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辽阔的海岸线，但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对它的防御建设不如对陆上那般重视，这是封建王朝的战略特点。他们不会想到在天子统治下的大地之外，在那大海的远方，还有那么多民族与国家；他们更不会想到，最终构成安全威胁的竟不是骑马的悍民，而是坐船从海上漂来的夷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人蒙受了一场从未有过的耻辱。这场战争震荡着中国人的心，造就了象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呼唤改革的先进人士，他们首先在军事上改变了传统的观念，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抵御外来侵略，振兴本国军事的思想。其中，比较全面地对海防建设作出论述，并把战略眼光视向世界的当数魏源。
一
从严格意义上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没有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海防体系。“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除了东三省海防注重防御沙俄侵略外，东南海防最初主要是针对郑成功，稍后则主要是防范海盗。建立在这种战略上的海防设施十分残缺。以后来首遭英舰炮轰的广东为例，“清初规制，设大小兵船一百数十艘，仅能巡防内洋，不能越境追捕，遇有寇盗，则赁用民船”。直至康熙五十六年，才设横当、南山二处炮台。以后延至林则徐任两广总督之前，海防设施失修严重。
清政府的海防政策是与它的闭关政策密切相关的。清初推行闭关政策，主要内容是实行“寸板不许下海”和“片帆不准入口”等禁令。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废止禁海政策，二十四年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然而好景不长，乾隆二十二年废三关，只定广州为单一对外口岸。限制的主要内容中有:严禁商民私自出海贸易;出海商舶双桅船不能超过一丈八尺，船工等不能越数二十八人;硝黄、军器、铁器、米粮等严禁出口。清政府闭关政策的核心是惧怕反抗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根源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就决定了清王朝的决策层不愿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因而也不可能在军事上、经济上发现自己的不足，反而在思想上仍然认为天下老子第一，动辄以关闭商行来对外加以控制，甚至连林则徐都曾说过，在与外通商中，不仅丝茶，“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在闭关政策下，清政府不可能建造新式的、大型的战舰，不可能有坚固的海防设施，也不可能去建立一支近代海军。因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军“船坚炮利”之下，中国的海防不堪一击。
二
魏源的海防思想主要体现在《海国图志》、《筹海篇》等文中。他对比了中外实力，研究了中外关系，把海防战略的核心确定为“守”。在“守”的基础上，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击溃敌人，以确保国家安全，并逐渐使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守”的战略，包括运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完善本国的经济与国防。其中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对一种战略的确定，是基于利益与目标这两个因素的。魏源所考虑的利益，在当时就是国家的安全，即保证国家的生存与独立，保证国家的主权实体存在。其目标是最大可能地运用自己的有限力量抵抗并击溃外来武装侵略，使自己国家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为此，在战术上，魏源提出不要出洋与敌船展开全面的对攻战，而是“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这种战术的具体内容是:(一)在港口上游沉舟阻敌，在下游用椿筏断敌后路。然后再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攻之，或布水雷出其不意攻击敌人。(二)如敌分兵登陆绕我后路，我则预掘暗沟，伏地雷。(三)我两岸水陆夹攻，敌炮不能攻我，而我能及敌船。(四)充分运用我火攻等长技。魏源把这种“守”的战略战术原则定为，守远不如守近，守多不如守约，守正不如守奇，守阔不如守狭，守深不如守浅。同时，魏源认为，不要因此害怕先失去一些门口。
要实现这种战略战术，就必须改革军事，重整海防。魏源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了清军的现状和海防情况，针对清政府战略与政策，着重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意见。
(一)、裁减、淘汰冗滥超额兵员，集中经费，练好精兵。军队的发展包括规模与装备，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的。魏源根据当时清王朝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的状况以及反侵略战争的需要，竭力主张让各省之兵来承担各省的防务。他认为各省之兵是足够保卫本省和保卫边疆的，兵员的补充各省也可以自行解决。他批评清政府一旦一省发生了边防冲突便慌忙乱调各省之兵前去作战的现象。从经济上考虑，他认为这种调内地陆兵去海防用作水兵的做法，带来了“在籍有安家，在途有住食”等一系列问题。他说，“计调兵一而当募勇之费十，当士著之兵五。以十个之费募一个，以五兵之费养一兵”，是不明智的做法。他的观点是，何处有外敌进犯，就以何处练兵募勇抗敌。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训练。他说:“练益精，则调益寡，调益寡则费益省”。“以所省者练兵，兵何患不能，费何患不给”。而要集中经费、练好精兵，就要淘汰虚冒冗滥之缺。他举例说，闽广两地水师，“每省三万有奇;江浙水师，每省二万有奇，虚冒半之，老弱半之，未必有数千之可用”。所以就应并两兵以养一兵，闽广两省各只需留一万五千水师。国家因此也可以增无数之精兵。
