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则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坚持独裁、实行武力统一的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的最终分裂。在这一年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代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各自进行了不同的活动，本文试图对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活动加以比较，并进行一些分析。
一
恩格斯指出：“在第一次巨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化，一部分满足于已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內部矛盾更趋尖锐和复杂，政治上争权夺利，思想上倒退混乱，组织上分崩瓦解，基本上分裂为三种类型。
一是脱离同盟会革命原则，热衷于争夺政治权位。章太炎大唱“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攻击孙中山，联合张謇、赵凤昌、汤化龙等立宪派及黎元洪、程德全等旧官僚，并勾结梁启超等，走上了拥护袁世凯、反对革命派的道路，进而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同盟会公开决裂。武昌首义领导人之一的孙武，为了巩固个人权位，竭力攻击蒋翊武、孙振武等湖北革命党人，进而纠集一些人发起组织“民社”，拥黎元洪为领袖，与同盟会分庭抗礼。陈其美取得上海都督后，为巩固其地位，排挤李燮和，暗杀陶成章。陈炯明就任广东都督后，竟对同盟会将领采取缴械、驱逐、甚至枪杀的政策，对反动将领则竭力拉拢，倚为心腹。王金发担任绍兴都督后，骄奢腐化，打击、排挤革命党人。上述多人，都曾是革命功臣，在群众中深有影响，却都离开了同盟会革命道路，甚至反目成仇，成为反对革命的力量。
二是思想消极、意志衰退、离开革命、各奔前程。同盟会对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甚至将其纲领简化为“驱除鞑虏”一项，认为清帝退位、共和有名，就是革命成功。因此，辛亥革命后，许多人失去了革命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革命热情也随之消失。一种是悲观失望、脱离革命。他们对南北议和不满，退出政界，归隐林泉，耕种自给。有的则自甘堕落，娶妾吸毒，胡瑛就是一个典型。有的悲观失望，愤而自杀，如吴玉章的二哥。一种是出洋留学、离开中国。他们认为“民国已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领，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因而不少人远走日本、欧美，亦离开了革命。一种是由官而商，追求财富。如朱芾煌在四川夔关监督任上，积聚钱财，然后在北京买地建房，收租取息。陈少白辞外交司长职，与李煜堂合作，开办多种企业。王赞承、胡玉珍等人，均由官场进入企业，力求在经济上发展。总之，上述三种人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了同盟会，脱离了革命。
三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富强而努力奋斗。
孙中山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下，辞大总统职务。一方面，孙中山的辞职，是迫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与革命內部的妥协潮流，“只得服从民意，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另一方面，孙中山的辞职又是自愿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孙中山有其清高、幼稚的一面。多次表示：“文于国事，只知有役务，不知有权位，故于进退之位，行其当然，不假勉强”。原“以退逸之身，享自由之福”。同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又有其认识模糊的一面。认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已达到”；今后的任务，只是实现民生主义。从此，孙中山走上了实业建国的道路。4月3日，孙中山离开南京，开始了在全国各地宣传实业建国的活动。8月，孙中山在北京接受袁世凯任命，就任全国铁路总监，并表示10年内不问政治，筹款60亿元，修建铁路10万公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随后，孙中山在各地考察铁路和工矿企业，对全国铁路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在上海成立中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办事处。1913年初，孙中山又远渡日本，寻求支持、筹集经费。总之，孙中山在辞职后一年中，全身心地投入了实业建国活动之中。
黄兴是辛亥革命和建立民国的功臣，对于南北议和，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孙中山辞职后，黄兴为南京留守，虽掌握一定兵权，实际上只是为袁世凯主持裁撤整理南方军务事宜。6月，黄兴交卸南京留守职务，并遣散军队。从此他一心“避政界而趋实业界”，支持孙中山实业建国方针，也关心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活动。9月，黄兴赴北京，与孙中山同袁世凯共商国事。10月，黄兴离京，经上海、武汉返湘，沿途宣传实业建国主张及国民党的纲领，并制定开发湖南实业计划。11月。就任袁世凯任命的汉粤川铁路督办。此后，黄兴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振兴实业，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实业建设的主张和见解，并亲自投身于实业建设活动中。
