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采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连继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其中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2月镇南关起义；1908年8月黄兴在重入十万山之役，4月河口起义。这四次起义地点都发生在广西边沿地区，本文把这四次起义称为广西边境武装起义（河口在云南，为叙述方便暂把它附带进来），作为一个课题来探索，或许有助于辛亥革命史和广西地方史的深入研究。

一、同盟会在广西边境发动武装起义的原因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被严密查禁，孙中山长期流亡国外，因此兴中会主要在海外华侨中发展组织，国内没有基础。为了发动革命，必须建立起一座由国外通往国内的桥梁，桥的一端要有一个活动自由的场所，桥的另一端要有一个易于突破的缺口。过去兴中会是从香港进入广东沿海，也在台湾建立过起义机关，但都遭到英、日殖民当局的禁止。要发动武装起义，就必须另觅一条从国外进入国内的道路，而广西边境就具备了下面的一些条件：

第一、法帝国主义伪装赞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认为：“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孙中山之所以把法国列为“友好”国家，是因为法国政府某些大员曾向他濒送秋波。据孙中山透露，1902年法国“安南总督韬美氏托东京法公使屡次召予往见，以事未能成行，后以河内开博览会，因往一行。到安南时，适韬美已离任回国，嘱其秘书长哈德安招待甚殷。”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巴黎会晤了韬美，企图通过他得到法国政府的帮助，并同法国殖民部长取得联系。果然，10月7日，孙中山乘船从日本赴越南，路过吴淞口时，突“有法国武官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凯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1906年，他们联合调查了粤、桂、滇和长江流域各省，获得了军事、政治、地理等情报，促使孙中山作出在广西边境举行武装起义的决策。法国政府这些动听的诺言和主动合作，对于受尽帝国主义迫害的孙中山极容易产生幻想，他以为法国统治下的越南是革命党人自由展翅的天堂，是架设“桥梁”的适当地点。

第二、越南华侨热烈支援革命

两广人民移居越南甚多，他们多是贫苦人民，在国内因生计困难和官绅压迫或反抗失败而漂流国外，即使少数人成了资本家，也和国内封建势力甚少联系。他们亲眼看见越南人民亡国的痛苦，亲身经受法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对于清朝腐败卖国强烈不满，渴望祖国强大，易于接受革命思想。1900年初孙中山到西贡筹款，结识了侨商李竹痴、曾锡周等。1902年秋，孙中山到河内参观博览会，又结识了侨商黄隆生、杨寿彭等人。这些人对革命深表同情，因而就在黄隆生的商店中建立起河内兴中会组织。1905年10月，孙中山、黎仲实、胡毅生再到西贡，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接连成立了西贡和堤岸的同盟会分会。1907年初孙中山到河内设立起义机关时，把河内兴中会改为同盟会，有数百华侨知名人士加入。海防和南圻各埠也纷纷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形成了一个较严密的组织系统，比之南洋各地的同盟会组织要强大得多，而且涌现了一批热心革命、共赴时艰的积极分子。如黄隆生“喜读《香港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多次深入内地执行革命任务，不辞艰险。河内广东会馆书记张奂池，“料理党务及传达内外消息，……往来同志多由其招待引导。”西贡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两人均助巨款，为南洋华侨首屈一指。”黄景南是堤岸的卖豆芽小贩，“每日恒以所得投入扑满中，贮为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黑旗军余部梁正理，流寓越南，即“号疤梁者，据越之太原府左州自主，黄明堂奉总理命，派往该处设立机关，得同志数百人，并借械于疤梁”以发动镇南关起义。应该说，旅越华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以及他们提供财政、兵源、军需购运、通讯联络多方面援助，是孙中山确定在越南建立基地，发动广西边境武装起义的重要原因。

第三、广西会党大起义

天地会在广西有悠久的反清斗争传统。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天地会武装几乎控制广西达二十年之久。“地瘠、民穷、盗炽”的广西是孕育天地会的沃土。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加深，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大量破产，给天地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从1885到1903年间，差不多县县乡乡都有拜台结会，群众称它为‘满地红’。”1898年天地会首领李立亭领导玉林五县农民起义，1902年广西旱、水、瘟三灾交迭，全省“饥民亿万，待哺嗷嗷，卖妻鬻子，惨不忍言。”一场以天地会为纽带、以游勇为骨干的广西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斗争之激烈，和太平天国时期广西会党起义相媲美，是二十世纪初年震动全国的一次农民战争。斗争中形成了南宁地区的王和顺等和柳州地区陆亚发两个中心，当时广东的钦廉和云南东南部也包括在起义地区之内，连同1903年云南箇旧周云祥起义，整个中越边境都燃遍了农民战争的烽火。

