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所处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时期。他深刻地看到伴随着鸦片泛滥而引起中国的严重社会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源以改革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他突破儒、老学派轻视社会生产、孤陋寡闻、脱离现实的传统观念，睁眼看世界，重视对外国的研究和先进思想、技术的学习。魏源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作一定的改变，应该“师夷长技”。他曾建议清政府在虎门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在这里投资办厂，派中国的有识之士进厂做工学习。此外，还主张用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办法，以取代中国的科举制度。魏源针对清王朝在治河问题上的积弊，提出改革办法。在《海国图志•军储篇》中发展了“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的保富重商思想，针对清王朝时政枯竭而提出“官告竭，非商不为功”，“民富则国富”等改革经济的理论和主张。他不光是从理论上主张改革，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亲身施行之。他自己参与经商，作盐生意而赚了很多钱。

魏源的改革思想和理论，通过《海国国志》等著作，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果当时的中国具有日本那样的客观条件，上层统治阶级能以魏源的改革理论为指导，毫无疑问，中国也会走上富强之路。

但是，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向来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自命为“天朝上国”，视外国为“蛮夷小邦”。在吃了败仗之后，叫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割地赔款，以求苟安。对内则采取严酷的惩罚和镇压政策。清朝最高统治者这种种腐败情形，魏源从亲身所见所闻中有深刻的认识。他对国家这种危难形势，心倩十分忧虑。1841年4月，林则徐被清朝革职，并被发配新疆。在林由广东北上赴伊犁途中，魏源专程赶到江口(今镇江)与他会唔。两人面对时事，满腔悲愤。魏源写下了《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诗中，他痛恨清朝统治者如“蠖”那样一味屈节，更担忧以后国家的命运。但是，除了忧国伤时之外，实无法扭转乾坤，去改变清朝统治的腐败。从此，魏源逐渐产生消极颓唐的情绪。

1848年，魏源决心摆脱公务的缠绕，用较长时间到全国各地游山玩水。他在游历中随时写诗以记之。他的好多山水诗，都是借山水抒发自己的借古评今之情。魏源自己说:“惟有耿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看来，他的一片爱国“真情”，只有寄托于祖国壮美的河山之中了。他年轻时那种积极主张改革，改变国家命运的精神开始淡化，走向隐晦曲折的消极之路。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起义。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魏源的许多友人在传统的忠君思想支配下，都纷纷站在清朝一边，参与镇压太平军。然而，魏源的态度十分微妙。他想回避这场斗争，但逐渐认识到回避不了。他在具体行动上，抱着明里消极观望实则暗中同情太平军的态度。当时他是高邮州守土有责的清廷官员，他对各地报来的军情，尤其是有关太平军的情报和清军在交战中溃败危急之事不及时上报清政府，甚至把军中急件退了回去。结果被清政府革职。于此可见魏源当时的政治态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源逐渐认识到:无论是清朝的皇帝还是太平天国的天王，都不可能实现他改革的理想。1853年，清廷命魏源随安徽巡抚周天爵镇压捻军。后由周天爵保奏，恢复原任高邮州的官职。然魏此时已心灰意冷，无心任官。其子魏耆谈当时魏源的思想时说:“奉旨复官。府君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1856，魏源在写给他的好友周治朴的信中说:“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这些充分反映了他内心的失望、绝望的心情。这时，他那颗空虚寂寞的心，只有让脱离尘世的佛教来填补。他在这封信的后面接着说:“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瓣一心，终登九品，则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慧男女，皆可修持。”他惟有向佛经中去求得解脱，寻找安慰了。

他以遁入空门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如他的《偶拈》诗中描写的:“扫地焚香坐，心与香俱灰。沉沉寥寂中，冥冥花雨来。”

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改革，失败者多，成功者少。这主要来自上层统治阶级中部分权势人物的阻力。改革者的不够坚强，实力的脆弱，思想的动摇也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魏源的思想曲折变化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