(二)、在发展武器装备上，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包括引进技术和购买武器)，但也要切合中国实战需要。魏源海防思想中所确定的战略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魏源所认定的夷之长技有三，其中有二个部分是指武器，即战舰和火器。可见他对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所表现的落后性有深刻的认识。但处于他的战术上考虑，他却认为不一定什么都要照搬西方的，也不要认为武器数量愈多愈好，而是要根据具体战术、具体情况，最好地利用自己的装备并有效地打击敌人。他说:“夷之长技曰飞炮，我之长技曰扛炮，扛炮又不如扛铳。若能讲求益精，于轻炮中藏用炸弹，则且兼有飞炮之长。诚能出奇设伏，则多造大炮，不如多造扛炮。轻炮铸制易，演练易，运负易，挟攻追剿易，横放直透，可伤数十人，可及百余丈”。通过对鸦片战争中一些战例的分析，魏源进而提出:“是知炮不在大，不在多，并不专在仿洋炮之式，惟在能中与不能中”。他批评了那种为了防敌，只有多增炮的观点，认为什么都不在于多，而在于固之法如何，建之得地，修之得法，守之得人。但是，清王朝在军事决策上所表现的愚昧不仅仅在武器的建造式样、类型和设置上，更重要的在军费开支上深受传统观念束缚，而无法做出明智决策。魏源忿憾地揭露说:“今日之事，苟有议微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
在军事上所表现出的封建惰性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重大障碍。
(三)、改善兵饷，理顺军队供给与整个国家的财政关系。兵法云:“军无粮食则亡”。历代兵家都重视供给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甚至现在我军军营里还盛行这句话:“搞好炊事班工作，顶上半个指导员”。经济实力应视为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基础，军队供给搞得好不好，既要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能力，又要受制于军队本身的建设情况。然而，经济能力与军队建设需求两者的关系往往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环境中无法取得协调。清朝建立之后，八旗、绿营这两支军队的俸饷占到了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咸同。对武官们实行优惠供给是清军俸饷制度的一个特点，其中尤以八旗武官供给更优厚。乾隆八年确定武职养廉费，顺冶四年正式制定饷率，其中大多数制度都一直沿用至清末。清王朝虽在军费支出上数目巨大，但士兵为欠饷闹事、反戈等屡有发生。主要原因是军官吃兵饷严重，其次在于饷章没有因为随着岁月的变化而有修定，致使后来弊处甚多，更为贪官提供了扣用兵饷的机会。此外，八旗除了军官享有优厚的供给外，士兵也十分处优，不仅额饷特高，还享有世袭特权。与此相比，绿营士兵的兵饷却无法维持其整个家庭的生活甚至士兵本人的生活。因而作为主要作战部队的绿营是不可能打胜仗的。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军费开支更加紊乱，兵饷无法得到改善。魏源叙述道:“自用兵以来，所糜费数千万，计出其十之一二，以整武备有余，财则非不足明矣”。因此他提出，学西方先进技术，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就是节制与供给。只有节制，才能保证供给。他说:“直省养兵，费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额三分之一。乾隆中叶，又以名粮改成实额，增六万之兵，即岁增百余万之饷，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他就此建议说:“夫养兵数十万，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复国初之旧额，再核目前之虚伍?或并三兵之费以养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费以募一兵，使一兵当十兵之用。”他认为西方军队之所以强大，“赡之厚”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欲选兵练兵，先筹养兵，兵饷无可议加，惟有裁并之而已”。
(四)、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使武器装备从引进到自产;促进民用工业的发展，使民用工业成为军事事业的基础，实现民富国强。在几乎还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要想建立一支能抵御西方先进国家武装入侵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魏源就师夷之长技制夷的内容谈到，要制造船厂和火器局。具体的步骤是，在广东虎门外沙角、大角二处造船厂和火器局，由法、美两国各来一名专家，“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让中国工匠认真练习。这样“计每艘中号船不过要二万金以内，百艘不过百万金，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然后再配备精兵，则“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一支近代中国海军也就初具规模。