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学史上，今文经学长期以来为古文经学所压倒，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常州学者庄存与重新提倡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方复兴于世。此后，龚自珍、魏源等人发扬今文经学“借经议政”的治学特点，将今文经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为今文经学的繁荣做出了较大贡献。

一、魏源在今文经学上的成就

魏源学习今文经学的时间，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21岁随父入都，“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从此开始今文经学的学习与研究。魏源在今文经学方面著作较多，主要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古微》(已佚)、《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已佚)等书，而《诗古微》、《书古微》为其代表作。

《诗古微》初版于道光九年(1829年)，当时仅有上、下两卷，道光中重刻时增补为上、中、下三编共20卷。是书旨在“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直其罅漏，张皇其幽眇，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

《书古微》作于咸丰五年(1855年)，共12卷。魏源在自序中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由此可见，是书之作主要是反对马融、郑玄的古文经说，而推崇西汉伏生、欧阳、夏侯三家的今文经说。

魏源《诗》、《书》古微自出版之后，学者们对其褒贬不一。褒之者如刘逢禄称:“其所排难解剥，钩沉起废，则又皆足干城大道，张皇幽眇，申先师败绩失据之谤，箴后汉好异矫诬之疾，使遗文湮而复出，绝学幽而复明。”贬之者如章太炎说:“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雔，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按，章氏此说误。第一，章氏所说魏源以术奸说贵人不遇之事，因史无明文，不知所指究系何事。第二，前文已经指出魏源《诗古微》初版于道光九年，作者时年35岁，并非“晚年”所作。其三，魏源之治今文经学，并非是在晚年“牢落”之后以求“名高”，魏源早在21岁时就向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其治今文经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即以今文经学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其变法改革思想服务。第四，古人治学有分歧，后人治学贵在择善而从，不应局限于门户之中，对于相反之论，对立之说，只要言之有理，何妨兼收并蓄?魏源治今文经学，不为门户所限，兼采数家，正是其卓绝之处。

实事求是地说，魏源在今文经学的成就既不像刘隆禄所评价的那样高，也不像章太炎所评价的那样低。大致说来，《诗》、《书》古微之中虽然有一些不当，甚至牵强附会之处，但其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尤其是他将今文经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诗》、《书》之上，对于此后今文经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在近代经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以经义为治史准则

魏源将今文经学理论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他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乾嘉考据学的樊篱，走出了一条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新路。

公羊学派认为，孔子所修(春秋》之中有“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孔子在《春秋》中，根据时代远近之不同，采用不同的“书法”，文字上也有详略之分。魏源贯彻了这一原则，明确指出“所见之世，尤倍详于所闻之世”，即著史应详今略古。他在《圣武记》的写作上就是如此，对于他所生活时代里发生的事件，不惜用浓墨重彩予以叙述，而对于清朝前期厉史则着墨不多。

魏源治史不仅详今略古，而且还详内略外。他采纳今文经学“治内详，安外略……以治内为治外”的经义，将治学重点放在对国内问题的研究上。鸦片战争前，魏源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解决国内问题上，如漕运、盐政、黄河治理等内政改革问题。鸦片战争期间，魏源依然强调要将国内的事情办好，做到国富民强，则“何患于四夷，何优乎御侮!斯之谓折冲于尊姐”。故而他在《圣武记》里，不厌其烦地详述清朝列祖列宗的御民制敌良策，殷殷然，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可是，“以治内为治外”的“《春秋》大义”毕竟只是一千多年前所出现的思想，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种思想早已不适应现实。面对鸦片战争之后纷至沓来的西方事物，魏源迅速地从“以治内为治外”的旧思想中走了出来，转而号召人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在林则徐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关西方的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又经两次增补，成100卷，比较系统而全面地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及文化，对于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关于战舰和火器的制作技术，介绍得尤其详尽。这样，魏源就走出了“以治内为治外”的狭隘的“《春秋》大义”，全面关注世界局势。

魏源根据“责贤备于责庸”的“《春秋》大义”，在评论人物时，对于“贤者”的批评比对“庸人”的批评更要苛刻。林则徐在处理鸦片事务时，要求外国来华商人具结，保证不夹带鸦片入境，否则“船货没官，人即正法”，魏源以为此令“过严”，难于执行；同时，他对林则徐没能从国家全局出发，制订一套周密的御敌方案，也提出批评。魏源不是将矛头指向那些在战争中临阵脱逃的贪生怕死之徒，而是批评在战争中有上乘表现的林则徐，原因在于魏源觉得庸人不足尽责，故而对于贤者的批评格外苛刻，“望之也深则求之也备”，所谓“责贤备于责庸”是也。对于元朝著名的水利专家贾鲁，魏源却批评他治河失策，这实际上仍然是“《春秋》之责备者也”。

