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精华之根基。任何一位务实的思想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向民本思想靠拢。事实上，孔子、孟子都是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对“苛政猛于虎”的抨击，孟子王道理想和井田制之设想，其实已具备民本思想之雏形。中国封建制社会中有更多的自耕农及佃农，构成了封建生产力之主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一点连古人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所以庶民(自耕农、佃农之统称)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封建社会中有见识的思想家所考虑的中心问题之一，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民本思想坚厚的社会基础。庶民之兴亡盛衰直接关乎统治阶级之命运，这是民本思想能在古代社会所以具有持久生命力之原因所在。

魏源能够正视历史与现实，又以绍绪先圣救世济民思想为己任，故传统的民本思想在其理论著作中占有相当份量，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情于民物

清朝中后期，“帮费日重，银价日昂，本色折色日浮以困。于是把持之生监与侵渔之书役，交相为难，各执一词，弱肉强食，如圆无端。”这自然苦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农民成为生监和书役“强食”的对象。负责征收钱粮的“胥役故虎而冠，凡下乡催征钱粮漕米，久鱼肉其民”。而“包揽输纳，不数年皆骤富”之贪婪生员“亦虎而冠”。(2)彼辈相互勾结、利用，共同鱼肉百姓;一旦分脏不均，则又相互仇杀，结果使无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封建官僚集团，以升迁叙优为荣，以胶剥小农为能，以镇压农民反抗为功，置广大民众于饥寒交迫之中，或卖儿鬻女，或饮鸩鸿而亡。封建时代的农民既要遭受无法避免的水旱蝗灾，又陷入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手中，一些“亦虎而冠”的生员也不放过他们，常常使他们处于无助的困苦状态。

魏源生长于农村，其家庭经济状况仅相当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自耕农。魏母夜晚纺线织布，以足全家人穿用，白天则到田间劳作。故魏源对农村情况有一定了解，对农民艰难困苦之生活有一定的同情心。这在他首次赴京看到淮黄流域农民流离失所、卖儿胃女、吃有毒的荞麦花的情景时所写的诗可见。现仅从《默觚》中引证其很冷静、理智的论述，以见其心。他在《治篇一》开篇写道:“人有恒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自有能捍卫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鹜禽之爪牙，蜂蚕这芒刺也。才乎，才乎!《诗》曰:‘凡民有丧，葡旬救之’”。

这里，魏源主要在淳淳告诫世人一个简单道理，即有情才能有才。情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无关紧要，但才智则是人人想拥有，借以达到个自的目的。而要想有“才”，必得先有“情”。同时，魏源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反过来讲，人们只有有情于民物，关心国是民虞，才能以才智救世安民。魏源也未放过对“鸳禽之爪牙，蜂蚕之芒刺”的“小人”们的谴责。彼辈“漠然无情”于民物，一门心思于投机钻营，朘剥小农。惟有情于民物之人，方能利国利民。在当时黑暗的时代，残暴小农的贪官污吏遍地，魏源能关注百姓之疾苦，强调“有情于民物”，确实是难能可贵。

二、“首田渔来耜市易”

“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诂训音声，爪剖抓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与“锢天下聪明智慧”的汉学相并的则是宋明理学。理学家们“口心性，躬礼义……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无一事可效诸民物”。汉学、宋学在清朝兴盛时期，还可以点缀这个社会，粉饰太平，成文化繁荣之景观。而当进入十九世纪后，清廷日渐走下坡路，百弊丛生，问题山积，也自然显露出汉学、末学愚腐、玄虚之无用。魏源深明此理，对之批评也是不遗余力。他希望学术能回到实际中来，读书士子应从农桑渔猎事务中体悟圣人之道。他讲:“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无胡越。《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析弧矢以卫之;禹平水土，即制贡赋而奋武卫;《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之辩，遂以兵食归之王伯，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抑思……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乐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摇役、兵赋，皆牲命之精微流行其间”。