宋教仁的活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1913年4月到7月，宋教仁在北京任内阁农林总长。一方面，宋教仁积极工作，制订施政纲领，“取渐进主义”，力图“以10年为期，定国家实政之大方针”。另一方面，宋教仁广泛交游，接触各派政治势力，网罗全国人才，扩大同盟会影响。通过这些活动，宋教仁声望大增。二、1912年8月到10月，宋教仁全力筹建国民党。8月，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由宋教仁代理，掌握实权），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三、1912年10月至12月，宋教仁回湖南桃源家乡省亲。四、1913年元月至3月，宋教仁周游长江流域南方各省，发表演说，宣传政见，“并抨击袁世凯的一切阴谋，词意激昂，听众无不鼓掌”。可见，宋敦仁的政党政治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成为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心腹之患。
二
孙中山辞职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仍然坚持革命，但是，他们实现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手段是不同的，有分歧的。这种不同和分歧，是在大方向相同的情况下各有侧重，因此，他们又能互相理解和支持。并有密切的联系。
孙中山一贯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不断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而“民生”是社会进化发展的“原动力”。他说：人类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动力”。以后，孙中山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指出：“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历史的重心”。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后“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各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因此，他强调“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为此，孙中山在辞职后一年内，发表各类文稿（函电除外）157篇，讲民生主义实业建设的有67篇，占总数的43%；发表演说76次，其中讲实业的44次，占总数的58%。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实业建国的主张和具体方案。
第一、发展实业要用和平的方法。孙中山认为，进行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用武力，而社会革命则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革命比诸政治上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他又认为：“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因为英美各国文明进步，工商发达，资本家多且掌握权利，“故社会革命难”；中国则“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故“中国社会革命易”。显然，孙中山的上述分析并不准确，特别是其实业建设在于依靠袁世凯政权。他不仅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而且向袁世凯保证：10年不问政治，支持袁“为总统十年”，“练兵百万”，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自己则在袁班权领导下，修10万公里铁路，使中国成为世界富国。
第二、发展实业的中心是修筑铁路。孙中山强调：“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实业建设中，“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之远近计之”。孙中山还亲自草拟计划，为中国精心绘制了一幅雄伟的铁路建设蓝图。
第三、修筑铁路的经费以借外资为主。孙中山反复强调，“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得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內外所同赞成的”。为此，孙中山主张政府实行“开放政策”，方便“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为了保障国家主权，孙中山规定以40年为期，外人所筑铁路归还中国。他又以美国曾借外债修建铁路的事实说明，外债不会祸国，反而有利于国家迅速富强。
黄兴在孙中山辞职后，提出了实业建国、教育救国、政党政治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他在自动解职时明确表示：“兴虽去位，心不忘国”。他认为“今日虽已推倒满清政府，而障碍之物尚多”，“民国之危，甚于累卵。故当此未解决时，诸君当如何研究其欲而图救”。他“图救”的具体方案是：
第一：“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黄兴认为，“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若“国人苟能各视其能力，发奋经营实业，父老兄弟互相劝勉，则国家之繁荣，亦实可计日而待”。在实业建设中，黄兴也非常重视铁路，认为“实业若人身之血液，铁路则其脉胳”，只有大力发展铁路，才能建立国家富强的基础。
黄兴发展实业的主张，虽和孙中山一致，但有自己的特点：其一，黄兴在重视铁路的同时，把矿业与之同等对待，甚至更重视矿业。他说：“民生政策，无非得使人享自由幸福，但民生政策所包甚广，果以何者为前提，自必先从实业着手，实业又当从工业着手，工业当从矿务着手”，即“实业又以矿为第一”。其二，黄兴重视实业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农业。认为“中国国家自有历史以来，无然为地球上一最大农业国”，故发展农业“为第一件事”。其三，在资金来源上，黄兴主张多种渠道。一是吸收海外华侨资本，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二是创办中央银行，改革币制吸收社会资金。三是提倡合资经营，以抵制外人经济势力，发展本国实业。