广西农民大起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起了震聋发瞆的作用。1904年，孙中山受到“近之广西运动日加膨胀”的斗争形势所鼓舞，热情地指出：“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器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唯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业已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孙中山从广西会党的“出奇战斗力”中看到了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看出清政府必然灭亡的命运。他在主观上企图“尽量发展农民群众的自动性、坚决性和勇敢中间寻找中国更新的道路。”但是，革命党人错过了大好时机，失去了可资利用的现成的农民战争。就在同盟会成立前半年，1905年初清朝调集了七省几十万军队把广西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了，多数起义首领被捕杀，天地会组织被摧残，广大人民处在血腥的恐怖中。但是广西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出奇的战斗力却深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脑海中，他们企图收集广西天地会的残余武装力量，利用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社会基础，从海外运进人员、武器和金钱，重新点燃革命的星火，这是同盟会把起义重点放在广西边境最根本的原因。

二、广西边境起义的目标、路线及失败原因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廷的要求，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当时革命怒潮已激荡全国，为了就近发动国内革命，孙中山和黄兴、胡汉民、黎仲实、胡毅生等先后到达越南，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起义机关，派遣同盟会员和会党游勇首领潜入粤桂滇沿边要地，侦察敌情，联络会党、民团和运动防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中越边境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崇山峻岭，路径丛杂，只有河内有铁路达云南河口和广西镇南关，海防有轮船通广东东兴对河的芒街。镇南关、东兴、河口三地是交通便捷的边防要塞，便成为革命党人进攻的目标。

1907年4月，河内总机关计划在钦防、潮惠和镇南关同时举行起义，委任了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王和顺为南军都督，西军都督则拟委关仁甫。因广西防营总教练易世龙、龙州厅幕友陈晓峰“鼓动驻军，不幸事泄……被害。”镇南关举事流产。潮州起义因清军围捕而提前在5月间发动，钦防起义则因捕捉战机而推迟到9月初，没有收到互相配合的效果，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钦防起义是以钦州那彭、那丽、那思三乡人民反抗糖捐斗争发展起来的，又值郭人彰、赵声所部新军移驻钦廉，郭、赵都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认为是绝好时机。计划第一步“占据防城至东兴一带沿海之地，为组织军队之用。……拟武器一到，则吾党可成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要约郭人彰、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第二目标是“全军北趋以取南宁。”在那里成立军政府，和清政府对峙。

钦防起义失败后，1907年12月2日同盟会又发动镇南关起义。镇南关是中越边境最险固的要塞，称为第二旅顺口，占领它可以轰动中外，扩大革命影响。再则广西的清军重兵驻扎在镇南关、龙州一带，这些防营多是招收游勇改编的，其官兵多与参加了同盟会的会党游勇有旧谊，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许以赏金，招降防营。“费十余万之款而能兵不血刃以取南宁、龙州为革命军之根据地。”这就是同盟会发动镇南关起义的目标和方法。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驱逐出越南，前方军事交由黄兴、胡汉民负责。行前“再定合谋滇粤之策”，“一面令黄兴筹备，再入钦廉；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图取云南。”黄兴在东路组织部队、配备武器完成较早，就于1908年8月27日率二百多人跨过北仑河，进入十万大山。为什么革命军重入钦防呢？因为：第一，钦廉党会英勇善战，群众基础较好。第二，一部分起义武装还在十万大山中坚持斗争。第三，对郭人彰存有幻想，希望他暗助革命或起义响应。这些原因也和第一次钦防起义相同，河内总机关企图补救王和顺轻易退出钦廉所造成的损失，所以重入十万山之役实际上是钦防起义的继续。既然钦防起义的目标是夺取南宁为根据地，那么重入十万山之役如果站住了脚，扩大了部队，也会指向南宁的。事实上，黄兴的进军路线已经到达了钦州、宜化（今邕宁县）交界的地方。图取南宁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黄兴在十万山已转战经月，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才在四月三十日举行河口起义，这本来是策应钦防的配合行动，但事情发展出乎革命党人意料之外，河口起义战果辉煌，清军纷纷投降，起义军占领了大片土地。胡汉民向孙中山报告说：“弟观察云南大局，确有把握。”孙中山运筹于千里之外，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此役，确定“云南之举义，注重河口，以图蒙自，进取云南”，“以为吾党根据之地”。