在魏源的设想中，只要上述计划可行，那么便可以设立铸造局，过二十五年，也就可以确立自己的生产、修建、改造系统。他说，要引进技术，就要允许外国人建洋楼等，“彼贪市舶之利，我收爪牙之助”。还要完善有关船舰、海运、外人来华等事务的规定章程，只要“我水师整饬”，则“鸦烟自不敢来，纹银自不透漏，以用财为节财”。建立军事工业也是实现民富国强的重要途径。魏源说，只要舰船造出后，“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另外，船厂也非徒造战舰，内河航运、邮递都需要船。所以，“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火器局也不仅仅是造武器的，民间用的如量天尺、千里镜等“凡有益民者，皆可于此造之。”他还建议，除了广东由官方设船厂和火器局外，其他省若民设，则听之任之。他强调，战舰造到一定数目就不必多造，因为民间建造的船可以改作战艘，“况日后商艘尽同洋舶，有事立雇”。可见，魏源建立国防工业的设想同样是为了促进民用工业的兴起，使民用工业成为国防事业的基础。
(五)、尊重人才，使用人才，这是国防事业与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魏源注重国防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在《圣武记》序言中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竟之谓贫”。他把开发人才认作是实现他海防战略的重要步骤。他说，“然者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繙夷者;始欲造就边才者，必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而要开发人才，就要大力改革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传统的科举制度只重视作文章，认为“文章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同时在民间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对武官的考选，也只重视一般的武艺技能。魏源呼吁要在闽粤二省武试中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浅，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会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柁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魏源改革传统的武试，开发海防建设人才的思想，对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以及军事学校的诞生都具有积极意义。
魏源用他的经济思想去审视海防建设，第一次把海防建设同整个国家的战略紧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海防建设以致整个军事问题不仅仅视作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三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说明了中国在武器装备、兵力素质等方面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军事思想上也证明是落后的。近代的战争已不是中国古代军事家们所遇到的那种战争，它更多地是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魏源把海防的战略地位提高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主要在于他是用经济的眼光来研究海防建设，研究战争的。
清朝建国后，在海防上沿用明制，并采用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方面是与其经济上不需要发展海上贸易和运输等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将安全问题视为根本的目的和利益。近代史上门户开与关的政策的制定，也都是首先考虑到安全这一因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发生关系中，比较多地是希望在经济上受惠，而清政府则喜欢把一切都联系到安全问题上去衡量得失，这就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战略的制定。这是中外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世界各国发展来看，工业化的国家军事发展过多地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农业国家在向工业化迈进中，是特别注重军事发展的。军事的强盛不仅是对经济发展在安全上的保障，而且还可以带动民用工业的发展。魏源的海防思想首先也是对安全问题的思考，从防御到反击，他的战略战术都是为了消灭敌人，这是一切军事思想根本原则。但是，他的“安全”概念与清政府所持的概念并不一致。魏源认为只要确保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就可以开放中国。因而，魏源首先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异化者。他从安全问题着手，提出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战术，又从一般军事问题提高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进而提出建立军事工业、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使国家摆脱危机，复兴到民富国强的地步。魏源的这一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声。
