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鉴于前失，决定抛弃国民党，在日本另建中华革命党，而黄兴则拒绝加入。此事于全面评价黄兴至关重要，不少学者已经提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再予进一步论述。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黄兴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虽与孙中山偶有争论，但终以大局为重而服从；虽出现过倒孙拥黄风潮，但他一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而不摇，可谓对孙中山备极尊重，忠贞不贰。可是，在组建中华革命党问题上，黄兴却一改往昔的谦和容忍态度，寸步不让。有次与孙中山争论，“二人感情激昂。时声高惊四壁。晚餐后再行激论，深夜未尽，终喧华而别。两者皆自信极强，固执己见，终不苟且相容，依旧如斯。”日人萱野长知、宫崎滔天极力调和，亦未生效，孙黄竟至分手。
黄兴何以会感情如此激昂？态度如此坚定？这是因为他认为与孙中山的争论不是普通问题，而是“主义”之争，“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对于重大原则问题，他不愿让步，也不能让步。
争论的核心是《誓约》。入党者均要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孙中山手订的《誓约》规定：立誓约人必须“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服从命令”，“如有贰心，甘受极刑”，并打上自己的指模。无论新老党员，概莫能外。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全因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所以，他抛弃国民党、另建中华革命党，主要并非如他在《中华革命党宣言》中所称，为了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人，而是为了让党员绝对服从自己。对此，他毫不隐饰，一再向党员申明：“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以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他要当党员完全服从命令的“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为达此目的，故其手订了那样一个誓约，要大家矢誓遵守，大搞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誓约》极其不得人心，引起许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说：“革命系服从主义，不应服从个人；孙先生系属个人，对个人服从，有违共和民主”；按指模“系命犯人所为，对同志不应有此。”
黄兴亦认为，《誓约》写上“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是等于附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来革命了；如果在《誓约》内印上指模，这是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前者不是平等，后者是太侮辱人了，所以这两件事不愿做到的。”黄兴更直接尖锐并一针见血地向孙中山指出：这种规定实质上是孙在“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
黄兴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以什么样的原则建党治党？是坚持民权自由主义，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为原则呢？还是坚持封建专制主义，效法袁世凯，以独裁、人治为原则呢？黄兴主张前者，反对后者。
那么，黄兴对孙中山的批评对不对呢？让我们先分析一下“附从”、“服从”问题。
孙中山标榜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表明他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不论合法的政党，还是秘密的革命党，既为资产阶级性质，就要按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原则行事，不能实行封建家长制，由领袖个人独裁一切，以人治代替法治。一个党固然需要纪律，党员应服从党的领导，遵守规章制度，不能随意自由行动。然而，党的领导、规章制度等等，均应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集体制定议决，而不是个人说了算。领袖发出的指示、命令，必须代表组织的意见，也不仅是个人的主张。凡属组织决定，党员应当服从，领袖亦不能例外。如果只服从领袖个人，抛开整个组织，领袖凌驾于组织之上，那就完全背离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原则，变成领袖专制独裁，使党丧失了资产阶级性质。不论孙中山表面上如何标榜，执行的结果必然如此。
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领袖必须接受组织和党员的批评监督，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如领袖背叛党的宗旨或犯有重大过错，组织和党员不仅有权拒绝执行其错误命令指示，且有权将其罢免，直至开除出党。孙中山片面强调服从领袖，岂不是将党员应有的民主权利尽行剥夺了吗？
资产阶级的党是由具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组成的，是全体党员共有的政治团体，任何人不得将党视为个人的私有物，随意处置，专擅一切。孙中山既认为自己只能“统率”同志，发号施令，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服从自己，这就把整个党变成了他的私有物，变成了为他个人奋斗的工具，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黄兴等人的激烈反对。
