。这部书既写了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康乾开疆拓土的丰功，也写了清朝在苗民、白莲教、天理教起义时的衰朽。此书一出，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们大都效法戴震、惠栋，谨守考据门户，而魏源的气魄、胆略和非凡的洞悉力，无不令他们目瞪口呆。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两广总督林则徐被革职，六月，被派往浙江军营效命。当年，这位被誉为“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位高权重，打算编部《四洲志》，系统介绍世界各国政治情况，为此，收集了不少有关外国的档案资料。如今落成罪官，即将充军新疆，已无力把这种事业进行下去。幸好魏源接受了他的嘱托，并要扩大其规模，丰富其内容。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冬，在尚未撰好的《四洲志》基础上，魏源的50卷巨著《海国图志》终于峻工了。这部巨著一经问世，很快在国外激起了强烈反响。远在日本的吉田松阴，读到此书后，顿生倒幕强国之心。日本明治维新的四健将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滕博文，也无不是受此书影响.投身推翻德川幕府的洪流。

令人惊喜的是，魏源没有象一般士大夫那样固步自封，狂妄自大，接触到一些有关外国的档案后，慨然说:“墨利加北洲(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说:“不设君位，唯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是“西土桃源”。他提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备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知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魏源以《圣武记》和《海国图志》，被公认为开一代风气的爱国知识分子。究其地位的取得，与他重视、利用档案是分不开的；魏源写的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如《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古微堂集》、《书古微》等，也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