综观这四次起义，前三次是以夺取南宁为目的，三次行动失败后才转向云南。为什么革命党人如此重视南宁？他们的打算又怎样呢？孙中山说：“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虏兵既破，南宁既得，则两广指日可定。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我们看到，孙中山这幅进军蓝图，与当年太平天国首义于金田，出两溺、下长江、北伐西征多么近似！但是为什么同盟会多次起义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呢？除了历史条件不同外，主要是同盟会执行着一条错误的军事、政治路线，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输入式的武装突袭，没有发动群众参加起义。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公式，大多是从国外组织突击队，秘密潜入到袭击地附近，运动一部分驻军响应，里应外合，一举攻破了防城、镇南关、河口等边防要塞，取得巨大胜利。但是起义旗开得胜后，怎样巩固胜利和发展胜利，同盟会显得失去驾驭战争的能力。以镇南关起义为例，镇南关的右辅山是一堵长达四华里的壁立石山，山上有三座巨大而坚固的炮台，瞰制着关城和边关一带。同盟会组织敢死队攀登峭壁，守兵内应，一举占领了这个天险。但是敌军在震惊过后就慢慢地集结兵力反扑过来，把起义军围困在山上，一百多革命军面对四千清军，激战七天七夜，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走。钦防起义和河口起义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最多坚持时间长一点。占地面积广一些而已。这些武装起义之所以站不住脚，还在于它是单纯的军事活动，不依靠群众进行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寻找一条速胜的捷径，一个早上把清政府推翻，他们不愿意做长期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特别没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斗争，只是从国外输进少数队伍。由革命党人包打天下。这就显得他们力量弱小，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即使是在群众抗捐、抗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钦防起义，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一次武装起义，也没有满足群众扫除苛捐杂税的迫切要求。本来，同盟会在1906年拟订了《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关系条件》、《招军章程》、《略地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八个文告，是专备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之用的。但是在钦防起义中，只发表了《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三个文告，把反满复汉喊得响彻云霄，而对农民问题只字不提。连阐明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政纲的《军政府宣言》都不发布，也没有颁发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他们忽视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就无法动员农民起来支援革命战争。中国的资产阶级，其自身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在农民人口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是没有农民战争来协助，更不可能战胜拥有全国政权，并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的清朝政府。这是广西边境武装起义的致命弱点。

第二，依靠会党、游勇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东京同盟会总部带到越南的干部很少，武装起义队伍必须就地取材。那时广西会党起义已失败两年了，很多会党、游勇残余人员流亡越南，这些人既了解内地情况，又和清朝官绅势不两立，便成为同盟会招募的对象。因此，“河内同志另设日新楼为饮食业，实为招纳会党亡命之所。”而会党、游勇分子，和同盟会反清目的相同，复仇思想强烈，都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用。如广西著名会党首领王和顺，起义失败后避居西贡，孙中山吸收他参加同盟会，委为革命军南军都督，派他入钦州“三那”（那彭、那丽、那思）收集抗捐武装，负责指挥钦防起义，以后派他参加领导河口起义。中越边界游勇头目黄明堂，接受同盟会的革命宣传和联络，率所部游勇袭击镇南关，被委为南关都督。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又率这批游勇武装潜赴云南，发动河口起义。滇南会党首领关仁甫，被清朝通辑而逃往越南，加入兴中会。在钦防、镇南关、河口三次起义中，他担负了策反清军、联络会党和协助指挥等责任。广西著名游勇头目梁兰泉，初受清朝招抚任边防军管带，后畏罪潜逃越南，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他以策动桂军的任务，陆荣廷、陈炳焜所部官兵多是他联络的。总之，会党、游勇分子担负着侦察敌情，联络志士，组织起义队伍，运动清军反正和作战等各种任务，他们是同盟会发动广西边境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会党、游勇流亡人员，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商贩，长期脱离生产，依靠不正当的职业为生。“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但有破坏性。”如河口起义后，正需要乘虚直取蒙自，占领敌人军火库。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以游勇、降军组成的革命军闹饷索粮事件，这些队伍不听指挥，按兵不动，黄兴赶到前线督师也无办法，清朝得以集中兵力反攻，河口起义因而失败。又如梁兰泉以招收会党和策动清军为名，要挟孙中山多给钱，竟扬言行刺孙中山，故意暴露总机关住址。事实说明，同盟会没有能力改造游民无产者，会党、游勇不是完成革命任务的有效工具。