第二、“教育是立国之本”。黄兴认为要建设现代社会，实现民生主义、关键在于办好教育。他说：“欲谋国家之发展，莫先于教育，自宜竭全力运筹，而以国家资财充其费”。要求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多办学校，才能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发扬人民的聪明才智，提高人民的竞争能力。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在于民智，民智之增进在于教育”。“今日国与国争，有教育则为文明国，无教育则为野蛮国，野蛮必被征服于文明国，系世界竞争之公例”。同时，黄兴又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发展实业所需之人才，所谓“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黄兴主张增加国家拨款，创设各类学校；加强实业教育，毕业即可从事建设事业；进行军事训练，以培养学生健康的身体和尚武精神。
第三、“民权主义的出路在于实现政党政治”。黄兴强调民权主义与任何专制独裁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推翻满清皇帝后，就应建立一个“完全的共和国”。他说：“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要建设这样的国家，就必须实行政党政治，“由专制而造成共和……欲民国现象日臻良好，非政党不为功”。“所谓大政党者，必党员均有责任心，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从而“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因此，黄兴积极支持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活动，努力促进政党政治、民权主义的实现。
宋教仁则以政党政治为武器，为民主共和国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和勇猛的斗争，据《宋教仁集》统计1912—1913年3月共有58篇文章（函电除外），其中讲政党政治的21篇，占总数的36%；有记录的演说15次，其中宣传政党政治的13次，占了86%。在宋教仁的努力下，1913年初的参众两院选举中，国民党在870个议席中得392席，占45%以上；支持袁世凯的共和、统一、民主三个党只得223席，不到总数的26%。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国民党得到了全国广泛的支持。
第一、积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宋教仁一直梦想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为其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他所组建的国民党公开标榜说：“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并在《组党宣言》中表示：“共和之制，国民为主体，吾人欲使人不忘其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始终坚持民主共和，反对独裁专制，是其政党政治的主调。
第二，通过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宋教仁认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政策的优劣，政治权力的运用，人民权力的保障，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政党。谁能组织这样的政党，谁就可以组织政府，以掌握国家的权力，左右国家的政治方向。当时，国内各阶级、阶层、集团的代表人物纷纷活动，提出政治主张，组成政党政团。一些官僚政客与立宪派，投靠袁世凯，组成共和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积极活动，奔走游说，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革命势力，建立了国民党。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为其拟定了五大主张：“单一国制”、“责任内阁制”、“省行政长官由民选制以进于委托制”、“省为自治团体，有选举立法权”、“国务院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从此，宋教仁以国民党为旗帜，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
第三、政党通过公开竞选夺取政权。宋教仁认为：以辛亥革命为界，“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格，同他们奋斗”。他主张各党竞争，争取选票，争取议席。这种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只有占得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此时我们要致力于选举”。1913年初，宋教仁旋风般地在各地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政治演说。一方面无所顾忌地猛烈抨击袁世凯政权的无能和独裁，直斥其“无一善状可述”。另一方面，热情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词锋雄健，语言犀利，深得人心。时人评论说：“纯初先生王，当今第一流政治家也。正式政府成立为期不远，吾人所期纯初先生担任将来建设大任亦甚焉”。宋教仁锋芒毕露，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是内阁总理最佳人选。
第四、主张责任内阁制。早在1911年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教仁就主张内阁制，他认为“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通过政党，“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与责任内阁之国，大总统立于超然地位”，不负责任。而由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掌握行政实权。为什么要实行内阁制呢？宋教仁认为，“内阁不善可以更选之，总统不善则无法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可见，内阁制和总统制虽然都是政权的不同组织形式，但内阁制却更便于发扬民主，限制总统的独裁。
三