孙中山规定党员必须“附从”他革命，“服从”他的命令，不得有任何异议。那么他自己呢？谁也不“附从”，谁也不“服从”。故其《誓约》与全体党员便有一个明显刺目的区别，即把“附从孙先生”改为“统率同志”，将“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如此一来，他就把自己摆在了不受任何约束的超特权地位，俨如封建皇帝只用法律谕令束缚臣民，不限制自己。而全体党员“附从”他革命，也就变成了帮助他一人，成就他一人的事业，成为供其驱使的士卒。这里没有什么民主、平等、自由可言。黄兴等人不加入中华革命党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万能的神。而人的经验认识均十分有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论决定正确与否，硬要别人绝对服从自己，世无其理。黄兴坚决抵制这种无理规定，是出于对革命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冷静的理念，于情于理，均无不合。
规定“附从孙先生，再行革命”，还有一个启人疑窦之处，正如某些反对者所指出的：假若孙中山一旦不讳，“岂吾辈将无所附从乎”？孙中山不会长生不老，总有去世的一天，他撒手而去之后，党员势难随其俱殉，但又无所“附从”，他们还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这种指名道姓的规定本就极不妥当，所以反对者建议将“附从孙先生”改为“附从总理真”，表示是服从党的领袖，这样，不论孙中山是否健在，只要党组织存在，就不致发生有朝一日党员无所“附从”而徬徨无计的问题。但孙中山要在党内人为地树立起自己的崇高伟大形象和独裁统治，对此建议拒绝考虑。党务部长居正难以向反对者作出满意的解释，故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避不直接回答了。
孙中山却振振有词。
他说：“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乎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尤贵服从乎？”
又云：“夫一国三公，只足败事，政治上专制之名词，乃政府对于一般人民而后有之；若于其所属之官吏，则惟有使服从命令而已，不闻自由意思也。……而政权统一，与所谓专制政体，实截然两事，不可同日而语。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而在秘密时期、军事进行时期，党魁持权，统一一切，党员各就其职务能力，服从命令，此安得妄以专制为诟病，以不自由为屈辱者？”
还云：“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毫无疑问，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一国三公，党员应当服从领袖。但孙中山强调的是服从他本人，个人专断一切，完全抛开了党的组织。他把党员同党的关系比喻为官吏与国家或官吏与政府的关系，从而说明党员应牺牲个人自由平等，绝对服从领袖，俱不恰当。
首先，孙中山把党的概念偷换成了领袖，以领袖代替了党，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党员与领袖的关系，把党员服从党变成仅仅服从领袖。
其次，国家虽是一个实体，但它本身没有生命意识，不会犯错误，与党的领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
再次，一般而言，官吏须服从政府，然亦不如孙中山讲的那样绝对，只有服从，没有自由。官吏为国家的官吏，人民的公仆，不是政府领导人的奴仆，官吏首先应对国家和人民负责，是否服从政府，主要决定于政府的性质。如政府是进步的，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应该服从；如政府反动，出卖国家利益，压迫人民，官吏就应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但不应服从，相反还应起而将其推翻。这是官吏应有的起码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若按孙中山的观点，设遇政府反动之时，岂非要官吏都成为反动政府的爪牙奴仆和国家、人民的罪人吗？一个革命党领袖为了让党员绝对服从自己，居然说出这种不明大是大非的话，太令人惊异了。实际上孙中山也未做到这一点。远的且不论，二次革命前，他身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特授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月拿三万元高薪，与袁世凯相等，自是政府的高级官吏。可是宋教仁被刺后，他不仅本人坚持武力推翻袁世凯政府，而且要南方各省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亦如此。仅此一点，就证明他这套说教是如何的难以成立和难以服众了。
又次，进行革命理应为国民谋求自由平等，有自我牺牲精神。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为国民谋求自由平等的同时，也在争取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二者是一致的，而非对立的。对资产阶级党人来说，他们革命，恐怕首先还是谋求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如若不能获得个人的自由平等，谁去革命呢？如若革命党人尚无自由平等可言，而去侈谈什么国民的自由平等，谁会相信？
最后，党员都应有自我牺牲精神，孙中山身为领袖，尤应如此，以便表率党员。可是，他非但不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平等，反而规定自己享有超级特权和绝对自由。这种极端不公不平的做法怎能让为自由平等而奋斗的人接受？他们又怎会不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
“秘密时期”、“军事进行时期”同样不能成为在党内实行专制独裁的借口。在这种时期内，由于时机特别紧迫或领导成员过于分散，确有领袖便宜处理问题的情况。但这与在党章中规定所有党员必须绝对“附从”、“服从”领袖个人，剥夺全体党员的平等自由权利，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自然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