从军事上讲，魏源缩减和淘汰冗滥兵员，集中军费练好精兵的思想是发展了节省兵力的原则。在交通运输还不发达的清朝，一遇边防发生战事便纷纷乱调兵，这不仅因为清政府在心理上过分紧张，在军事指挥上也缺少明智。魏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坚决主张裁减兵员，就地招募练兵，保证关键作战地区上兵力的优势集中，这为了是达到尽量减少无实际用处的兵力，并且使兵力的部署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这一目的。在使用武器上，魏源根据实际作战需要，提出生产、装备轻便武器，这不是由于大件武器不好，而是大件武器本身就是经济上的一大负担，更重要的是装备轻便武器，是为了扬我之长，避实就虚，缩短在武器上与敌人的差距，以达到最终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是军事原则的灵活运用。魏源对中国近代军事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军费开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起来，并把理顺军事上的财政问题提高到了海防与军队建设的高度，因而也就提出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关键问题——财政问题。他日后在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首先招募乡勇，组织团练，也有想解决军队财政问题的试图，因为财政问题得到改善，军队的战斗力就将大大提高。魏源在近代军事思想上另一重大贡献在于他把海防的根本出路确定为建立一支海军，与此提出了要设立培养海军骨干的考试制度。可以说，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建立海军的人。
魏源之所以如此热心于海防事业，并用经济眼光研究海防建设，这本身也是与他热衷于参加经济活动，尤其参加海运商业活动有关;是他经济思想发展的直接产物。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在江浙一带任幕僚，处理盐政、漕务、河工之类的经济事务，并亲身参加了经商活动，投资票盐生意。1925年，他与别人一起搞漕粮海运。经济实践活动大大丰富了他的经济思想。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重视商业贸易，二是倡导富国富民。他尤为赞赏海运为繁荣所带来的益处。他说，海运“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而调剂漕务，则所益尤在民生”。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曾参加了反侵略武装斗争，戎马生活使他对军事有了实践经验，因而在后来的著作中，他能把经济与军事联系起来研究问题了，他的经济思想也由此发展到了高峰——倡导建立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纵观历史，魏源的海防思想正处在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新的经济因素正在兴起，沿海地区一些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业贸易逐渐发达，农民中有不少人流于社会，他们成了军队兵员的一个来源。军事上的发展虽然缓慢，但火药火器已成为战斗中的主要武器，火力战斗成了战斗过程中的首要阶段，而不是都以冲击为主。火战与冲击相结合成了新的战斗型式。在战场运动方面也不再是如墙而进，而是适应地形情况，采取低下姿势，利用敌火间隙，逐步跃进了。魏源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正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军事发展要比中国快得多，尤其是出现了象拿破仑和纳尔逊等一批军事思想家和指挥家，创造了新的陆战和海战的战略战术;在武器发展上，出现了滑膛枪与来复枪，尤其在海军领域，战舰由帆船发展到了蒸汽船，材料由木头变成了钢铁，舷炮开始换成炮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的先进无疑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也使他们获得了很多启示。因而，魏源以经济的眼光研究军事问题，所形成的海防思想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步伐。事实上，西方国家近代军事发展虽以工业为基础，但是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科学大踏步地前进时，才开始认真地应用科学知识解决战场上的问题，军事发展才获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可见，魏源的海防思想也是为了尽量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的一种设想。然而，魏源的思想没有直接影响清政府的决策。清政府只是到了建起“常胜军”时，才开始认真地使用洋枪洋炮。尽管如此，魏源的思想还是被后世所继承。冯桂芬的《制洋器仪》，其主旨就是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洋务运动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是与魏源的海防思想相吻合的。诸如兴办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创建海军等，可以说，洋务运动是实现了魏源海防思想中的许多设想。
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向西方学习，并融化外来文化的过程。林则徐、魏源等人是这一过程中的第一股浪潮的代表人物。这股浪潮的核心是在军事上向西方学习，同时也波及经济、科技等领域，魏源的海防思想则是其中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