这也是直指古圣人心源之活，也是对古已有之的务实的民本思想的概括总结。尽管孟子始倡言义不言利，开后儒讳言“利”之先河，使儒学渐渐偏离济世修身之初衷，但孟子所言的八家共井的井田说仍表明其具有关注农桑、树畜、关心农民命运的民本思想。魏源从国家富强的角度，辨析了王霸之异同，而其落脚点则是“足食足兵”，其论据则是“古圣人”大禹、经书《易》、《尚书》均将农事生计放在首位。《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可见古人是把涉及民生的生产放在首位。魏源能见及此，又正是魏源务实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四十年代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已是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置于社会基础地位，构建了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魏源仅是很直观地发现了生产生活的首要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其认识的相对正确性。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原因在于他们首先教会人类结网捕鱼，教人学会播种百谷，制造舟车，后又替人类制礼作乐，至少都有功德于人类。魏源认识到古圣人是以事功而成其圣人的，绝非天定圣人。尽管舟车等不一定是所谓的圣人所造，但，魏源的认识已较同时代人为高，已把不可思议的圣人从神坛供桌上拉回人间。在魏源看来，今日圣人之徒子徒孙反而轻视圣人之制作，轻视田渔耒耜，真是有违圣道。

魏源认为圣人都是务实的，“首以田渔耒耜招市易”，都是从“井牧摇役兵赋”处入手，以其“足食足兵”。魏源也粗略认识到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如他说“禹平水土，即制贡赋而奋武卫，《洪范》入政，始食货而终宾师”。这种顺序的认识得自于魏源本人务实求实的精神，能察别人熟视无睹之事。

魏源接受了“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为基础，以“足食足兵”为特征的传统的民本思想，并希望在现实社会中仍能关注“农桑树畜”，并将这类“足民治赋”当成“圣门之事”。无论谁，只要他确实关心着耕农的生产生活，并提出改善改进耕农生产生活的主张，我们可以称其具有民本思想。尽管“足民”与“治赋”相连，但是，在当时谁又能抛开“治赋”呢?民不足，赋仍要治。只要他提出“足民”，就表明其思想深处已将民众之生计看得较重。“足民治赋”较之不足民仍要治赋要强许多。

“首以田渔耒耜”、“始食货”确实很有见识。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耻。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将“衣、食、住”置于首先需要解决的地位。魏源较同时代人确实高出一筹，除了其务实求实外，还得益于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而当他务实的时候，便靠近了真理，接近了民众。他不但接受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还找到了这种思想的基础和依据。

三、天地之性人为贵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思想便成为传统文化中一枝野花，在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艰难延续生长。魏源继承了民为贵的思想传统，并曲折地加以辨解、论证。并曰:

“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气积焉;人之所去，阴气积焉。山谷之中，电兵十万，则穷冬若春;邃富有华堂，悄无茶迹，则幽阴袭人。人气所蕴，横行为风，上泄为云，望气顺律而吉凶占之。南阳、洛阳、晋阳、凤阳，今日寥落之区，昔日云龙风虎之地，地气随人气而迁徙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作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厄，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仁”是孔子思想之核心所在。后儒对仁也多推崇备至，并努力加以解释阐发。魏源以绍绪先圣之学为己任，务识古人心源，故也首先对仁予以特殊的解释，即以“仁”为杆物果实“核心”这角度，界定“仁”之“核心”地位。果仁之“仁”是衍化出来的含义，已为人们所接受。魏源便从无仁便无果(当时自然还未培育出无籽瓜果)这个普通常识中，又敷衍出“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仁即赋以此种子之仁”。既然万物均为“仁，即核心，那么，作为包容，负载万物之天地也应有“仁”。这也是很自然的推论。

魏源找到了这个广大无边之天地的“仁”，即人。魏源真是煞费苦心，将人推到天地之核心地位即“人者天地之仁也”。下一步自然便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推断。古人不一定科学的比附、解释，又往往能得出有一定道理之结论。这里不必过多指责前人的牵强附会。魏源为具体论证“人者天地之仁也”，只找到了一个论点，即’地气随人气而迁徙”。在今天看当然也很牵强，但在阴阳五行盛行、人们多从表现联系上看问题的那个时代，仍具有一定说服力。魏源从普通常识及历史名城的变迁中，肯定人存在的作用，用“仁气”来实实在在地说明人具有巨大作用、巨大能量。既然“地气随人气”转，人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帝乡都随人之聚散而盛衰，那么，自然可以得出“人者天地之仁也”的结论，进而得出古已有之的“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推论。

魏源更进而推断说:“天者，众人所积则成，而梅慢人者，非侮慢天乎?”南阳、洛阳、晋阳、凤阳这些“云龙飞虎之地”，在以往不是帝乡便是帝都，赖人以兴旺;而今则成“寥落之区”，居住的人少了，也不繁华了，自然无一点王气之征兆，也不会再出帝极而言之，在荒山野岭之中，人烟稀少，没有仁气所聚，便自无王气所生。所以“天子者”是“众人所积而成”。这较“君为轻”说更丰满、有力。魏源在高扬人性、推重民本之时，已不自觉地触动了神圣的君权。