孙中山还搬出另一套理论说服大家。他说：“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事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服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
这套说教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他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离开他便没有共和民主，因此，大家必须绝对服从他。此说貌似有理，实则不然。首倡一种新而好的政治主张无疑值得人们敬仰，然而首倡者未必都能为之躬行实践，也可能走向歧路，更未必是天生的卓越革命导师，何能以首倡自居而强要别人绝对服从？民主共和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世界潮流激荡的结果，只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民主共和思想便可产生、传播，出现为之奋斗的志士，并在斗争实践中涌现自己的领袖。怎么可以说离开了他，中国就不会有共和民主呢？何况孙中山也不是共和民主思想的发明者，不过是把西方先进国家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已。第二，在中国，他是唯一的“革命之导师”，其他人什么都不懂，不仅应“服从”他，而且应“盲从”他。这就把所有革命党人包括黄兴等领导人在内，均视为浑浑噩噩的群氓，完全抹煞了他们在革命中的领导才干和巨大作用。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如何的错误，仅其蔑视抹煞一切革命党人的能力作用这一点，已足令人难以容忍、无法与其共事了。事实更远非如孙中山的自吹自擂。辛亥革命之前，他在两广等地发动了多次起义，哪一次不以失败而告终？未见其“革命方略”与“切实措施”的正确性在何处。恰恰是革命党人没有遵守他的方略，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开展革命，才有武昌起义的胜利。事实倒是证明：革命并非离开他不行，并非非服从他不行。
孙中山逃到日本后反复吹嘘二次革命时如何正确，这是由于他的“方略”没有实行，未得历史证明的缘故，果真实行，他就不会那么气势凌人了。因为实行他的“方略”，二次革命同样会失败。他的“方略”一为“联日”，二为“速战”。日本政府极其狡猾，对中国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采取何种政策，纯以现实利益为准，在当时情况下，决不会与孙中山联合，去推翻袁世凯政府。所以在得知宋教仁被刺他刚由日本返国，接着又提出访日，实际是从事“联日”活动时，马上被日本政府断然拒绝。所谓“联日”，不过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至于“速战”取胜，亦是孙中山脱离实际的空想。对此，已有论作提及，这里作些补充说明。宋教仁被刺形式上属于刑事案件，在法治国家，刑事案件首先应通过法律解决，这是政治法律常识。法律无效，才可议及其他。如开始即抛开法律，诉诸武力，便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有蓄意破坏国家秩序、居心叵测之嫌。尤其重要者，南北刚刚统一，人们极其厌恶战争，袁世凯的反动真实面目尚未彻底暴露，人们没有立即打倒他的思想要求。简言之，革命时机不成熟。故无论速战与否，决不会如辛亥革命那样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次革命无论发动迟早，其必然的命运肯定都是失败。孙中山指斥黄兴等一无是处，把自己打扮得无比正确，无非是以此为借口，要别人绝对服从自己。黄兴洞悉其意，于1914年6月初致其一函，作了最后一言，便不再理会其在二次革命问题上的无理纠缠了。
为了确立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孙中山还以巫师式的口气，大言不惭地说：“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居然把中国人都看作“废物”，自封为“救世主”，由肉体的人一下子飞升为万能的“神”，要大家去迷信他，崇拜他，服从他。这种为了满足领袖欲望而制造出来的荒诞妄言，可使愚昧无知者一时上当，若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来说，则难免令人嗤之以鼻，产生极大反感。无怪黄兴十分愤慨地说：“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黄兴知其不可理喻，只好毅然与之分手。
孙中山曾对黄兴讲：“我们现在要使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那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附从黄先生’，我个人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末你就应该服从我。”他明知黄兴不会同他争夺领袖，还十分虚伪地这样讲，对照自封“救世主”的神话，可知孙中山为达独裁目的，已不惜以谎言骗人，逼迫黄兴就范。对忠诚亲近的同志采取如此手法，怎能不使人心寒如冰、远适他国？
按指模同盖印章一样，是填写誓约时履行的一种简单形式。誓约的重要性在其内容，不在形式；形式固然需要，但应为大家接受。按指模并不象孙中山一再强调的具有“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昭信誓”、“验诚实”、“重牺牲”、“明团结”的重大意义。因为决心革命者即使不加入中华革命党，仍可献身革命，按指模也未必定能表现出党员的那些高贵品质。如1915年袁世凯公布《乱党自首条例》后，江西党员魏调元就偷回南昌自首，当上县长，还有些党员因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回到上海另谋出路。既然黄兴等持极端反对意见，对这一问题本可经过民主协商，通融妥善解决。而孙中山定要采取江湖会党的办法，强迫别人执行，甚至亲拉张继的手按指模。真是“太侮辱人了”，黄兴不幸而言中！孙中山此举不独突出表现了其专制独裁的思想作风，而且将一批革命同志拒之党门之外，亦实为不智。其后见人很不服气，又搬出“欲防假伪，当以指模为证据”的说教，也未起多大作用。
