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稍懂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孙中山，但对其他领导者则不一定知道，甚至一无所知。一般外国人就更不必说了。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都深知除了孙中山之外，还有一批革命领导人和孙中山一起领导了这场伟大的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兴。但是研究孙中山、推崇孙中山的甚多，研究黄兴、推崇黄兴的却甚少。即使对黄兴有所研究，但多局限于就事论事，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多估计不足，评价偏低（年谱除外）。一部辛亥革命史固不可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史实，如果没有，就等于去掉辛亥革命的灵魂；也不可没有其他革命领导人、众多的革命战士及广大人民的斗争史实，如果没有，就等于去掉辛亥革命的血肉之躯。黄兴作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诚拥护者和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功甚伟。如果把他的活动从辛亥革命史中略去，也将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对他妄加贬黜则有失公允。如实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历史，恰当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包括黄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责任之一。

美籍学者薛君度教授所著《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是力图纠正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特别是黄兴研究的偏颇的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该书原文为英文，已由杨慎之同志翻译成中文，于前年一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兴与中国革命》是薛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内容丰富翔实，结构严谨，见解精辟，所据中外文参考资料凡二百五十五种之多，旁征博引，学力甚深。英文原版自一九六一年出版以来，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好评颇多。中译本出版以来，受到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普遍欢迎和重视。

《黄兴与中国革命》这一书名，不仅醒目，而且点出了黄兴与中国革命——确切地说是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概括全书的主题。作者在长达十九万余言的书中，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基于大量历史事实的陈述和论证，旗帜鲜明，饶有兴味，有很强的说服力。

作者在原序中开宗明义地把黄兴称为“中华民国的创立人之一”，称“黄兴和孙中山是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革命领袖”，对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两位领袖中，一位曾被广泛宣传，而另一位却极少谈到”的情况提出异议。的确，象辛亥革命那样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人才辈出的，除了革命党和人民所公认的最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之外，尚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组成事实上的革命领导集团，黄兴、章太炎、宋教仁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无论从个人的威信和对革命的领导作用和贡献来看，章宋等人都不可能出黄兴之右。黄兴影响之大，确实可以从“世以孙黄并称”的事实见其一斑。不仅是革命者，就连反革命头子袁世凯也并称孙黄，且在一九一二年多次电邀孙中山和黄兴北上，共商国家大计，并和孙黄加上当时尸位副总统的黎元洪联名发表声明，借以谋取信于全国人民，可见袁世凯对孙黄同样重视。作者根据事实，把黄兴突出于章宋等人之上，几与孙中山并列，并非标新立异之论。这样可以纠正多年来形成的“正统”观念和种种偏见，一改为数相当多的人们只知有孙中山不知有黄兴或黄兴无足轻重的视听。在史学界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振聋发瞆的作用。过去有的学者在对待孙黄的问题上，颇有不公之处。在评论孙黄意见分歧的时候，每多褒孙而贬黄，甚至在孙黄都应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上（如对袁世凯妥协、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等等）都左袒孙而责备黄。此种偏向给人造成错觉，以为黄兴不是孙中山安危须仗、甘苦共尝的忠诚战友，而是屡与孙中山唱反调的“右倾”人物。这就不仅有失公道，且与客观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了。因此，薛先生为辛亥革命和黄兴研究纠偏正谬的努力是十分有益的，理应赞许。

薛著对不熟悉辛亥革命史的外国人提供了一部信史，将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过去也将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现在。所以该书不仅对中外学术交流而且对促进中外人民的了解作出了贡献。中译本可给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以相当的启发。众所周知，在十年浩劫中，史学领域是“重灾区”。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更因涉及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而被妄加歪曲篡改，灾痕累累，令人视为畏途。对孙中山尚不容给予充分的肯定，而身蒙“右派”之冤的黄兴更无论矣！只有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才得以重见天日，但在劫后余灰之中，百废待兴，要深入研究谈何容易！薛著不囿于成见，力破旧说，自成一家之言，可供国内学者借鉴。它给我们的启发正在于此。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旗帜，是毋庸置疑的领袖。黄兴是孙中山的忠诚伙伴和最得力的助手，他的实际作用和历史地位仅次于孙中山而为革命党第二位的领袖，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公正地说，孙中山与黄兴对辛亥革命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缺一不可的伟大人物。薛著在黄兴身上确是用足了功夫，下够了笔墨，使这个十分重要的领袖人物跃然纸上。