第三，寄希望于清军的反正。在钦防起义中，孙中山和黄兴把注意力放在清军统领郭人彰身上，认为郭部若起义，赵声部亦会随之而起，钦廉乃不战而定，南宁亦垂手可得。所以黄兴多次亲入虎穴运动郭人彰，郭亦答应若革命军起事，他就率部响应。但王和顺领兵进逼饮州时，郭临阵负约，唆使革命军去攻打南宁，杀害同盟会员霍时安以灭口。黄兴再入钦防时，又约定郭人彰暗助弹药，郭到时不但不给，反与革命军为敌。后来又把钦防起义中屡建战功的梁少廷、毁家纾难的唐珠浦引渡回来杀害。刘揆一曾劝告黄兴说：“郭之先人郭松林，为满洲击败太平天国之功臣，故（郭人彰）以荫生而得显秩，且外表英明，中实框怯。……能舍弃利禄与吾辈冒险革命耶！”胡汉民也有类似劝说，黄兴都不介意，以致一误再误。

镇南关起义前后，孙中山也对陆荣廷寄予奢望，把陆部的向背视为革命成败的关键。他给邓泽如的信说：“自军兴以来，虏廷调两广之兵聚于钦州、南宁、龙州三处，兵数虽近六万，……其能战者惟陆荣廷部下四千人而已。此四千人者皆百战悍卒，屯驻边防。……我军中人多有与陆军将士为旧时兄弟，以是之故我军百般运动，陆军将士逐渐倾心。……现时陆荣廷部下之兵多来约降，弟许以若每人携枪及子弹来降，破龙州、南宁后每人预赏一百元。……夫费十余万元而能兵不血刃以取南宁、龙州为革命军之根据地，可谓难得之机会。”孙中山企图用招降的方法来取得廉价的胜利，但是陆、陈（炳焜）是一伙看风转舵的军阀，他们一方面和革命党人暗通消息，一方面按兵不动。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同盟会计划在广西边境再搞数处装装起义，皆因陆部无所动作而告吹。

第四、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起义前，孙中山得到法国政府要员的许诺和协助，才把起义大本营设在越南，以为会得到法国当局的支持和赞助，但是事实表明，“（法国）安南政府对于中国革命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干涉，他们可以默许我们做事情，但是不要给警察看见。”法国伪装“中立”的态度，使得革命党人能够利用越南为基地对中越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袭击。但是同盟会把起义机关和交通线设在越南，法国就扼住了革命者的咽喉，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后来清政府提出抗议，法国便把孙中山、黄兴驱逐出境，致使镇南关、河口起义因无人筹划和指挥而失败。河口起义之初，革命军公布了《对外宣言》，承认不平等条约。在越南的法国人称赞革命军举止“文明”，行动“合法”。但不久革命军败退入越南，这些人又咆哮起来：“照你们这样做法，简直不是搞你们的政府，是要搞我们安南了。”所以法国殖民当局强行把六百多名起义人员缴械押送到新加坡，还驱赶大批支持革命的华侨出境。坚持了一年多的边境武装起义，经过这一打击而完全结束了。

总的说来，同盟会在广西边境武装起义中有很多错误和失败，这些错误都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因为辛亥革命前的武装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军事斗争的破蒙课，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度里，既不能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搞城市武装起义，又不能象会党那样扎根在农村发动农民战争，它只能在革命进程中学习战争，难免要付出一些代价。一条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只有在斗争实践中才能锻炼出来。

三、广西边境起义的是非功过

孙中山策动粤桂滇三省的武装起义，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一场关于起义战略问题的争论。当时有一派主张学习萄、土，叫“中央革命说”；有一派主张效法太平天国，叫“自南而北说”。中央革命说者多是原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不满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武装起义，忽视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林时爽、居正等检讨时弊，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萄土已事，此策为最上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为次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攻，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佥谓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宜决用中策”。