魏源还本着“惩恶劝善”的“(春秋》大义”，对于“乱臣贼子”大加挞伐。例如在其所著《元史新编•平宋功臣传》后，特附《宋降臣传》，并加评论:“《春秋》书三叛人名，以惩恶而劝善。……刘整、吕文焕、夏贵、留梦炎之徒，身为将相大臣，乃亦趋降，恐后无复愧耻，不彰其恶，则贼臣接踵，岂尚有所顾忌哉!”又如，他援引《春秋》有关弑君的书法义例，认为金人完颜元宜并未弑君。在他看来，海陵“弑君、弑母之贼，滔天之罪，亘古所无”，人人得而诛之。元宜之杀海陵，不仅不是狱君，反而是义举。

魏源不仅援引“《春秋》大义”，而且还以《诗》谏世。魏源以《诗》谏世，事实上是对《诗经》的一种断章取义，对此魏源并不讳言。在他看来，对于《诗经》，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作诗之人自道其情，采诗编诗之人看重的是其中的劝惩之意，至于赋诗、引诗之人，“止借其词以证明”自己的理论，因而在引用时，可以“不计采诗之世……不必问作诗之事何如也”。这样，魏源就从理论上证明了自己赋诗断章取义的正确。魏源在晚年所写的《默觚》之中，几乎每一节后，都断章取义地援引《诗经》中语句做为结束。例如，为了论证学者治学不可不知钱谷薄书等农桑事务，魏源便引“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的诗句，说明《诗经》之中便将百姓的日用饮食作为根本，后世学者自然不可离此而去追求那些“浮藻饾饤”及“心性迂谈”。毫无疑问，这样必然增强了对当时人们的说服力。

魏源以诗谏世还表现在他自己所创作的诗歌里。魏源认为诗歌，“所以宣上德而达下情，导其郁懑，作其忠孝，恒与政治相表里”，诗歌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魏源的诗作，便是如此。如他在《行路难》十三首诗中，或批评当时那种所用非所长的用人制度，或借用历史掌故，阐明不采纳忠言而酿成大错，最终追悔莫及的往事。所有这些均表现了魏源能针对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力图加以变革的要求，是作者“以诗谏世”思想的体现。

魏源将今文经学作为一柄利刃，力图用它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危机。但今文经学却是一柄双刃刀，虽然其中的变易思想为魏源提供了理论武器，但是，今文经学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如谶纬迷信、天人感应思想等，对魏源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否认。

魏源曾编造新的谶纬，为其改革主张服务。如他根据黄河水害不断的实际情况，要求以人工之力于黄河北岸改道大清河入海。为了避免其他人的反对，他以河工奏疏中常有“黄强清弱，清不敌黄”等字句为不吉利，要求将黄河改归大清河，则可使“黄流受大清之约束，以大清为会归朝宗之地”。这祥就非常吉利了。黄河改道，涉及许多具体问题，魏源却将它与符瑞联系起来，殊为失当。

魏源在其著作中反复散布天人感应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在《圣武记》一书中便有多处这样的描写:“帝王之师，恒有天助。我朝龙兴塞外之初，每战明兵及入关破贼，皆有反风疾雨，大风尘沙之助，故敌军人马眯目，而我军得上风，乘势长趋。”又说:“及午，尘沙山起，怒若雷鸣，兵贼不辨。我军大哗者三，风止。”这些描写，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入云龙公孙胜的法术一般，神乎其神。魏源之所以这样大肆渲染天人感应的封建迷信思想，其实质不过是欲借此证明清朝之代替明朝是上天的安排，能获“天助”而已。

魏源思想亦受到鬼神及因果报应说的影响。对于鬼神之有无，魏源的答案是肯定的，“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若倡言不信鬼神，“徒使小人为恶无忌惮”。他期望通过宣扬鬼神及因果报应来达到辅助法律之不足的作用。

今文经学自其产生之时起，便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魏源思想里的这些封建迷信，不过是继承了今文经学的这个传统而已。