综上所述，从孙中山辞职到宋教仁被刺的一年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分别以实业建国、政党政治为武器，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救国方案，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发生了巨大的的影响，而且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结这一年的历史，可以得到如下共识：
第一、孙中山与黄兴等虽然政治主张不尽相同，但他们始终是互相支持的、共同战斗的。
孙中山的实业建国，不仅得到了黄兴的全力支持与赞同，而且得到了宋教仁的积极支持与拥护。宋教仁说：“中国初立、万端初创，实业发达乃能富强”；也才“可以不用外货”，“挽回利权”。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期间，以及他后来规划国民党的奋斗目标中，都把发展实业列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实业中，宋教仁非常重视铁路，视为应该“急办”的事业。同时，宋教仁对孙中山、黄兴十分尊重，视为“吾党泰斗”，并说“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孙中山、黄兴也尽力支持政党政治，认为宋教仁“合六党为一国民党，其功与南北统一同”，是“吾国之盛举”。黄兴也说：“欲组织强有力之政府，必须强有力的政党，然后足彰政府威信，巩固国基，隐销外患”。当宋教仁遇难后，孙中山、黄兴进一步认清了袁世凯的面目，团结一致，追查凶手，走上武装反袁的道路，表达了对宋教仁的深厚情感。
第二、实业建国和政党政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进步政治主张。
发展实业以促进国家富强，并非自孙中山始。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林则徐即提出了“师夷长技”，发展民族工业以求富强的主张。随后，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创办洋务，建立以军火工业为核心的各种实业；郑观应、严复等更明确提出“致富之法亦惟实业”的主张及“实业救国”的口号。但是，他们都是在维护封建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企图通过发展实业，以使国家富强，并在政治上加强封建统治。孙中山、黄兴的实业建国思想，则是在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实业，首先解决民生问题，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使国家富强昌盛。可见，这种政治主张是进步的、爱国的。
政党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力图通过党派竞选的议会道路，反对专制，完善和巩固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以使国家兴旺发达。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辛亥革命后，在共和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由武装斗争转变为合法的、和平的议会斗争，力图通过政党竞选，争取多数、组织政府，掌握国家权力，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政党政治比实业建国更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孙中山辞职后，中国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其一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虽然交出了政权，但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还有一定势力保留着南方几个省的地盘及十多万军队。他们正以各种形式坚持前进，为巩固共和、建设国家而奋斗。其二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他们控制了中央政权，并掌握了多数省的地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他们的政权尚未巩固，全国尚未统一，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其三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投革命之机，捞了不少权力和实惠，又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是，力量不足，矛盾太多，基本上倒向袁世凯。这三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则是袁世凯企图独裁专制、恢复封建旧秩序与革派力图巩固共和、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斗争的实质，就是国家政权落在哪一个阶级手中，即是由封建势力还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来掌握国家政权。
实业建国的立足点在于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再依靠袁政府发展实业。政党政治则立足于建立政党内阁，以分袁世凯的权力。进而与袁世凯正面抗衡，使袁处于无权的地位，由资产阶级政党组建的内阁来掌握实权。当时的舆论也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专制之政治，阴驱潜率，蒂固根深，已种毒于人心莫由拔。今一旦覆专制、立共和，毅然决然采用内阁制，盖所以防专制之复生也。立法命意，至为深远”。可见，政党政治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袁氏则一再表示，这种无权的总统“我决不居”。并说：“孙黄易乌宋公实其劲敌。”一方面指使其御用工具，对政党政治进行舆论围剿；另一方面，则赤膊上阵暗杀宋教仁。从而从反面证明：宋教仁以政党政治为口号，以国民党为旗帜，团结了一支巨大的反对独裁专制。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是孙中山辞职后，能够监督、限制、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力量，是唯一能和袁世凯抗衡的力量。它虽然在军事上无力和袁世凯一决雌雄；却能在政治上置袁世凯于死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政治与实业建国相比较，其进取精神和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