武昌起义成功实现了宋氏的中策，因而他对下策的批评意见就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仿佛以前的起义，包括广西边境起义在内，都是没有胜利希望的军事冒险。我觉得不应单从成功与失败来衡量事情的是非，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同盟会成立到1907年间，我国民主革命步步高涨，但还没有发展到“人民先进队伍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在此情况下，为了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盟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但从什么地方最容易突破清朝的统治呢？本文第一部分中已举出广西具有的三个有利条件，因此孙中山认为选择广西边境为突破口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就是屡谋在两湖举事的黄兴，“适逢事败（指萍浏醴起义和秋瑾被害），知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注重两广首义愈益坚定。”出生入死于南疆各次起义中。中部革命论者谭人凤，受到钦防、镇南关起义的鼓舞，知“大有可为，遂以小儿官费折低借百金，偕林海山、李值生往”越南参加战斗。这些事实说明，1907年南方边省的革命形势确比其他地区优越，孙中山选择在南部边疆发动武装起义是无可指责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孙中山在南方十次起义都失败了？而同盟会转谋长江后，武装起义却一举成功呢？我认为武装起义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革命时机的成熟程度、敌我力量的对比和主观指导正确与否。就广西边境起义而言，失败不在于选择地点的失误，而在于执行着一条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没有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没有把游勇、降军改造成党军，单纯军事袭击的作战方法和法帝国主义的破坏等等。而武昌起义发生在全国人民革命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同盟会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掌握了一支有革命思想的新军，所以义旗一举，全国响应。但是造成这种瓜熟蒂落的革命形势是以历次武装起义失败作为代价的，我们要充分肯定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忽视其先驱者的作用。正如思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

那么，顽强奋战一年多的广西边境起义，其革命意义和作用表现在那里？

广西边境起义，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百折不挠的决心，和以一当百的英雄气概。他们以几百人的小小队伍，飞兵于粤桂滇三省的千里边界线上，天险要塞一个个被他们攻破，数万清军无可奈何。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临前线，发炮击敌，为亡员裹扎。他说：“余自乙未广州失败以来，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国之土地，与将士宣力行阵间”。表现了一个革命家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旺盛的战斗热情。策马疆场不停步的黄兴，“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还有许多革命战士视死如归、孤胆陷阵的英勇行为，都使得敌人胆寒而受到人民的钦佩！广西边境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两广总督张人骏奏说：革命军“功陷防城，戕官焚署，复攻扑东兴，行犯钦州，围攻灵山，几有同时糜烂之势。……经过各处，出伪示以安民，……倡言革命，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云贵总督锡良惊呼：“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势成束手，祸已噬脐。”这些起义对清朝的打击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官吏们惊慌失措，普遍感到日暮途穷，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化和瓦解。二是革命势力威胁着粤桂滇三省海边疆，把清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南方各省，有利于革命党人乘虚而入长江流城发动革命。

广西边境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孙中山说：“丁未、戊申两岁之间，举事六次，前仆后继，意气弥厉，革命党之志节与能力，逐渐为国人所重。”同盟会发行的革命公愤（声明革命胜利后本息清还）就是在广西边境起义期间得到华侨认购的，说明广大华侨对革命胜利具有坚定的信心。革命志士更受到巨大鼓舞，“河口一役感动军界，以致复有安庆之役。”谭人凤当时在东京，闻“十月电告防城已破，《民报》布发号外，同志喜其由鼓吹时期进于实行时期，皆距跃。越半月，又电告占领镇南关，余以镇南关名颇赫濯而能占领，也大有可为，”反映了当时广大革命志士枕戈待旦、摩拳擦掌的心情。许多留日同盟会员纷纷返回各省准备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广西边疆起义，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在几个方面有所转变。第一、从联络会党转为运动新军。胡汉民说：“我从河内出走后到香港，……和伯先（赵声）商量以后军事进行的方针。伯先以为：以后举事民军简直不中用，非运动新军不可，民军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新军比较来得好，而且投身新军的人往往有真正想救国家的人，连秀才举人也有投到新军里面当兵的，可见一斑。当时大家的意见差不多，我们将此意见报告总理（指孙中山），总理也深以为然。于是先生（也是指孙中山）又叫我到南洋筹款，以为运动新军再起革命之预备。”于是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武昌新军起义。第二、从激烈的军事斗争时期转到积聚革命力量时期。同盟会成立后重点放在军事斗争上，连续举行六次武装起义，其他工作相对停顿下来。通过这些起义，同盟会察觉到革命的主观力量弱小，财源枯竭，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所以“河口之役失败后，军事停顿而党务复兴。……采取开放主义，广收同志，又在粤设分机关，是年在粤港两地加盟者二千余人，就中以倪映典所招新军士兵居大多数。”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艰苦地积聚力量，是取得革命胜利重要的一步。第三、从分散小搞到集中大搞。广西边境起义的做法是：到处活动，成熟一个，发动一个，所以起义连续不断，旋起旋落。同盟会检讨了这样做法力量不集中，计划性不强，成功希望小。“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等人提出一个办法，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这就是著名的1911年夏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这种方法是否妥当暂置不论，但从分散的、小规模的起义到集中的、比较有计划的起义，确是广西边疆起义后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