魏源实实在在认识到百姓的重要。所谓“人聚则强，人散则魅，有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正是总结中国现实与历史而得出的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之发展、王朝之更替就是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百姓若能安居乐业，有田可种，有饭可吃，则自然会“静”;而社会中若豪族劣绅、贪官污吏不断地欺压百姓、残暴小农，侵占其土田、霸占其妻女、重收其租税，则天下讼狱不断，农荒政荒，农民被迫背井离乡，逃散它乡，则王朝也就到了未日。所以，“天子(应)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不应是黄宗羲所抨击的那样“敲剥天下人之骨髓，离散天下人之子女”以满足一己之私欲。圣人明君所应做的就是“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承认“天地之性人为贵”这个道理。

四、“便民”为变革更法之归依

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之维系，除了不断的改朝换代、更换血液外，还有赖于多次的变革、更法，动些小手术，以维系一个封建王朝的延续。其中有些改制成功了，有些改制失败了，但古人很少切实操讨成败原因之所在，往往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即听谓“天意”作以笼统之解释。这当然是不是解释的解释，远离事实。魏源则很务实地加以总结，并提出了独到之见解，即:“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

魏源总结我国历史上赋税制、摇役制、兵制之演进变化阶段，发现了历史之逐渐进步过程，即制度沿革之变化以“便民”为归依，即越来越便利于民。而且，这种便民倾向及结果绝不会因圣王再世而改变。一条鞭法不会倒退到两税法，科举制也不会再为乡举里选所取代，雇役制也不会再回到差役制，历史中便民的内在趋势不会逆转。历史之不断进步，人类终要从生产奴隶、工具中获得解放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魏源发现了“便民”这种进步现象。

至于“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主要依据历史上王莽改制之失败及王安石新法之夭折。王莽在我国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化身，魏源对其复古变法不便民自然也持否定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魏源这位具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家，对王安石这位大改革家也多有怨言非辞。在魏源看来，“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去其弊，即兴其利，而王安石变法中有扰民现象，如所谓青苗法之“厉民”。故王安石之新政被中止，一切恢复到原初。这里魏源未能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之积极意义，仅从变法反而失败、百姓又遭祸殃这个表象来评说。魏源之态度和二程朱熹对王安石变法所持的态度差不多。在更法问题上，有鉴于前人之得失，故魏源比较谨慎。魏源深知“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故他主张:“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则自能立法矣”。

魏源主张慎重更法，仍是从便民这个角度考虑的当权者务虚名，使民罹实祸;务实事使民得实惠，这是历史之经验教训。而历史之事实也必将是:凡不便民者终要改变，或恢复到原样或前进一步。就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来讲，确实有利于青黄不接时节揭不开锅盖的贫苦农民，然而官府中一些赃官为了官爵，也为了从小农那里获得利息，强迫那些不愿借贷或不需要借贷的一些农户都要以青苗相抵压向官府借贷，搞一刀切。结果，好经被念歪，变法初衷被歪曲，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变法还不如不变法。所以，慎重变法，以便民为变法之准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因循守旧、反对变法与慎重对待变法是两码事。魏源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变法应以便民利民为原则。

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负担加重，绝对经不起折腾而统治阶级之任何更张，都有可能为各级贪官污吏所利用.而自耕农、佃农往往要关心职工基本生活上维护。各级政府部门在出台重大改革方案和措施时，应坚持职工总体受益、坚持不超过职工实际承受力、坚持基本生活保障的原则。应认真贯彻本地区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费标准，保障职工基本生活需求。应支持工会开展“送温暖工程”活动，帮助工会建立“送温暖帮困基金”、“特困职工档案”及县以上党、政、工领导干部联系困难户工作。应支持工会发好“特困职工证”，协调工会落实对特困职工的优惠政策。

4、从政治舆论上保障

(1)广泛运用各种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专栏等社会新闻媒体，多方位、多层次地宣传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在生产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和民主管理中的监督作用。(2)把宣传的重点放在职工群众这一主体身上，让职工在电视上有形象，在广播中有声音，在报刊上有文章。尤其要大力宣传新时期的劳动模范、技术标兵等各类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向全社会展示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光辉形象。同时，也要宣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好经营者、好党员干部的典型。(3)举办各类形式的报告会、演讲会，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开展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教育，引导职工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观、认识观，修正陈旧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观、认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