首先，作者通过同盟会成立前黄兴和孙中山各自的不平凡经历，通过华兴会和兴中会的活动，说明黄兴和孙中山一样，都是通过自己的亲自摸索和力行走上革命道路的，都是早就对革命有影响有贡献的领袖人物。他们彼此了解，互相倾慕，进而进行携手合作。所以作者说，“一九○五年，孙黄的第一次会晤导致了同盟会的成立”。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前，孙黄二人、兴中会与华兴会是对等的，不应有主次之分，但孰先孰后，影响孰大孰小则另作别论。作者在叙述史实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对孙黄作了一番细致的比较，说明黄兴有很多优点，孙中山并非毫无缺点，从而说明“认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就不会有缺点和错误，这只是一种愚昧的宗教迷信而已”，并借以纠正扬孙抑黄的偏见。这无疑是对的。

同盟会成立之后，黄兴服膺孙中山的德才和革命主张，开始成为孙中山不可缺少的副手，但他对革命的作用比前更为显著。在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中，除了同盟会成立前的两次武装起义，其余的八次，“大多数都是黄兴亲自指挥的，只有一次孙中山曾短暂地亲临战地”。作者的概括，显示了黄兴在孙中山的革命武装事业中的极其重要作用。书中较详细地叙述了黄兴参与筹划起义和亲临战阵的情况，如实地再现了沙场勇将、革命军总指挥黄兴的英雄形象。作者特意把广州“三•二九”之役和武昌起义辟为两个专章，把黄兴毕生事业的高峰作细致的论述。广州之役虽以惨痛的失败和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而结束，但正如薛先生所说，“确是历次革命军事活动中最勇敢的一次”，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黄兴的英名与‘黄花岗起义’紧紧联系在十起”，永垂不朽！黄兴在武昌起义半个月之后，从香港经上海到武汉前线，指挥革命军对来势凶猛的袁世凯北洋军队作殊死战。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而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黄兴辞职离去。有人每以战事成败论黄兴，讥为败将，但武仅之战乃至以往历次起义的战败，实非战之罪，更不应由黄兴一人承担责任。作者评价黄兴这一役的功过，采取了客观的态度，自己不下断语，只转述别人的话说：“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在突出的众寡悬殊形势下，黄兴已竭智尽力，他做到了他可能做到的一切”。“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俾革命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黄兴“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这些都是公平之论。

作者还对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和反对袁世凯的重要事迹作了较详尽的叙述，对其功绩也作了充分的肯定。

总之，《黄兴与中国革命》在阐述黄兴与辛亥革命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及其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等问题上，根据是充足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一般地说来在史学界中并不存在给黄兴翻案的问题，但是黄兴的形象曾被歪曲，他的作用曾被贬低却是事实。薛著为还黄兴的本来面目，给黄兴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作的努力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我们欢迎这种努力。

要是我们本着客观和严格的态度去看待一本学术著作，那怕是最权威的学术著作，也不难从中发现若干缺陷和不妥善之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之所见总归不可能做到十足的完全，加上时间、空间和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局限在所不免。本着春秋要求贤者的精神，我们认为薛著尚有一些可供推敲的余地。

最主要之点是稍有矫枉过正之偏。作者在充分肯定黄兴的作用的同时，并未注意指出黄兴的缺点，即使在史实上有所提及，亦未尝正面批评；而对孙中山的作用则未有足够的肯定，缺陷倒说得不轻。这就可能会使不明辛亥革命史的人产生“孙不如黄”的误会。作者据孙黄并称的事实，把孙黄置于几乎相等的领袖地位，亦嫌过当。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同盟会的最高领袖——总理、杰出的革命理论家秘实行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有大量的历史见证。同盟会成立之后，黄兴的地位和作用从来都及不上孙中山。他自己也把孙中山奉为领袖和长者，十分尊敬，即使后来在反袁和中华革命党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还是如此。世以孙黄并称，无非是把孙黄都看作是非常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并无等量齐观之意。即如世以康梁并称，并不是把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俩同等看待一样。

其次，由于偏重矫枉，在史料的取舍和运用上，颇有不够客观、厚黄薄孙之处。按理而论，厚黄所应厚，薄孙所应薄同所宜然；反之，薄黄所应薄，厚孙所应厚也属应当。但可惜厚黄薄孙有余，厚孙薄黄不足。只须细阅该书对同盟会成立前关于孙黄的叙述较偏重于扬黄兴之长、揭孙中山之短，便可发现这种缺点的存在，其余不必例举。

复次，该书引述铺陈过多，略嫌烦琐，相比之下，评论分析则较为薄弱，应详加剖析的地方，每以三言两语结束，令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

以上三点仅属美中不足，比起该书所获得的成功来是次要的，诚如中译者杨慎之同志所说，“瑕不掩瑜，值得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认真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