三、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与大同理想

魏源不仅在微观研究上以今文经义为指导，而且在对社会发展的看法这样的宏观问题的研究上，他也是完全遵从今文经学的传统观点——公羊三世说。如前所述，魏源在编撰史书时，根据所见世与所闻世的不同，采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其实这仅是公羊三世说的第一个层面:即停留在书法义例之上。魏源更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即社会历史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依次递进的社会发展规律。魏源对于创于何休的这套人类社会进化理论深信不疑。他明确指出:“三代私而后代公……后世之事，胜于三代。”他将历史的发展比喻为江河流水，一往而不可复，并以赋税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的变化为例，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必将越来越进步。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在这里，魏源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是魏源进化论历史观的重要资料。

本着公羊三世说的理论，魏源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太古、中古和末世，末世之后便返回到太古时期，如此循环往复。他说:“夫治始黄帝，成于尧，备于三代，歼于秦;追汉气运再造，民脱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孰谓末世与太古如梦觉之不相入乎。”。有时魏源亦以三“气运”说，代替上面的分法，他在晚年的著作中就将三皇至秦当作一“气运”，汉至元为一“气运”，明清为另一“气运”。所谓“气运”之说，其实依然是公羊三世说的变形。

魏源认为即使在一个朝代里，也有三世之分。他说:“我圣清皞皞二百载，由治平、升平而进于太平。”这便是将清朝的历史分成治平、升平与太平三个时期。魏源这种大三世之内犹有小三世的思想，与龚自珍“通古今可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的思想一道，开了康有为“三世三重”说的先河，对康有为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太平世作为公羊三世说理想的最高阶段，曾经激起无数思想家的共鸣与向往，他们纷纷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各自理想的未来社会模型:如魏晋之际异端思想家鲍敬言、宋元之际邓牧提出的一种“无君无臣”的乌托邦;黄宗羲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政治思想;颜元反对封建特权，向往于近代世界的“平均地权”，等等。作为思想家的魏源自然亦不例外，他也有自己的太平世图案。

魏源看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他说:“国家累洽重濡，醰●孳生，献版岁倍，人浮于地，贫万于富。”他将产生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人口的过快增长，从而掩盖了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阶级，导致后者赤贫这个根本原因。魏源认识到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必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危及封建社会的统治，只有实行平均制度，方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他说:“王政喜均而恶偏。”又说:“万物无不得其平也。平，故靡有余，靡不足，无洽比，无吹嘘。”他将“平”“均”作为“王政”的目标，由此透露出他对平均制度的向往。当然，魏源的平均思想并不是真正完全意义的平均，而只是在宗族制度下有限的平均。他期望富人发善心自动拿出一部分财物给穷人，维持穷人的生活，缓和二者之间紧张的矛盾，从而维护封建统治。故而，他对于庐江章氏捐田3000亩、设置义庄之举大加赞赏，专门写下《庐江章氏义庄记》一文以记之。此文是我们了解魏源社会思想的重要史料。

魏源理想的平均社会的模型是这样的:“比相保，闾相受，族相葬，党相救，州相周，大功异居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所恃，谣俗有所稽查，余小姓附之，人心维系，磐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矣。”

我们从魏源的这段话里，明显可以看出其思想深受《礼记•礼运》篇所言“大同”思想的影响，甚至在文字上亦基本相同。在魏源的理想社会里，人们按照血缘关系结合成一个个家族，在家族内部，人们虽然分居各处，但却共同占有财产，人们之间相互帮助，一家有难，八方支援，如此，自然不会有“盗贼之患”了。

魏源的大同理想几乎全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他没有能像其后康有为那样，以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改造传统的大同理想，因而在深度上，没能达到康有为的水平，依然停留在传统之中，从而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魏源是近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他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作为治学，尤其是治史的指导思想，在史学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就。他评古论今，褒贬人物，常有不同流俗的见解，颇能启人神思;他发挥史学惩恶劝善的道德训戒作用，力图有益于当世，表现出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但是，今文经学毕竟不是科学的理论，其中所充斥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等落后思想，不可避免地对魏源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对社会发展的看法问题上，魏源以公羊三世说理论，解释社会发展规律，表现出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掺的思想。魏源还深受传统大同思想的影响，要求社会财富的相对平均，主张人们之间互相帮助，和谐相处。所有这些，不论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思想，无一不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