诚然，孙中山是位民主主义革命家，但亦无需讳饰，在其思想深处，仍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把党视为个人私有物的错误观念。早在1907年2月。黄兴就因制定国旗之事，孙中山“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欲“怒而退会”。宋教仁已明显发觉孙中山“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同年12月，孙中山曾怒斥章太炎“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成万世一系之帝统”，然而他本人却以整个党“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而不觉。1910年2月，他不经组织讨论议决，即擅将美国旧金山同盟分会改称中华革命党，同时把同盟会原定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同年8月，他又自行向宋教仁、谭人凤等宣布解散同盟会，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国民党规约》规定：每年召开代表大会一次，“讨论本党一切进行事宜”；“临时有特别重大事件时，应由理事征集临时大会决之”；“有重要事件，或紧急重大事件，不及征集临时大会，得由理事征集全体职员会决之。”象取消国民党、另建中华革命党这种特大事件，不要说孙中山无权裁决，即国民党的理事会亦无权决定，必须经代表大会或临时代表大会议决。当时召开正式代表大会或许不甚方便，但党员大部麇集东京，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应无太大困难。然而孙中山对此根本不予考虑。当时有许多人不同意取消国民党、另建中华革命党。如李烈钧说：“吾辈今日之主旨，为推倒专制政府之目的，国民党名义堂堂正正，国内之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政府从未干涉；而先生又新发起中华革命党，岂不是又将海外之国民党而取消之？是以绝不赞成。”居留美国的国民党对于“东京发动此事，并未通知干事人员”，“要求照东京命令办理”的专制行为极端不满，“赞成者不多，故国民党之招牌尚存”。对这种强烈反对情绪，孙中山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径自宣称“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党我不要了。”甚至不等旧党解散、新党建立，就于1913年9月私自发展了党员。而在1914年12月，也就是中华革命党成立后5个月，他又在致坝罗同志函中自称“中华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既有浓厚的专制主义和视党为私有物的错误观念，其另建中华革命党不按照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行事，坚持专制独裁，要别人绝对服从，就是很自然了。
《中华革命党总章》不仅剥夺了国民在革命时期的公民权利，而且将党员分为三等，并分享不同权利，即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协助党员有选举及被选举权；普通党员仅有选举权。凡资产阶级的党，党员在党内的地位一律平等，没有等级之分；在参政执政方面所享有权利亦然，谁也无权剥夺，只是因个人能力和贡献等不同，有参政执政与否及职责大小区别而已。孙中山以入党先后为标准划分党员为三等，规定权利大小有无，完全违背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原则，意在诱惑一些人早日入党。黄兴批评孙中山违反平等自由主义，“以权利相号召”，确为切中要害。
黄兴在组党问题上同孙中山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分歧，即建立一个容纳团结广大革命分子的党呢？还是建立一个狭隘的脱离群众的党？孙中山主张后者，故坚持个人独裁，坚持党员效忠其一人，宁愿把大多数革命党人摒弃于党外。黄兴则“意袁派势力日加扩张，吾党似不必过事取缔，而收容各派，以为奖励与发展之计，故未立即赞同。”“认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在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而主张就原有基础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便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从道理上讲，搞革命力量越大越好，孰是孰非，无待辞费。从事实上看，中华革命党建立后虽然从事武装反袁斗争，但由于极端脱离群众、盲目暴动等原因，终未在护国运动中大有作为。孙中山任“真党魁”二年，可谓大“遂生平之志”，尽展“生平之学”。而结果却是三次革命失败。此不独证明了他自我吹嘘的“再举革命，非我不行”以及“救世主”神话的破产，同时也证明了《誓约》规定绝对服从他的荒谬和不得人心。所以此后不久他就不再固执于《誓约》的原有规定，且以国民党名义吸收党员了。
总之，黄兴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的争论，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原则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法治与人治之争。黄兴“不偏执，不苟同”，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和人治，反对封建特权等级，坚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原则；他反对制造妄诞的神话，反对鼓吹个人迷信，坚持了资产阶级的理性观念和科学原则；他不献媚取宠，不为压制所屈，不畏攻击污蔑，坚持真理，行其所是，表现了刚直不阿、正大光明、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和伟大品德。黄兴主张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党，抵制孙中山的错误主张，不加入中华革命党，是无可非议的，正确的。孙黄当时分手，责任在孙不在黄。不分是非，以人划线，把坚持真理当作谬误去批判，给黄兴扣上分裂和右派两大政治帽子，非但极不公允，而且十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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